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初中时在国内学的世界史，课本只是薄薄的一小册，课外阅读也少得可怜。除了为了应付考试，死记硬背了些名字，事件和年代，其他什么也没学到。我们那个年代国内中学历史教学很失败，因为它忽视和压抑了历史最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历史能引发人去思考。

后来到了美国，美国史是高中的必修课，厚厚的一大本书，边查字典边读，读得似懂非懂。即使读懂了也不够，还要写文章，并且必须写出自己的思考。对于在国内即没有受到过这种训练，英文底子又很薄弱的我，真是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后来兴许是我的刻苦精神感动了老师，美国史课侥幸得了一个好成绩不说，申请大学时老师还写了个非常给力的推荐信。

作为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理工男，一直想弥补自己在文科和艺术修养上的不足。于是在本科一年级初入校门后，又马上选修了音乐和罗马史这两门跟理工专业完全无关的课程。虽然英文已基本不是问题，但本来就晦涩难懂，还掺杂着很多拉丁词汇的罗马史大部头读起来仍然吃力。不过已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啃下来。后来等到自己的孩子们上学，看到拉丁文被设为初中部的必修课，而且是要求至少学三年，禁不住为他们学校这种严格要求喝彩。他们拉丁文课中的阅读基本都和古罗马有关，包括阅读凯撒和西塞罗所著写的原文。虽说美国学校对数理化的训练没有国内严格，但是文科人家可丝毫不含糊。其实拉丁文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我们国内初中开始学的文言文。没有一点西方“文言文”基础，读古典罗马历史的确有困难。

“The Age of Augustus, the Birth of Christ,” by Jean-Leon Gerome, between 1852 and 1854 (Collection: Getty Center)

这幅由法国画家Jean-Leon Gerome创作于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名画，展现的是奥古斯都坐在中央高高在上的王位上接见民众的情景。来自罗马帝国不同地区的臣民，肤色服饰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有的还拖着他们的“战利品”，前方中间是耶稣诞生的画面。拿破仑三世在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之后，成功地发动政变并成为皇帝，同时受到法国民众的拥戴。画中的废掉罗马共和国体制而称帝的奥古斯塔的含义不言而喻。

拉丁文Pax Romana的意思是“罗马和平”，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特指从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时代长达二百年的太平盛世。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打江山者需要在军事上击败对手，坐江山者需要把国计民生治理的井井有条。作为一个最高领导者和独裁者，不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的同时，都要在政治上挫败各种篡权的挑战并获得民众的拥护。作为“罗马和平”盛世的开创者，奥古斯都在军事上完胜了对手，在政治上大权牢牢在握并彻底推翻共和体制而称帝，在经济上施行“养民也惠”的政策并带领罗马走上了两百年的繁荣道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有很多，但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成就上都能像奥古斯都这样登峰造极的却屈指可数。

Antony and Cleopatra at the Battle of Actium, Johann Georg Platzer (1704–1761), The Wellington Collection, Apsley House

凯撒遇刺后，马克安东尼，雷必达和与屋大维一起组成了后三头同盟（The Second Triumvirate），将罗马分三而治。马克安东尼与其情人埃及艳后克丽奥帕特拉七世所管辖的地区包括埃及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后来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决裂，两军在位于希腊西部的阿克提姆海面上展开决战。

在内战中刚取得胜利后大权在握的凯撒，拟写遗嘱时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在遗嘱中命名当时仅有17岁的屋大维（Octavius，屋大维即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后来的尊称）为继承人，本是准备让屋大维在自己麾下加以锤炼，再逐渐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但人算不如天算，仅仅一年后凯撒就死于非命，年仅18岁的屋大维立刻被推到了激烈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让我想到的用在这里应该很恰当的英文说法：Throw under the bus）。屋大维所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刚刚刺杀了凯撒的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和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所领导的共和派党羽众多，气焰嚣张；手握兵权野心勃勃的昔日凯撒副手马克·安东尼也虎视眈眈，伺机夺权。屋大维能够在这种危险环境下，首先不露声色地联络凯撒的前部下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再结盟安东尼共同征讨逃至希腊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然后一举肃清了刺杀凯撒的阴谋集团，并迫使布鲁图战败后自杀。在这之后，屋大维又逐渐积蓄力量，步步为营，终于在33岁的时候在内战中击败安东尼，让罗马结束了自马略（Gaius Marius）和苏拉（Sulla）年代开始的断断续续的因政治斗争引起的内战。

