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私人战争：为什么 PTSD 仍然被忽视

专家说，数百万人受到创伤的影响，PTSD已成为流行语，一种文化现象广为流传。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得到治疗呢？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Mind专栏。 发表于4月4日， 2022年。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04/well/mind/ptsd-trauma-symptoms.html

作者： 丹尼 布鲁姆（Dani Blum）

Nancy Méndez-Booth （南希 门德斯-布斯）在 2008 年冬天生下一个死婴后不久被诊断出患有PTSD。那天在她赶到医院后的一个小时内，在痛苦的分娩和终于做妈妈的狂喜兴奋中，一位医生告诉她，她计划了多年，怀胎十月孕育的婴儿出生后没有心跳。

当她从医院回家时，南希说她觉得自己好像“从火星上来的”。她在自己的公寓楼里迷路了。她在麻木、强烈的偏执狂（她担心警察会因为她儿子的死而逮捕她）和爆发的愤怒之间摇摆不定。她的厨房里的柜子都变得松动，因为她会一遍又一遍地把橱子门撞在一起，寻找一种方法来释放出她强烈的愤怒。

“我只想对自己说，在 15 分钟的时间里，谁在她头脑中经历了这样四种不同的、强烈到难以置信的精神状态？”门德斯-布斯女士家住新泽西州，是一位作家和教育家。她分不清过去和现在；她脑海里不停地闪回她在分娩的产床上。她以为自己正在经历精神分裂症，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在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或 PTSD。

门德斯-布斯 女士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得到明确的诊断。据专家介绍，这种疾病未被发现和诊断是非常常见的。关于谁会患上 PTSD 的普遍误解，以及对其复杂的症状群的混淆，可能会阻止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寻求治疗，或意识不到他们根本就患有这种疾病。 Bessel van der Kolk，关于该主题的开创性书籍“身体保持记录【The body keeps the score】”的作者，以及治疗创伤领域的领先专家，说：“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没有诊断的情况下患有 PTSD“.

PTSD 于 1980 年首次作为官方诊断进入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以应对越南战争后退伍军人所表现出的症状。而今天，战争中幸存的人们（包括军人，平民）仍然报告该病的高发病率。根据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数据，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服役的退伍军人中，有 11% 到 20% 的人在某一年患有 PTSD。随着COVID-19疫情蔓延越来越多的家庭遭遇死亡个案，和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越来越多的公民参战，研究人员预计未来几年会出现PTSD病例遽升。

不只是战争参战人员，一般人也受到创伤后压力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PTSD专家、《不可言喻的心灵》【The Unspeakable Mind】一书的作者沙利·贾恩（Shaili Jain）博士说，最有可能导致 PTSD 的创伤是强奸，家暴，而战斗创伤是“紧随其后”的。这就是为什么她与 van der Kolk 博士和其他专家一起表示，让更多人了解 PTSD 的真正含义至关重要。

为什么PTSD不被及时治疗

国家PTSD中心执行主任保拉施努尔（Paula Schnurr）说，美国大约 70% 的成年人至少经历过一次创伤事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将其定义为“感觉恐惧、无助、严重伤害，或受到严重伤害或死亡的威胁。” 但根据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数据，只有 6% 的人口会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患上 PTSD，其中大部分是女性。科学家们仍在试图找出这些差异背后的生物学和社会因素，比如原生家庭代际创伤、PTSD的某些元素可能会遗传的观念、工作原理、以及由反复的创伤事件引起的“复杂”创伤，对一个人的心理状况的影响。

“当我们第一次做出 PTSD 诊断时，我们说它来自人类经验范围之外的非常规事件，” van der Kolk 博士说，他指的是治疗这种疾病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这就是我们完全不明白或忽略的地方， 即认为创伤是特殊的罕见的。”

34 岁的 Vanessa Haye 来自英格兰东米德兰兹郡（East Midlands），她在 2019 年因宫外孕而患上 PTSD。她在怀孕 9 周后因腹痛急忙赶到医院，却不幸接受手术；一位医生告诉她，她可能活不下去了。在痛苦的恢复三周后，她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理还未完全成型的胎儿的遗骸：火葬还是埋葬。之后，她开始经历令人衰弱的闪回。海耶女士会在每天凌晨 3 点前醒来，从噩梦中惊醒，想知道婴儿如果还活着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侵入性的想法劫持了她的大脑；她会带着她蹒跚学步的孩子去散步，却想象一辆汽车撞上他们俩。当她的丈夫没有接电话时，她会害怕到以为他已经死了。一切似乎都看上去是一种风险。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她的月经停止了。六个月后，她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她 PTSD 在宫外孕后很常见。尽管如此，海耶女士还是觉得自己与这个诊断无法产生联结，对它可能适用于她感到震惊。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开始定期去看心理治疗师，并开始学习拼凑出一种应对她症状的方法。

识别症状

研究表明，早期干预对于管理和预防 PTSD 发病至关重要。但杰恩博士说，出现症状的人可能需要长达两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得到诊断，而那些在头两年内未接受治疗的人康复的几率要低得多。

