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学”的工具论缺欠】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其负责人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指出：“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所以，“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祥”。可惜，杰出的教育行政管理人才傅斯年自己没有专心向学，只看到西方语言的优势表现，不知道日语片假名那样的表音系统的工具价值。具体地说，只有在汉语里采用汉音元素书写系统，才首次实现了藏语和汉语的词母之间的一一对应转写的双向准确、正确、简易交流[2]。

 陈寅恪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日本人对我国国学之研究超过中国，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国史学的主要竞争对手。”[3]此处他把国学等同于中国史学，没有指出“工具”是什么？，也有提到日语“汉字+平假名+片假名”书写系统的优势。“据说，陈寅恪能使用17种语言，如梵语、巴利语、蒙语、藏语、西夏诸语言、突厥语、维吾尔语、女真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德语、法语、日语和俄语。参阅：许冠三（2），1989，上册，第236页注7；陈哲三，1970，第95页。”[4] 遗憾的是，关于陈寅恪的学术书籍充斥着这样的毫无依据、脱离常识的吹嘘，事实是：“虽然陈寅恪和傅斯年均长期在国外留学，但在他们二人的著作中，却几乎找不到他们在国外时期肯定就已经注意到的有关西方史学之讨论”[5]。可以肯定的只是：陈寅恪能够读写英文、能够读日文的专业文献，但是没有足够的日语知识意识到片假名作为表音系统的工具价值。

关于陈寅恪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1953年，…他要求毛泽东或刘少奇能在一封信中保证他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注2：陆健东，1995，第111-113页；汪荣祖，1988b,第191-192页。”[6]但是，“在论及王国维的自杀时他谈到了独立和自由的理想。但是，除了这些单独的提示外，他并未有系统地详细说明这些概念。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可以证明，陈寅恪的史学之目的在说明一种中国式的普遍人类理性之具体化或者一种作为历史动力的普遍的自由理念。”[7]陈寅恪要求的“独立”、“自由”属于士大夫的特权，不是univeral rights/普遍的“天赋”权利。普遍的权利不需要任何人赐予，也不能被别人剥夺，自己拥有、自己执行，如Spinoza/ㄙㄆㄧㄋㄛㄗㄚ/斯宾诺莎。

“国学”领域只有两位学者得到海外极高评价，其中一位是“推陈出新的史学家陈恒”，“法国东方学大师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称颂他与王国维为中国仅有的二位世界性学者。”[8]不过，王国维和自学成才的陈恒都没有足够的外语知识，没有意识到制约他们的思维的汉字表述的局限性。

 “国学”通常被英译为Sinology，好像成为一门正式的-logy/学科，其实反而说明其所研究的对象与内容（汉学？）之浅显，没有形成近代科学系统中的各个独特专门领域，如汉字所表述的哲学、历史学。而且，“国学”一词也可以指别的“国”之学问，如：“汉文学早就流行于贵族之间。七世纪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而著名。六八二年，设立国学（大学校）提倡汉文学，博士和助教在这里教育十五岁乃至三十岁的年轻贵族子弟。留唐学生迅速使汉文字得到了普及”[9]。

同样地，朝鲜语书写系统“国文”也由近代民族主义而来：“1905年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对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影响很大。...这些刊载有上述内容的刊物的特点是，普及和发展了用朝鲜文与汉文混用体和一律用朝鲜文写成的文章，所以能在群众之中广泛地传播，使文化启蒙运动取得很大的成果。”[10] “国文运动，作为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一翼，它在群众中普及我国的文字和标准语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语文学者，通过制定正确的语法，为朝鲜语的规范化和体系化而努力。他们强调文典的必要性，1908年出版了《大韩文典》等许多著作。/特别是周时经，集一切成果之大成，加以整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在科学研究的牢固基础上，将朝鲜语发展为民族语言，在这方面建树了丰功伟绩，他的《国语、文典、音学》、《国语文法》、《语音》，不仅对朝鲜语文的发展，而且对朝鲜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不朽的功绩。”[11]