“The Battle of Actium,” by Laureys a Castro, 1672 （Collectio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London）

在阿克提姆海战中，屋大维的舰队由其爱将阿格里帕指挥，而安东尼的舰队则由他的情人克丽奥帕特拉七世所支援。海战以屋大维军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安东尼和克丽奥帕特拉虽然得以逃脱，但已元气大伤。

屋大维在军事上完败他的对手，但屋大维本人并非是像凯撒，拿破仑或者毛泽东那种具有“创造性天才”的军事家。能够取得内战的胜利并平定边境，靠的是他手下的将军们。他自己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曾屡战屡败。屋大维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知己知彼和知人善任。当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凯撒那种军事天才时，他就早早将军事指挥权让予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只做一个挂名的总司令，而把精力都集中于完善罗马的内政。其实，让一个军事天才去主管一个国家的内政，很多时候是强人所难。军事家要敢于牺牲和冒险，关键时刻须要剑走偏锋，孤注一掷。而建设一个国家则需要养民也惠，循序渐进。治军杀敌需要一股不顾一切的狠劲，而搞建设则需要顺势利导的柔和政策。军事上的奇才可以同时是政治上的狠手，但如果携着那种战场上的自信和政治上的狠劲来治理经济，却常常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屋大维在军事指挥上的平庸，也许恰恰是罗马的福音。连年的征战，使屋大维深刻体会到战争对黎民百姓的伤害。他明确意识到帝国领土的军事扩张已经到极限。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动用尽量少的资源来保证边境的和平才是上策。同时，他推行低税率和高度地方自治，修生养民，发展经济，致力于基础设施兴建和法律制度完善。在消灭了安东尼统一了国家之后，他在政治和治理国家方面的出色天才得以充分的显示出来。

“The Death of Cleopatra,”  by Jean-Andre Rixens, 1879

屋大维在阿克提姆海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挥军南下直逼安东尼和克丽奥帕特拉的老巢埃及。马克安东尼兵败身死，克丽奥帕特拉不堪忍受被俘游街的耻辱，服毒自杀（传说中是用毒蛇自杀）。屋大维其实并不想杀克丽奥帕特拉，但是以凯撒养子身份继承了凯撒衣钵的他执意杀死了克丽奥帕特拉和凯撒的私生子凯撒里昂（Caesarion）。以避免这个凯撒亲生儿子对屋大维皇位的威胁。

奥古斯都是一个保守型的政治家。他秉信低税率，精简政府和财政自律。他统治下的罗马公民没有收入税，尚未获得公民权的行省居民只须缴纳“拾一”税，即百分之十的收入税。商业税（相当于今天的销售税）仅是百分之一，关税是百分之五。在罗马统治的行省地区，包括今天的西班牙，法国，瑞士，奥地利，巴尔干半岛，中近东地区和北非，低税收和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上农业和贸易的发展，大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行省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反叛罗马统治的现象越来越少，而且社会治安也越来越好。现在去参观那些古罗马时代的别墅，能看到罗马时代建筑跟中世纪的城堡的有非常的不同特点。同为“豪宅”，中世纪城堡注重的更是战争中的防御，而罗马别墅设计却根本没有战备的理念，只在周围有防野兽的矮墙。这是因为当时有“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居民无论贫富都不需要担心中世纪那种经常性的战乱。在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城甚至拆掉了原有的城墙。

“Augustus Closing the Temple of Janus,” by Louis de Silvestre, 1757 (Collection: Gemäldegalerie, Dresden)

Janus是罗马神教中的双面门神。位于罗马中心广场的Janus神庙有一前一后两个大门，庙门的关闭象征着和平。奥古斯都在阿克提姆海战胜利后关闭了庙门，揭开了Pax Romana和平年代的序幕。

罗马帝国北方是“蛮族”，东临宿敌帕迪亚王国，南部是北非的沙漠游牧民族，保卫边疆的安定是一大难题。内战结束时罗马有五十万军队，对当时的国家财政是非常大的负担。奥古斯都果断地裁军，将正规军裁至25个军团，总数仅17万人。用十七万人防守几千里的边防线，用现在的眼光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罗马人在奥古斯都的坚持下却奇迹般地做到了。他们建立了一套非常高效的防御体系，从奥古斯塔执政开始的200年间，虽然边境上时有战争，但基本保证了境内的和平。奥古斯都还建立了兵役期满后由国家为军人发放退休金的政策，让士兵更效忠于国家而不是某位将军。普通士兵的服役期一般长达20-25年，长服役期保证了军人的高度职业性和超强的战斗力。在非战争期间，军队就变成了“生产建设兵团”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古罗马留下的不少大道和水道工程遗迹，今天还能找到“某某军团建设”字样的石刻。