30 岁的娜塔莉亚·钟 (Natalia Chung) 在结束一段虐待的情侣关系后于 2016 年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 一直没有确诊是“因为我不曾上过战场，”她说。许多像钟女士这样的人是在与这种疾病斗争多年后才开始治疗PTSD，努力应对一些通过早期治疗可能一开始就能避免出现的症状。

美国心理学会医疗保健创新高级主管 Vaile Wright 说，人们推迟治疗的部分原因是“回避问题是 PTSD 的标志”。这种疾病会让人们倾向于忽视创伤的提醒，他们让自己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窄小，以阻止暴露任何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证据。

对于 39 岁的 Michelle DiMuria 来说，雨水溅到她的窗户上可能会引发一次病情发作。 2015 年她被强奸的那天正在下雨，天气把她的大脑重新拖回到了那次袭击中。她无法停止在脑海中画出攻击者的脸。自从 DiMuria 女士在 2017 年秋季被诊断出患有 PTSD 以来，她一直在努力避免让她陷入回忆的日常生活片段：古龙水的气味，她的袭击者喜欢的某些歌曲的声音。她的背部在袭击中多处受伤，她试图避免在镜子里看到散落在她皮肤上的手术缝合后留下来的疤痕。

DiMuria 女士创立了一个名为 Bee Daring Foundation 的心理健康倡导组织，当她在公共场合外出时，她会戴着一个编织的蓝绿色手链。她告诉朋友，如果她开始身体抖动，她很可能会解体。她拼凑出应对糟糕日子的机制，吃花生巧克力豆、看漫威电影和涂色。她一边看足球，一边对着屏幕大喊大叫，试图为伴随着 PTSD 来的激增的攻击性寻找发泄出口。

赖特博士说，情绪波动对于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来说是典型的。 “他们觉得自己快疯了，”她说。 “他们通常不会将其识别为 PTSD，直到某个理想情况下，一个训练有素的治疗师告诉他们，这种情绪波动实际上是对发生的非正常事件的真正正常反应。”

不过，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 PTSD 研究和治疗项目主任 Yuval Neria 说，接受这种培训的治疗师太少了。而且这种疾病特别难以治疗，因为它经常与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有关：成瘾、抑郁、焦虑。除非临床医生受过专门培训以询问创伤，否则他们可能很难将 PTSD 确定为患者的根本问题。

“我们需要更快地识别患者，让他们更快地接受治疗，以免这个成为可怕的问题，”贾恩博士说。 “因为现实是，这是一种可控的、可治疗的疾病。”

尽管专家们还不了解这种疾病，但 PTSD 的语言已经成为现代对话的常见流行语。 “触发”（trigered）是流行语，社交媒体上大有“创伤”(trauma) 趋势。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连续近 180 周登上平装本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得了热烈的追随。 但是van der Kolk 范德科尔克博士在被问及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时说，“我非常不确定它所产生的影响，” 他说他没有看到由于他的工作而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国会没有开新的听证会关注PTSD，医学院课程也没有大范围的变化。

一些专家表示，这种滥用的普适性淡化了 PTSD 的含义。英格兰诺丁汉大学法医精神病学临床副教授约翰·塔利（John Tully）说，这种疾病根源于严重的创伤。 “我们谈论的是危及生命或接近，”他说，当人们把它应用得太宽泛时，这个词就失去了意义，而PTSD不仅仅意味着与令人不安的事件的后果搏斗。

“当我们谈到办公室压力会导致PTSD，当人们在推特上写下关于我的恶意内容会导致PTSD，这就是临床医生开始怀疑的时候，”他说。

寻求帮助

PTSD并不总是具有线性轨迹，也没有明显的恢复迹象。对海耶女士而言，与治疗师密切合作帮助她识别并应对自己的症状；她能够轻松地整夜入睡。

不过，传统的谈话疗法并不是唯一的治疗选择。长时间暴露 （long exposure)，一种涉及患者多次的详细精确的描述创伤事件的认知干预，已被证明可以在 9 到 12 次治疗中缓解 PTSD 症状。新兴的实验疗法，从虚拟现实疗法到控制剂量的 MDMA，都显示出积极的结果。

Jain 博士说，数字工具也有助于管理这种疾病。例如，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一款名为 PTSD Coach 的应用程序提供了有关这种疾病的信息以及帮助人们应对症状的基础练习。

Schnurr 博士说，认知加工疗法、药物和一种称为眼球运动脱敏和再加工（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或称 E.M.D.R. 的治疗技术在治疗这种疾病方面也非常有效。 E.M.D.R.练习能帮助门德斯-布斯 女士应对惊恐发作；她仍然有妄想症，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发作变得不那么频繁了。她现在过着比她第一次出现症状时所可能想象的更充实、更有效能的生活。

“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她说。 “这是我身体组织的一部分。但这不是我的全部。”

Dani Blum 是《纽约时报》Well 服务台的新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