读军校的时候,我喜欢上文学。每到周末,我会往图书馆跑,去借书,也是去看望一位老人。
图书馆位于学校的正中央,是一座四层新式建筑,但仍然掩映在高高的木棉树下。校领导说,咱们这座学校,原是黄埔军校的一所分校,算得上历史悠久了。
几乎每次去图书馆,都会看到一位精神矍烁的老人在园子里除草、剪枝、浇水,从从容容,不疾不徐。一成不变的,老人头戴一顶草帽,上身穿一件白衬衣,下身穿一条洗得有些掉色的军裤。见到我们这些扛着红肩章的学员,老人常会习惯性地朝我们招手,露出一脸慈祥的笑容。
我每从那儿过,眼光都会落那些花上。月季、扶桑、海棠、栀子花是天天见着的,颜色各异的花瓣儿硕大丰腴,争相在老人面前斗艳,这使我常常想起《警示恒言》里那位爱花如命的灌园叟秋翁来。
秋,一场台风减弱后的热带风暴席卷羊城,园子里的花凋落一地,风雨一过,老人就去打扫园子,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原以为,老人只不过是学校雇佣的一名普通园丁,专门伺弄园子里的花花草草,时间久了,又觉得不像,他比一般园丁穿戴整齐,浑身上下透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有一次,我有意无意地询问图书管理员:“那个浇花的老头,有些怪怪的,有什么来历吧?”
管理员看着我,笑吟吟地说:“他呀,是咱们学校的退休老教授,享受副师级待遇呢。”
老人年轻时颇有才气,可以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他从华南师范学院毕业时,正赶上筹建这所军事院校,就报名应征,成为这所军校的第一批文化教员。可人世间的事情就是造化弄人,他太有才气,年轻时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那场“大鸣大放”整风运动中,有人就抓住他写的文章,说是他抨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他贬成了一个清洁工。
当时,国家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各大专院校、教研室都分配了发表学术论文指标,因为他文笔好,有才气,就被推选为“鸣放论文”主笔,署名是“军事学院理论课题组”。这篇文章本是集体创作,但在后来清算的时候,却成了他的个人言论。
被贬之后,他也没说什么,工作之余还是钻进图书馆看书。此时,图书馆分来一名管理员,姑娘姓杨,一位活泼大方,能歌善赋的才女。小杨很快就发现,在自己经常接触的人当中,偏偏这个扫大街的清洁工跟别人不一样,在纷乱的世道中独守那一份坚定和执着,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只要他来看书,小杨都会上前跟他聊上一阵,请教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还悄悄给他配了一把图书馆的钥匙,他也是对小杨一片倾心,渐渐地,两个人萌生了爱情的火花,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处境,为了不连累姑娘,就尽量开始躲着她。这人也是奇怪,你越是躲避,姑娘就越是对他牵肠挂肚,越想跟他生活在一起,恨不得成为他的骨,他的肉。
这年寒假,他回了一趟家,从家里带回来一些干粮咸菜,就一个人钻进了图书馆。因为心里有着牵挂,小杨也早早返回学校,去敲他宿舍的门,他不在,小杨猜想他可能还在老家,就坐上长途车,好不容易找到他家,却听说他大年初二就返校了,赶忙往学校返,那个年代的长途车并不像现在这么多,一天往返也就只有一班,赶不上长途车,小杨就步行走到火车站,在候车室里挨了五六个小时的冻,才坐上一趟慢车,晃晃当当地回到学校,推开图书馆大门,他果然就在里面,好像是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小杨顾不得害羞,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眼泪就跟着“扑簌簌”掉下来。
右派的帽子还没有摘下来,又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图书馆的藏书几乎都成了反动文化的代表,革命委员会给小杨下达了甄别图书、限期焚烧的任务。得知此事,他感到万分焦急,决定冒着风险抢救图书,而小杨也是义无反顾地成为他的助手。
身为一名清洁工,有事没事往图书馆里跑,自然引起了革委会的注意,更麻烦的是,革委会里的一个造反派小头头,对小杨百般纠缠,动手动脚。当他发现小杨竟然和清洁工情意绵绵的时候,就找借口把他发配到了地处偏远的劳改农场。
这天下午,小杨完成了甄别图书的任务,在怀里夹带了几本书,准备下班,图书馆大门突然“砰”地一下子打开了,革委会小头头提着一条皮带闯将进来,扑上来对小杨又搂又抱,小杨拼命挣扎,夹带在棉衣里的几本书掉了出来,一本是《青春之歌》,一本是《红楼梦》,小头头看到这些书,就好像抓住了小杨的犯罪证据,要对小杨实施强奸,小杨不知哪来的勇气,搬起一把椅子朝这个小头头砸了下来,然后一把推开大门,趁夜跑了十几里路,赶到劳改农场。
小杨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当晚,她把自己的千般柔情、万般爱意和一个女人最宝贵的贞洁都交给了他,彻彻底底地做了一回女人,第二天一早,就毫不犹豫地跳了河。姑娘尸体被打捞上来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任谁也合不上。直到第二天要下葬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他从农场匆匆赶来,跪在姑娘的尸身前号啕大哭,说也奇怪,当他伸出右手轻轻抚过姑娘脸颊的时候,姑娘的两只眼睛竟然闭上了,显得那样纯洁,那样安祥。当晚,学校里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子,这天晚上十点多钟,刚刚喝酒回来嘴里哼着《打虎上山》的革委会小头头,不知让谁从背后拍了一板砖,正拍在后脑勺上,虽然没死,从此却成了植物人。
文革结束以后,他得到了平反,恢复了教师身份。教课之余,他就种花种草,后来干脆申请调到学校图书馆,既是一位享受副师职待遇的图书管理员,同时又是一名义务园丁。退休后,老人仍然坚持过来伺弄花草,成了一位专职花匠。
后来,我与老人成忘年之交,每次去图书馆,都与老人说一会话。老人会放下手中的花剪,拉我坐到小亭子里,给我讲花讲草。他说,自然是有感知的,最懂得感恩,哪怕是一朵花,一株草,你施于它关爱的恩泽,它回报你的,必然是全力的蓬勃。
【注】灌园叟晚逢仙女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收入《醒世恒言》第4卷。秋翁名先,自号灌园叟,爱花成癖。遇有好花,总要设法买下,有时甚至是典衣买花。宦家子弟张委,一日发现秋翁家花枝艳丽,闯进去就乱采。秋翁阻止,张委就与众恶少将花园的花全部砸坏。恶少走后,秋翁对着残花悲哭,感动了花神,使落花重返枝头。张委得知此事,买通官府,诬告秋翁为妖人,把他抓进监狱,并霸占了秋翁的花园。正当张委得意之时,花神狂风大作,将张委和爪牙吹落进粪窖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