奥古斯都施政中的财政自律，对今天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他在提高税率和消减政府支出之间，强调的更是后者。保持低税率是他锁定的基本国策，他的治国哲学就是国家必须在其财政收入允许范围内下办尽量多的事，而不是为了办更多的事去增加百姓的负担。当然，罗马有很多作为价格低廉的劳动力的奴隶，但即使这样，能够在长达二百年间保持如此低的税率，同时成功运作一个庞大的帝国也堪称奇迹。奴隶制虽然及其不公平，但和后来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相比，罗马时代的大多数奴隶是可以保证基本温饱的，而中世纪的农民很多连罗马时代的奴隶生活水平还达不到。而且罗马的奴隶是可以通过劳动所得来赎身获取自由的，在罗马历史上曾有大批的“解放奴隶”，至少这给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提供了一个成为平民的出路。

Rehearsal of "The Flute Player" and "Wife of Diomedes" at the Place of Prince Napoléon, by Gustave Boulanger, 1861

1855年，拿破仑王子（拿破仑三世的表弟）在古庞贝遗址中的Villa of Diomedes启发下仿造了古罗马式的宫殿，这幅油画所展现的是华丽的宫殿中庭内音乐彩排间歇时的情景，犹如当年罗马盛世时代贵族的生活场面。

相比于奥古斯都的高度财政自律，今天的很多政府无休止地举债，财政上也总是没完没了的赤字。这些由政府支配的资金，大多并没有被高效地利用，到处都养着一大批低效却昂贵的公务员，他们的福利永远是有增无减，政府的债务经常是越来越大。绝大多政治家都不愿也无法紧缩预算，税率居高不下，最后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更重的财政负担推给下一代。想想当年Pax Romana时代的奥古斯都和其他执政者，远比今天的政治家们在财政支出上更为自律和严谨，他们真正做到了量入而出，收支平衡。低税率让更多的财富储藏于民间，并通过资本市场使其进入经济中更高效的领域，这也是罗马在Pax Romana时代能够经济高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了罗马后期，在内忧外患迫使下，税率大幅升高。而且政府一改初衷，不再是在财政允许的基础上做事，而是把维持庞大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不断扩增的预算以税收的形式强征于百姓。但事与愿违，扩增的预算非但没有给罗马带来和平，同时也严重损害了罗马的经济。罗马也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衰亡。

“Roman Women,” by Emilio Vasarri (1862-1928)

太平盛世中的罗马妇女，可以无忧无虑地花枝招展，尽情地享受和平和繁荣所带来的红利。

Pax Romana时期所施行的低税收的“养民也惠”政策是保证罗马强盛的一个重要基石。纵观古今历史，除战争年代特殊情况，和平时期一旦税率升高，国家机构就变得臃肿庞大，继而很难再把税率降低，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入恶性循环。所以为政者提高税率必须慎之又慎。在财政支出上保持严谨和自律，才是国家的长久之计。

奥古斯都在财政谨慎的同时，在修建基础设施方面却不吝啬，因为他深知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在奥古斯都执政期间，罗马修建了大批的基础设施，包括“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全国性公路系统，遍布多个城市的公共建筑和广场，以及通过高架桥连接的供水系统。奥古斯都有两个能干的左膀右臂，一个是主管军事的武将阿格里帕，他不仅为奥古斯都南征北战，还领导着一个可以建桥铺路的技术团队，并兴建了很多公共设施。今天仍然屹立在法国普罗旺斯的加尔水道桥（Pont du Gard），就是奥古斯都年代由阿格里帕督造的。另外一个为奥古斯都出谋划策的人是梅塞纳斯（Maecenas），他作为幕后人在外交上为奥古斯都穿针引线，但一生没有出任任何公职。梅塞纳斯家境富裕，对文化赞助十分慷慨，他身边总是聚集着很多诗人，包括被誉为古罗马时代最伟大诗人的维吉尔（Virgil）和贺拉斯（Horace）。文艺复兴时代的但丁非常崇拜维吉尔，并在《神曲》中把维吉尔写成是天国的引路人。奥古斯都时代，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是拉丁文化大繁荣的时代，这也和梅塞纳斯对文化人的慷慨赞助是分不开的。在当代语言中， Maecenas已经演变成文化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