钱穆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被一同称作中国的现代“四大史学家”，从他们的作品目录之多可以看出来。钱穆1931年就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概论》，看来对“国学”深有研究。他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可能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读到的关于China/ㄑㄞㄋㄚ的历史，当时（1990年左右）的印象是书中关于作者本人所处的时期的记述，特别是吹捧政治人物（蒋委员长），失去了史学家的身份。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可以说“身不由己”，也可以说“求仁得仁”。到1966年才获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穆耻而不受，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钱穆没有接受过近代自由教育，没有必要期待他的思想能摆脱现实政治与功利的制约。

被其弟子捧为“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1990年9月2日）的钱穆著述甚多，从他晚期的《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2]可以看出一些他对“中国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如“新亚卒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之重镇”（金耀基，总序）；“湘军之真精神真动机，实为包围民族文化，抵御西化入侵”，“真正之民族革命则端自辛亥革命始”（钱穆，序二）；“文化这两个字，在欧洲最多亦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他们本来没有这个观念，演变到最近才有。”“生命与文化谁也不能学谁。”“中国古人所讲的道，即略如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1引言，五）“‘文化’二字，从西方说来，是一个新名词。而在中国，则此一词已甚古老。”（5中国人的文化结构，一）；“倘使先来一番选贤制度，在众贤之中从多数，不是更合理吗？所以民主并不是无往而不可行的”（6结论，六）。钱穆缺乏外语知识，对ㄑㄞㄋㄚ以外的文明只能依靠汉字翻译的文献，没有条件直接学习[13]，没有必要期待他能认识到自己的用汉字表述出来的、在狭隘的古文献考据领域之外的著作[14]的根本性缺欠。

陈寅恪、钱穆之后一代的在欧美得到正规学术训练（大致指获得正式博士学位）的人文学者们明显在运用自己直接从西方文书学到的知识反过来对比ㄑㄞㄋㄚ的历史方面进步很多。如许倬云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书[15]中提到：“我用‘政团’一词，为什么不用‘国家’这个名词？国家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特别意义，它在西方历史发展出来而获得的意义，与非西方的国家意义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我们拿西方意义的国家和我们自己意义的国家交合在一起，就会造成混淆”（20页）。“讨论不同文化的最大麻烦就是找个共通的名词。社会科学还不能用符号语言，至今仍只能用自然语言，而自然语言往往有它自己过去发展的文化附加义。最好是找出超越自然语言的符号，但是又很难，于是社会科学里常在造名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象国家这个字眼也常常在改，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常指皇室，从汉朝到清朝都这么用”（27页）。“知性的活动势必表现为保守的与排他的，能‘炒冷饭’而不能集体以开放与批判的精神，领导文化走向更高层次。汉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浓重的政治趋向而获得社会上无可否认的领袖地位，但是这番胜利也限制了此后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之局，由汉代知道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受困于这个难题”（170页）。“我们大概习惯用‘城邦(City-state)这个名称来称呼中国的古代城邦。那么我们中国古代有没有跟西方一样的城邦呢？并没有！他们的城邦是一种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集体人格，但是我们的城邦从来不是一种人格的。”（219-220页）。不过，这些获得“大师”称号的社会地位的学者知识面仅限于极为狭窄的专业领域，不知道他们自己用于翻译、表述专长的汉字书写系统本身可以参考借用日语的假名系统来突破局限。这里的“城邦”是指π?λις/polis/ㄆㄛㄌㄧㄙ，?ριστοτ?λης[Aristotelēs]/ㄚㄌㄧㄙㄊㄛㄊㄝㄌㄝ-ㄙ/アリストテレース/Aristotle/亚里士多德的Πολιτικ?[Politiká]/ㄆㄛㄌㄧㄊㄧㄎㄚ/politics/政治一书，就是从根本上考证ㄆㄛㄌㄧㄙ的事务，准确译为《论ㄆㄛㄌㄧㄙ事务》[16]。所谓“城邦的集体人格”，也是源于汉字局限的译法，person/persona/ㄆㄜㄦㄙㄛㄋㄚ的概念，来自基督教Trinity/Trinitas/ㄊㄌㄧㄋㄧㄊㄚㄙ/三位一体，类似“位格”[17]，也延续到现在的公司的“法人人格”概念。

