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临终前，我去看望她。

她是我小学启蒙老师，身兼一至五年级的全部课程：语文、数学、画画、音乐和体育。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华北地区某大山深处这样一所普通山村小学校的教学环境，如果不是像我这样有过亲身体验，是根本无法相像的。我在那里读了一年书，接受了我的启蒙教育，影响终生。

这所小学的名字，叫做“团坡子小学”。学校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一个班，五个年级，算上我，36名学生。

之所以说“算上我”，是因为，团坡子小学的其他35名学生，都是本村村民的孩子，我是唯一一个城市户口的插班生。6岁那年，父亲被派到这个山沟里驻守后勤仓库，部队驻地就在团坡子村。能够为人民解放军做点事，是村里的光荣，也是学校的光荣，于是，我就光荣地进入了团坡子小学。

立冬过后一个清冷的早晨，一身军装的父亲领着我，推开教室的破木门。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赵老师，但村干部都已经打过了招呼，所以一见到我们，赵老师就亲切地迎上来，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对父亲说：“解放军同志，我们都已经给孩子安排好了，就坐在第一排。” 说完，赵老师低头看我，一边看，一边说：“哎呀，这孩子真是可爱，快来，来，认识一下你的同学！”

开始，教室里一片寂静。随即，就像是炸开了锅，几个四五年级的大孩子，竟然踩到桌子上，像看西洋景似的，抻着长脖子看我。那天，我穿着一身条绒面料的衣服，母亲在上面给我绣了小动物的图案，煞是可爱。在城里，这样的穿着不算什么，但这里，男同学都是一模一样的深蓝色棉布大袄，女同学都是一模一样的碎花棉布大袄，就像是从同一块布料上裁剪下来的。他们腰问系的不是腰带，是粗布条。并且，男同学几乎个个都咧着怀，即便是再冷的天，也露出一小块肚皮。

像我这样一个从城市里来的小男孩，成了这里的小洋人。

农村孩子普遍上学要晚，我是全班，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就坐在了第一排。在这里，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真正的课桌，一二年级学生的课桌，是一棵从中间纵向锯开的大树，平面朝上，半圆的一面朝下，我们每天就趴在这上面写作业。部队驻地离村子有一段较远的路，每天中午，当同学们都回家的时候，我就跟着赵老师，去她家吃饭。

赵老师家的生活很简朴，她有两个女儿，最小的女孩囡囡比我大一岁，和我是同桌。在我到来之前，囡囡是全校年龄最小的。他们家，几乎顿顿饭都吃煮地瓜和自己腌制的咸菜。我吃的是小灶，赵老师会专门给我炒一小盘菜，菜里有点肉，我吃菜的时候，囡囡经常瞪着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望着我，我让她一起吃，她总摇头，不肯吃。

赵老师的丈夫姓魏，我喊他魏叔。魏叔是一个长相黝黑，五大三粗的农民。不知道为什么，在课堂上那么和蔼慈祥的赵老师，一回到自己的家，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对魏叔那么严厉，魏叔对赵老师却总是百依百顺。魏叔对我很好，他经常看着我傻呵呵地笑，有一次对我说：“别走了，就留在我们家多好。” 这话刚好被赵老师听到了，赵老师立马瞪起眼来，大声呵斥着：“你什么时候能知道天高地厚。” 魏叔立即缩回脖子，满脸堆笑。

那时候我年龄小，对许多事情懵懵懂懂，但也会常常感到赵老师这个家庭，实在是有许许多多的不一般。比方说，赵老师能够说那么好的一口普通话，魏叔却是满口当地方言，土得掉渣。赵老师长得那么漂亮，甚至，我能够嗅到她身上透露出一股清香的气息，魏叔比赵老师整整大了十一岁，皮肤又黑又粗不说，据说还不识字，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歪歪扭扭写不好。

我在团坡子小学读完一年级，夏天，就随着父亲调回到省城。我是在伏假（山里不叫暑假）里走的，没能够跟赵老师道别。后来，父亲因为工作关系，回过山沟几次。一次，赵老师得知父亲回来，就骑着一辆大轮自行车急匆匆赶到部队，硬是要退给父亲3毛钱菜金。赵老师还托父亲捎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鼓励的话。这样的笔记本，在山沟沟里是稀罕物，但在省城，比这漂亮的笔记本多了去了，我不知丢到了哪里，赵老师当年写给我的那句话，也早已经不记得。

四十年后的一个冬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去看一看赵老师。在团坡子的村头，遇见许多晒太阳的老人。老人们说，村里的那所小学已经荒废二十几年了。赵老师也早已经带着她的丈夫老魏，去了省城。

我爬上山顶，去找当年的教室。学校的围栏、教室的墙体，都已经倒塌，小操场上也是遍地荒芜，当年的笑声，却依稀在侧：高年级的女生在跳皮筋、踢毽子，男生在打宝、斗鸡……赵老师带着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一起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她总是扮演挡在最前面的那只老母鸡，呵护着我们。

从当地县教育局那里，我了解到有关赵老师的故事。赵老师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文革开始时受到冲击，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放到了盐碱地农场劳动改造，赵老师也因此受到牵连，17岁那年就随着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来到了团坡子村。因为年龄小，又是女孩子，再加上自己的“不良身份”，时常受到欺负和骚扰。有一次，赵老师半夜起来上厕所，被村里的一个二流子捂住嘴就往墙角处拽，幸好被正在巡岗的民兵连长魏黑子及时发现，将赵老师救了下来。转过年，赵老师就嫁给了魏黑子。魏黑子祖祖辈辈都是赤贫，家庭出身好，赵老师嫁给老魏，就找到了一张保护伞，从此再也没人敢欺负她。

说来也怪，魏黑子堂堂一个民兵连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说话嗓门也比别人高出八度，但在赵老师面前却比小绵羊还温顺，对赵老师总是言听计从。经常有人笑话魏黑子怕老婆，魏黑子不但不恼，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俺是大老粗，没文化，听媳妇的。”

八十年代初，赵老师的父亲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军籍，赵老师也回到省城。当时就有人断言，赵老师一定会跟魏黑子离婚，因为两个人的身份实在差距悬殊，生活习惯迥异，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但令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赵老师非但没有离婚，反而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为由，把魏黑子也调到省城。

接电话的是囡囡。囡囡说，母亲住进了省立肿瘤医院，是癌症晚期。傍晚时分，我匆匆赶到医院，透过病房门上小窗，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赵老师，还有守在病床旁边的魏叔。岁月的流逝，他们都已经苍老，但面容依稀当年。魏叔正佝偻着背，在给赵老师喂稀饭，一勺，又一勺，十分耐心。赵老师目光痴呆，好像并不认得眼前这个人，不时地，要哭要闹，魏叔就放下碗去哄她，像是在哄孩子，那声音，又轻又细，怕是稍稍重了一点，就会掉在地上摔碎了似的。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见赵老师，是在她弥留之际。那天我接到囡囡的电话，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病房里，安静得能够听到落地的针。赵老师吃力地睁开眼睛，目光久久停在魏叔脸上，看了老半天，一只手，努力地伸过来，魏叔赶紧伸出手去，紧紧握住。此时，赵老师好像是在拼尽全力地说：“你，是谁呀？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的。”

魏叔柔声说：“是我，老魏。来生我投胎当教书先生，再照顾你一辈子。”眉宇间，尽是温存。

先是一滴，然后是两滴，再后来是一行、两行，泪水顺着赵老师的眼角滑落下来。

写于 2018.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