“By A Spring,” by Henryk Siemiradzki, 1898 (Collection: The Lviv Picture Gallery, Lviv, Ukraine)

和平年代，即使是普通的乡间生活，也可以浸透着宁静和温馨。

奥古斯都在自己所著的《功业录》中这样写道：“传给我的是一个砖头砌成的罗马，我留下的是一个大理石垒起的罗马”。奥古斯都无疑是位天才统治者。他施行的新治政绩清单很长，包括稳固政局，安定边疆，更新税制，改革军队，兴建基础设施，精简国会（将元老院由1000人裁员至600人），建立“内阁”，整顿行省，改革货币，改革选举，更新法律，公开信息，改进粮食储备机制，和实现犹太人自治等。老百姓的生活，在奥古斯都的新治下，得到了质的提高。、

从建立罗马共和国开始，数代的罗马人精英，很多都笃信国家在不能再有王权，这也是为什么有小加图和布鲁图等人，为了阻止凯撒成为终身独裁者，不惜前仆后继去喋血。但当百姓因一位天才领导者的新治，不仅摆脱了战乱，而且生活变得日益富足，这些平民百姓不仅没有理由反对这位施恩者成为皇帝，反而更有理由主动地发自内心地去山呼万岁。对于百姓来说，民主也好，共和也好，皇帝也好，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可以给他们带来的红利。即使是西方已经把民主制度神圣化的今天，也不要高估普通百姓的觉悟。庶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和依赖，远远高于对任何制度或主义。如果世间出现一个“救世主”般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在躺平的同时，满足他们所有的物质生活需求，那么让他们拥护那位领袖成为皇帝，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希特勒能够从一位民选总理，几年内便把一个民主国家转变为纳粹战争机器，这并非是很久远的过去。

“The Pont du Gard,” by Hubert Robert, 1787, (Collection: Louvre Museum)

这座两千年前建造的多层引水桥，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是古罗马时代的工程艺术的杰出代表。

冷战时期，中苏交恶，美国看到了契机。为了制衡苏联，美国开始同中国贸易并向中国输出资本。美国的如意算盘很明显，一边用经济拖垮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然后再用资本让中国变色。经济最终真的拖垮了苏联和东欧，但资本在让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却没有让中国实现民主。比起西方所推崇的人权和自由，中国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是摆脱贫穷并实现物质生活上的小康。而一旦拥有了小康的物质生活，再去争取那些西方推崇的人权和和自由，可能付出的物质代价立刻陡然增大。对于一个被儒家思想影响了两千年的民族的大多普通百姓，这个风险是过于沉重而不愿承担的。如果能够得到富足的物质生活，所需要付出的仅仅是牺牲一些西方所推崇的人权和自由，这对于习惯于高压统治的民族，似乎根本也没有什么大碍。而且客观地说，在人权和自由方面，也是比上不足却比下有余，尤其比起并不很久远的反右或是文革时代，已经是进步了不少。所以西方人无法理解，即使在他们眼里那样缺乏人权和自由的地方，老百姓却有着极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而没有任何要为争取某些权利而斗争的紧迫感。那些西方民主制度的忠实信徒难怪要感到迷惑，因为经济繁荣和民主自由至少在这个案例里已经脱钩。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两百多年里，所向披靡的西方民主意识形态，似乎是第一次碰到了一个比较有力的竞争者。

“Virgil reading the Aeneid to Augustus and Octavia,” by Jean-Joseph Taillasson, 1787 (Collection: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诗人维吉尔亲口朗诵的诗歌里，突然出现了奥古斯都姐姐已过世儿子的名字。奥古斯都想制止维吉尔继续读下去，但为时已晚，旁边的姐姐已悲痛欲绝。奥古斯都把罗马变成了帝制，并一心想把皇位传给血亲，但好几个精心培养的晚辈都不幸早逝，最后只能把皇位传给并无直接血缘关系的提比略。

奥古斯都能把一个有几百年集体领导传统的共和体制的罗马，变成由个人终身独裁的皇帝体制，最主要靠的不是其军事上的胜利，也不是其政治上的铁腕，而更是其“养民也惠”的基本国策。如果一个社会制度的出发点是“养民也惠”，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保障百姓生活在Pax Romana般的和平和繁荣的环境里，老百姓还真的在乎它的领导体制是民主还是集权，是轮换还是终身吗？历史未必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但至少引起我们去思考。

【古罗马感怀系列09】 “养民也惠”与太平盛世  by 雪山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