“国学”不是一门明确确立的学问，相对明确的Sinology不能被译为“国学”，可以直接译为ㄙㄞㄋㄡ学，但联用语Sino-或词根Sin-很少独立使用，既然是关于ㄑㄞㄋㄚ的学问，译为ㄑㄞㄋㄚ学更容易理解。China一词来自Chin/秦，-a是拉丁语阴性地名词尾。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朝短命而终，但ㄑㄞㄋㄚ却从此成为后来的帝国、人民（民族）、文明的名称。在正式的ㄑㄞㄋㄚ文书里，Chinese characters,Chinese people, Chinese civilization等变成“汉字”、“汉文明”、“汉人（汉族）”等，是因为取代秦朝的汉朝名声更佳、制度更长久稳定，汉代的文士阶层积极介入政治而获得社会上无可否认的行政支配地位。有一段时期，有一些场合用汉字“支那”代表ㄑㄞㄋㄚ（例如“印度支那”），但近代以来，（来自日语汉字表意的）“国家”和“国”成为代表state, country, nation, kingdom, people, civilization等概念的用词被广泛使用，“中国”成为ㄑㄞㄋㄚ的正式名称，ㄑㄞㄋㄚ学成为“（中）国学”。Sinology译为“汉学”比“国学”准确一些。

【作为“国学”比较的Orient/ㄛㄌㄧㄣㄊ学问】

与ㄑㄞㄋㄚ学/汉学对比的学问Orientalism来自概念Orient/ㄛㄌㄧㄣㄊ/（拉丁语原意为“东方”但不能直接意译[18]），但没有成为Orientology/ㄛㄌㄧㄣㄊ学，大概是因为Edward Said/ㄙㄚㄧㄉ/赛义德1978年出版的同名书，是人们觉得对ㄛㄌㄧㄣㄊ的研究必然带有文明/文化上的偏见，不配成为一门客观的学科。这个英语词不能被译为“东方主义”，转写为ㄛㄌㄧㄣㄊ·ㄧㄗㄇ（省略形容词尾-al）最安全，或者“ㄛㄌㄧㄣㄊ学说”也行。其实，ㄛㄌㄧㄣㄊ学说是从《圣经》等古典文献中诞生的、其主要的经典用拉丁文写成[19]。

William Jones（1746-94）被称为“Oriental Jones/ㄛㄌㄧㄣㄊ的ㄐㄛㄣㄗ/琼斯”，据说掌握13种语言、学过28种，1786年2月2日在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上发表的On the Hindus的论文中，天才地猜测：“梵文无论其年代久远，其结构都很美妙；比希腊文更完美，比拉丁文更丰富，比任何一种都更精致，但在动词的词根和语法形式中都与它们有着更强的亲近，这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它们的关系确实如此强，以至于任何一位把这三者都研究过的哲学家都会相信它们来自某个可能不再存在的共同来源。”[20]这是用希腊拉丁文经典研究Indology/ㄧㄣㄉㄧㄚ/古典印度学的杰出范例。

France/ㄈㄌㄢㄙ/法兰西语是最早取代拉丁语的正式欧洲书写语言，也是介绍、研究ㄛㄌㄧㄣㄊ学说和ㄙㄞㄋㄡ学的先驱语言。其中自然含有不少误解，例如Montesquieu/ㄇㄛㄣㄊㄜㄙㄎㄩㄡ/孟德斯鸠说ㄛㄌㄧㄣㄊ的君王不受法律约束，流传很广，被ㄐㄛㄣㄗ纠正[21]。Deutsch/ㄉㄛㄧㄑㄧ/德意志在这方面紧跟而上，得益于没有政治统一的ㄉㄛㄧㄑㄧ各诸侯治下的新成立的大学的百花齐放的自由气氛，而与亚洲关系最深的大英帝国却忙于贸易经商，在18世纪下半到19世纪上半ㄛㄌㄧㄣㄊ学说和ㄙㄞㄋㄡ学兴起之际没有建树[22]。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多少是出于接管行将解体的Ottoman/ㄨㄛㄙㄇㄢ/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疆域的需要，大Britain/ㄅㄌㄧㄊㄞㄣ/不列颠才设立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后改为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ㄛㄌㄧㄣㄊ与非洲研究学院。这里，ㄛㄌㄧㄣㄊ泛指亚洲。

1913-1937年在Islam/ㄧㄙㄌㄚㄇ研究的重镇Leiden/ㄌㄟㄉㄣ/莱顿用英文、ㄈㄌㄢㄙ文和ㄉㄛㄧㄑㄧ文出版的《ㄧㄙㄌㄚㄇ百科全书》（4卷+附加卷）是ㄛㄌㄧㄣㄊ学问的集大成。其中，犹太出身的学者Ignaz Goldziher/ㄍㄛㄦㄗㄧㄏㄜㄦ(1850-1921)脱颖而出，是那个时代最就有成就的ㄛㄌㄧㄣㄊ学者，被巨作《???/Arab/ㄚㄌㄚㄅ/阿拉伯各族人民史》的作者Hourani/ㄏㄨㄌㄚㄋㄧ[23]称赞到：“ㄍㄛㄦㄗㄧㄏㄜㄦ比任何别人都有力地影响了我们对ㄧㄙㄌㄚㄇ的看法”[24]。

对于ㄛㄌㄧㄣㄊ学问的批判更多、更露骨地来自ㄧㄙㄌㄚㄇ世界。除了政教合一的首领如Khomeini/ㄎㄏㄛㄇㄟㄋㄧ/霍梅尼斥责ㄛㄌㄧㄣㄊ学者们为帝国主义服务，Arab/ㄚㄌㄚㄅ词母文明的世界听不到对于ㄛㄌㄧㄣㄊ学问的理性批判。正如ㄉㄛㄧㄑㄧ的ㄛㄌㄧㄣㄊ学者Schaeder指出的那样，“不存在ㄧㄙㄌㄚㄇ哲学，因为所有的Muslim/ㄇㄨㄙㄌㄧㄇ/穆斯林社会里的哲学家们实际上都是非信徒”[25]。这是ㄧㄙㄌㄚㄇ世界和研究ㄧㄙㄌㄚㄇ世界的ㄛㄌㄧㄣㄊ学说的可悲之处。

以上引用Robert Irwin的写作介绍ㄛㄌㄧㄣㄊ学说的状况，不是为了判断ㄙㄚㄧㄉ的书是否是“ a work of malignant charlatanry, in which it is hard to distinguish honest mistakes from willful misrepresentations/恶毒的骗子之作，很难将其中的诚实的错误与故意的虚假陈述区分开来”[26]，而是指出ㄛㄌㄧㄣㄊ学说整体（包括Irwin的书）停留在-ism/ㄧㄗㄇ/主观学说主张主义的领域，而至今为止所有用表意汉字“翻译”、评论关于“东方主义”的文论只不过把原来就很迷惑的真真假假的迷宫又加上一层虚假的外套。

通过对ㄛㄌㄧㄣㄊ学说[27]、ㄧㄣㄉㄧㄚ学[28]的比较，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仅用汉字表述出来的所有与史学哲学神学等相关的文章论著（很多都标以“-学”的称号），都停留在-ism/ㄧㄗㄇ/主观学说主张主义的阶段，而不能抽象提升到-logos/λ?γος/ㄌㄛㄍㄛㄙ/-logy/客观学科水准，由此可以解释汉字表述出来的文明里没有诞生历史学、哲学、神学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学科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

【所谓nation/ㄋㄟㄒㄣ/民族】

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不少人文社科的汉译本，在“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的一些译本中认识到汉字翻译的局限，把原文（英文）同时印出，澄清了很多可能的误解。例如，《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29]一书中承认：“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事实上是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的讨论往往以概念为核心。…概念是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也是资料、数据的综合描述，是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同时，由概念引起的矛盾也比比皆是。”[30]列出statehood译为“国家特征”(p.2)、ethnicity译为“族性”、nationhood译为“民族性”（p.4）、ethnic minority译为“少数民族”(p.13)、Bertrand Russell译为“伯特兰·拉塞尔”(p.52，译者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ㄌㄚㄙㄜㄦ早就有汉字译法“罗素”了)，等。实际上，对于熟悉类似的汉译本内容的读者而言，一眼看到这些英文词汇（人名和用语），大致就看懂了全书。

此书与几乎所有的汉译本一样都把nation/ㄋㄟㄒㄣ一律译为“民族”，如“对大多数人来说，民族，尤其是人们自己的民族，好像是永存的和古老的。他们不能简单地设想一个没有民族的世界，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民族是最近产生的或由精英创造出来的这一思想。...然而今天，大多数学者将那种认为民族永久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归结为‘回顾式民族主义’。对大多数学者来说，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是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产生的。”[31]与此书类似，《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32]一书译者注*：“当前国内学术界对英语nation一词的翻译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应该翻译为‘国族’，有的则认为应该翻译为‘国民’”（p.1）。“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如果有大家都同意的观点，那么就是‘民族主义’是很现代的术语。”（p.6）。它们都没有深入思考ㄋㄟㄒㄣ与文化/语言/书写系统的关系。

1648年签署Westphalia/ㄨㄟㄙㄊㄈㄟㄌㄧㄚ/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nation-state成为近代社会密不可分的常用词，nation与state既被联用，也被互相替换，例如，international被译为国际主义，1919年成立的the League of Nations被译为“国家联盟（国联）”，二战后成立的the United Nations被译为联合国。不过，最重要的区分在于：nation具有文化属性，state具有、专属于政治性质。

参照日语ネーション的解说[33]，n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natio(来自于古希腊语《新约》中的ethnos一词)，意为“出身”，指比家族单位更大的、同样出身背景的人们，类似从各地来到罗马城的“同乡会”。14世纪中世纪时，到Paris/ㄆㄚㄌㄧ/巴黎来学习的来自同样地域、讲同样方言、有同样习俗的人们构成一个（ㄈㄌㄢㄙ古语）nacion/ㄋㄟㄒㄣ。随后，在church council/教会议事团里的分派被称为ㄋㄟㄒㄣ。从16世纪开始，England/ㄧㄣㄍㄜㄌㄢㄉ/英格兰用nation/（发音与nacion同为）ㄋㄟㄒㄣ专指“有主权的人民”，逐渐被别的人群采用。18世纪ㄉㄛㄧㄑㄧ哲学家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ヘルダー/ㄏㄦㄉㄦ-明确定义：一个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化的独立共同体就是一个ㄋㄟㄒㄣ。这个宣言帮助推动了作为一个ㄋㄟㄒㄣ的ㄉㄛㄧㄑㄧ的统一。日语汉字“民族”指文化意义上的ㄋㄟㄒㄣ，“国民”指政治意义上的ㄋㄟㄒㄣ。

【20世纪哲学的启发】

20世纪的哲学，包括分析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围绕语言展开的哲学”、“语言分析的哲学”，以Ludwig Wittgenstein/ㄨㄧ_ㄊ ㄍㄣㄒㄊㄞㄣ/维特根斯坦的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年初版）[34]为先导。“维特根斯坦先生的《逻辑哲学论》...从符号系统的原则和任何语言中词和事物之间必须具有的关系出发，将这种考察的结果应用于传统哲学的各个部分，并在每一种情形下都表明，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对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罗素“导言”）。“在日常语言中经常碰到同一个词有着不同的标示方式--因而属于不同的符号--，或者有着不同标示方式的两个词以表面上相似的方式应用于命题之中”（3.323）。“这样就容易发生最根本的混淆（整个哲学充满着这类混淆）”（3.324）。“为了避免这类错误，我们必须使用一种能够排除这类错误的记号语言，其中不将同一记号用于不同的符号中，也不以表面上相似的方式应用那些有着不同的标示方式的记号”（3.325）。这也是汉音元素词母书写系统的特征和原则：一个书写符号唯一对应一个发音。

与ㄙㄚㄧㄉ1978发表《ㄛㄌㄧㄣㄊ•ㄧㄗㄇ》同期的西方著名人文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与语言/书写相关的论客。例如“解构主义”最著名的领袖Jacques Derrida/ㄉㄜㄌㄧㄉㄚ/德里达[35]的专著Of Grammatology/《关于书写系统的研究》[36]首先引用到：“照亮了书写科学的人就像太阳一样光耀。一个书写员(EP, p.87)”；Rousseau/ㄌㄨㄙㄛ/卢梭《语言起源论》“这三种书写方式与人们据此组成一个nation/ㄋㄟㄒㄣ的三种不同阶段几乎完全对应。描画物体适合于一个野蛮人民；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合于一个barbaric/未开化人民；使用词母适合于文明人民。”；Hegel/ㄏㄟㄍㄜㄦ/黑格尔“词母书写因为自身、为了自身就是最有智识的”（Derrida，p.3.）。现在对于script/书写系统也没有一致的分类意见，但可以按符号数目分为三大类系统：一，logo/ㄌㄛㄍㄛ/标识-syllabic/音节系统（如汉字）；二，音节系统（如希腊Linear B词母，Persia/ㄆㄜㄦㄙㄧㄚ/波斯词母，日语假名）；三，alphabet/ㄚㄦㄈㄚ·ㄅㄝㄊ/希腊词母式（元音加辅音）书写系统和辅音式系统[37]。

ㄉㄜㄌㄧㄉㄚ本人不懂汉语，却花了很大篇幅引用欧洲作家们关于汉语书写方式的观察，值得参考。“But this phonetic use of signs could never become extensive enough to corrupt Chinese writing in principle and lead it onto the path of phonetic notation.... Writing in China, never having reached a phonetic analysis of language, was never felt to be a more or less faithful transference of speech, and that is why the graphic sign, symbol of a reality singular and unique like itself, has retained much of its primitive prestig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believing that in antiquity speech in China had not the efficaciousness as writing, but it was possible for its power to have been partly eclipsed by writing./但是这种符号的语音使用从来没有广泛到足以在原则上分化汉语书写并使其发展出语音标注的道路。...在中国，书写从来没有达到语言的语音分析，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种多少忠实于口语的转换。这就是为什么图形符号，一个像它自己一样单独而独特的现实的象征，保留了它的大部分原初品位。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言辞没有像文字那样的功效，但它的力量有可能部分被文字所掩盖。” “On the contrary, in civilizations where writing evolved toward syllabification and the alphabet early enough, it is the word which concentrated in itself, definitively, all the powers of religious and magical creation. And in fact it is remarkable that in China this strange valorization of speech, word, syllable, or vowel, attested in all great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Mediterranean basin to India, is not encountered./相反，在书写很早就向音节化和ㄚㄦㄈㄚ·ㄅㄝㄊ式词母演变的文明中，（由词母组成的）词最终决定性地聚集了所有宗教和魔幻的创造性力量。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从地中海盆地到印度的所有伟大的古代文明都验证了的这种言、词、音节或元音的奇特的价值升华，没有在中国体现出来。”(Derrida，pp.90-91.)

批判不懂汉语的ㄉㄜㄌㄧㄉㄚ关于汉语书写系统的“幻觉”相对容易，而且，如果不用无法准确翻译的汉字而直接用英文等拉丁词母书写系统书写的论文还可以相当准确[38]。但是，即使说汉语书写系统像驶向目的地的船只在还没有达到港口时搁浅了，汉字系统本身不是一种尚未完成的词母系统也无法进化成一种词母系统(Derrida，p.91.)。只有在汉语书写系统中导入汉音元素词母，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中华民族”、“少数民族”等概念再考】

具有学者背景的国务活动家费孝通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39]中介绍了他关于“中华民族”的体会和思考，颇有影响，值得检验，但这里只考察其中涉及语言翻译的概念问题。“我在1951年和1952年先后参加西南及中南访问团，并负责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p.3.）“1954年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1965年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1982年又确认了2个少数民族，至此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p.4.)“民族理论是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在解放初，我们可以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是当时从苏联传入的。当时苏联流行的民族定义，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领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p.5.)此处Нация/ナーツィヤ/ㄋㄚㄘㄧㄚ/ㄋㄟㄒㄣ的定义来自Сталин/Stalin/ㄙㄊㄚㄌㄧㄣ/斯大林1913年的文章“Marx/ㄇㄚㄦㄎㄙ/马克思主义与ㄋㄟㄒㄣ/民族问题”。苏联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为ㄋㄟㄒㄣ矛盾解体，以ㄙㄊㄚㄌㄧㄣ的ㄋㄟㄒㄣ理论指导识别的少数民族分类的政策，面临根本修改的必要。

“１９５６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一个科研队伍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参预这项调查研究的工作人员前后总共超过一千七百人，分别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并反复分组分批进行研究讨论。…调查结果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五种丛书”，除一本综合性的概况介绍外，包括少数民族的志、史、语言的专刊和实地调查资料的汇编，全书共计４０３册，八千万字。”(p.10.) “以一个少数民族为单位编写出各族的历史，５５个少数民族各有一本简史，共５５册。...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p.12.)我在研究藏语、Uyghur/ㄨㄧㄍㄜㄦ/维吾尔语、Монгол/Mongol/ㄇㄛㄣㄍㄛㄦ/蒙古语书写系统转写方案、苗语、粤语、鄂温克/Эвенки[Evenki]/ㄜㄨㄣㄎㄧ语书写系统的方案[40]时翻阅参考过上述资料，得出结论：所有少数民族的已有的词母书写系统或者新创制的词母文字都有赖于汉语书写系统中的表音词母的创制。

“中华民族”论主要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５６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p.13.) “汉族…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发生在何时？如何完成这个转换的？会不会只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转换想象？“Ethnos这个拉丁字很不容易翻译，它多少和我们所说的民族有密切关系，但是直译为民族似乎还有点问题，…。ethnic unit可说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民族”。但是…，我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汉文翻译。”(p.16.) 前面提到的《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书中把ethnicity译为“族性”，相当于把ethnos/ethnic译为“族”，没有意义。Ethnos来自希腊语?θνος/(古希腊语发音)ㄝㄊㄋㄛㄙ或（现在的发音）ㄝㄙㄋㄛㄙ，原意为“人群”、“部落”、现意为“民族”、“国家”等，拉丁语natio由此演化而来。在“拉丁”美洲，可能是由于男性征服者们与当地妇女们通婚普遍[41]的原因，社会学家一般不用race/种族、而用ethnic/エスニック/ㄝㄙㄋㄧㄎ区分不同社群；而在非洲，由于殖民者们很少与当地人通婚，人们普遍用“种族”区分外来者与当地人社群[42]。汉语现在用“少数民族”翻译对应ethnic group。从语感上看，ㄋㄟㄒㄣ以及ㄋㄟㄒㄣ（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以来的产物被政治学者们运用较多，ㄝㄙㄋㄛㄙ或ㄝㄙㄋㄧㄎ作为经历较长时期形成的族群单位被社会学、历史学者们运用较多，而种族的形成更久远。

在清华大学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受过人类学名师指导的费孝通先生面临的英语翻译困难在于汉字“中国”、“中华”、“民族”、“汉族”等概念的含混，这从他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目录的英译可以看得很清晰：第一章“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四）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Emergency of the Han People-a Cohesive Core”、“（六）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Great Minglement and Great Blending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Central Plains”、第二章“四（二）中华民族的民族结构Ethn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第三章“四（一）中国名称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China”、“（五）中华与中华民族含义的演变和发展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Zhonghua and the Chinese Nation”。在当代中国获得最高“学而优则仕”社会地位的政策专家的表述里，（中华民族的核心民族）“汉族”是Han People(汉人，汉人民)，“中原民族”是（他自己找不到恰当翻译的）Ethnic Groups，“中华”的概念至少从“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中China一词已经宣示出来，这里却用1967年汉语拼音方案实行以后的Zhonghua来表述，用Chinese Nation表述的“中华民族”怎么能从几千年前算起呢？在上述关于ㄛㄌㄧㄣㄊ学问的介绍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用ㄋㄟㄒㄣ、ㄝㄙㄋㄧㄎ等近代概念表述ㄧㄙㄌㄚㄇ文明的ㄇㄨㄙㄌㄧㄇ社会的困难性甚至“例外性”[43]，以汉字为特征的ㄑㄞㄋㄚ的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汉文明同样面临如何书写这些近代概念的困难和挑战。

【作为进一步深入研讨的结尾】

ㄉㄜㄌㄧㄉㄚ在《关于书写系统的研究》中对早于ㄌㄨㄙㄛ、更关注汉字的思想家Leibniz/ㄌㄟㄅㄋㄧㄗ/莱布尼茨引用和评述很多，但毕竟他们都不识汉字，免不了隔靴搔痒。而当代ㄈㄌㄢㄙ汉学家Léon Vandermeersch/汪德迈在《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存在方面》[44]对汉语有充分的知识和研究。译者前言介绍到：“中国思想源于中国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为占卜，占卜对中国思想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一部分中国在语言层面教给我们什么”第一章语言的两种功能：“中国文字在公元前13世纪商朝第22代国君武丁在位时期以文言的形式被创造出来，它完全不是为了交流，而是要记录由专业官员所施行的占卜活动。”（p.8.)“中国自然口语，仅仅通过将独立形成的语义单位并置，组成语言结构，中国思辨因此吸收这一简单的自然取向，直接去组合本身也很简单的占卜方程，而不是辗转通过复杂的交流导向话语文字。”(p.14)。“通过理性原则，交流性语言转化成概念性语言，在西方思想中发展出‘逻辑学’(logique)，而中国思想则发展成‘字法’(grammatique)。”(p.16)第二章“西方逻辑学与中国字法”引用汪德迈自己《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一书的研究成果：“如果可以用逻辑来定义引导中国思辨性话语的‘理性’，那只能是用比喻而已。...‘逻辑’在中文里的对应词是‘文’，即‘文辞’。”(p.19)用词母表述的西方思维不受到语义系统的限制,可以任意创造所需的概念,而汉文明的思维受到汉字书写系统的限制,很难创造从占卜演变出来的既有汉字以外的概念。

汪德迈认为通过占卜发展出来的表意汉字也包含着“中国式理性”，这很自然，因为人类的思维具有一些共同的理性，但他没有注意到“汉字所代表的语言段落，从甲骨文开始就是语词。古代汉语基本上是单音节语，一个字代表一个词，连绵词极少。近代汉语的词汇向双音节和多音节发展。越来越多的汉字不能代表语词，只能代表语词中的音节，从‘词字’变为‘词素字’。这是汉字功能的重大变化，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在7000个现代通用汉字中，有三分之二是‘词素字’只有三分之一是‘词字’。汉字已经从‘语词符号’变为‘语词·音节符号’。”[45] 这里提到的汉字功能的重大变化需要进一步细致严密的研究和考证，但与“白话文”运动相关，而且这个趋势还会加重。由此引出的关于汉语书写的最重要问题应该是：近代汉语书写中既然有2/3是由音素表述的，为什么不用一套简单、唯一的音素（汉音元素）词母来取代7千到10万个汉字混乱书写的表音成分呢？

基于20世纪以来哲学、包括书写系统研究的语言学、历史学、神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成果，加上汉音元素词母的书写系统工具，才能准确理解、批判围绕“国学”、“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等概念的混乱，确立新的“汉字加表音”书写系统得以表述的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神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准确概念进而确立作为logos/ㄌㄛㄍㄛㄙ的学科，帮助相关的政策研究规范化、科学化。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22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