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的时候,清朝驻美公使得到消息,因为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中日同时进驻朝鲜。于是,刘国昌发电报给父亲刘锦棠,表明日本有可能借此占领朝鲜,并应增兵朝鲜,防范日本借口发动战争。同时,建议父亲派悍将率军前往朝鲜或者东北。此时朝鲜有人口1500万人。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到7月17日,日朝谈判也宣告破裂。一直关注此事的刘国昌得到消息立刻给父亲发电报,认为日本即将发动战争,应时刻备战。同时再次建议父亲派兵前往朝鲜。同时电报发给李鸿章,提醒北洋海军,日本或即将发动偷袭。
但是,一人之力终究无法改变大势。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二十年北洋水师,一日之间损失近半。当此之时,刘国昌电告父亲,一定要建议李鸿章,要争取黄海制海权,不能拱手让人。但是终究李鸿章还是没有听从刘锦棠的建议,他认为刘锦棠一介陆军将领,怎么懂海军的战略,却是没有想到,自己也不过是个陆军将领,并且最后一次率军打仗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黄海战败之后,清廷估计到日军将乘胜入侵辽东半岛,谕令李鸿章速谋战守。李鸿章根据“各国探报,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的情势,提出了“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的战略方针。清廷集中兵力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兼前敌各军总统;迅速募军30营;将集结于九连城附近鸭绿江右岸的81余营5哨,包括铭军、毅军、盛军、奉军及靖边军、芦榆防军、仁字虎勇、盛字练军及吉字练军、齐字练军、镇边军等计3.04万清军分左右两翼防线,形成东起苏甸及长甸河口,西迄大东沟、大孤山,绵亘数十里的鸭绿江防线。
清政府在以重兵屯驻鸭绿江防线的同时,却是将战斗力最强的新疆提督董福祥的一万军队摆放在了山海关至奉天、营口一带做第二线的防务。
得到此消息,刘锦棠、刘国昌等人大骂李鸿章私心误国。但也唯有听命。于是刘锦棠命令董福祥,若是前方溃退,则无需待命,直接出击。
果不其然,10月26日,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三日不到就已经全线崩溃。于是10月29日,清政府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陕西巡抚刘国祉为帮办。但吴大澄的军队一直到1894年12月初方才出关。在此之前,前敌指挥一直是刘国祉。
董福祥在清军溃败之后即已经从营口、辽阳分别出兵5000人。从营口出兵到大孤山200公里,从辽阳出兵到安东(丹东)250公里。收到前敌各军总统任命之后,董福祥立即发文,请聂士成、依克唐阿在通远堡集结军队,相机反攻凤凰城。11月4日,董福祥部占领大孤山并在日军舰炮无法到达之处布防。11月6日聂士成反攻凤凰城成功,但损失巨大。11月15日攻占丹东,并于11月20日收复鸭绿江以西、金州以东地界。
与此同时,10月24日,日军2.5万人在军舰掩护下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在由于李鸿章一心要保旅顺港,清军便没有在旅顺周边设防。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的农民自发抗击日本军,暂时拖住了日军的行动。董福祥屡次命令前敌营务处总办、道员龚照玙派兵抵抗,但他无动无衷。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7日,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次日龚照玙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先后潜逃。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4天之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死难者达2万余人。
此后,清朝军队陆续增援,董福祥为前敌各军总统。刘国祉见旅顺由于有日军舰炮支援无法收回,于是派兵渡过鸭绿江进军平壤,因兵力不足,到达清川江后固守待援。
1895年12月25日吴大澄率军到达战场之后争夺指挥权,强攻旅顺。但湘军战斗力差,军官又多系庸劣无能、贪生怕死之徒。反而在一个月之内被反攻了100余公里,直到刘国祉派兵重兵驻守的花园口,方才被董福祥率军挡住。而北部则是刘国祉亲帅大军固守李官镇,这才遏制了日军的攻势。至此,吴大澄自认乃自叹曰:“余实不能军,当请严议”。刘国祉未免再来一个如此不懂军的人来,并且鉴于吴大澄此人长于筹划,于是上书申请将其留任。吴大澄感激之下,将所部湘军近交于刘国祉。刘国祉因战功卓著,在湖湘之地已经是战神一样的人物,所以各营也没有太抵触。于是刘国祉一边指挥其作战,一边整编。
1895年2月28日,在刘国祉多方调度之下,清军方才再次将日军堵在了金州之西。之后,刘国祉空出手来,派董福祥等人在3月12日占领了平壤,并向汉城进军。
1895年3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日本此战在海战上连战连捷,但在陆战中只是前期占了便宜,在之后的战斗中基本都是被刘国祉压着打。由于日本是小国,毕竟国力有限,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但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 “议和”条件,否则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于是1895年3月,赶忙按照日本意思,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清军占优势,并已经占领了平壤。但是李鸿章遇事畏缩,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重画中朝边界,以清川江-秃鲁江-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中国将旅顺、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千万两;后增加五百万两“赎旅顺费”;以及等等条款。
条约签订之后,朝野骂声一片。
1894年8月1日,得知清政府和日本宣战之后,刘国昌本想立即回国,但是考虑了一下,还是停了下来。他电报给父亲,请他派兵2000人到吕宋(菲律宾),他计划租用美国海军军舰率军进攻日本。
10月30日,得知清军溃败,大哥被任命为帮办之后,决定即时回国。11月5日从华盛顿出发,坐火车到旧金山花了一个月,然后坐轮船到夏威夷花了15天,已经是12月20日。此时的夏威夷是刚刚由美国人建立共和国不到半年,并且美国人占人口比例不过5%,其余40%是日本人,20%是华人,其余是土著。到达之后他联系了先期到达的致公堂一些人,布置了接下来的事情是建立工会,发动华人开始了罢工,争取华人的参政议政权益,同时压制日本人的势力。
之后刘国昌就再次出发前往吕宋,并于1895年2月10日到达吕宋。此时的柯黎刹已经成为吕宋独立运动的领袖。
柯黎刹祖上是福建晋江人,17世纪中叶因为家境困难到吕宋讨生活。像他这样的华人有很多。
小黎刹生活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血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多种民族文化的熏陶。他有九个姐妹和一个哥哥,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宠爱,3岁开始学认字,8岁写诗获奖,11岁入教会学校,各科成绩优异,并展露出很高的测绘和绘画天分。16岁入马尼拉圣托马斯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其间,他看到妈妈双目几近失明,就兼修医学院的眼科学。后来,他感到这所教会大学对本地学生严重歧视,就愤然辍学。
在怀有满腔爱国心的哥哥帕西安诺的暗中支持下,黎萨未禀告父母,于1882年5月孤身一人赴欧洲留学。他先是在马德里中央大学习文学、哲学和医学,并取得行医证书。三年后,他转赴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攻读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欧洲古典文学。同时,他还忙中偷闲,完成眼科学学业。他给家人写信时说:“我每天用半天时间学习德文,另半天时间学习治疗眼疾的医术。”后来,他利用所学的眼膜曲率镜新技术给母亲做了复明手术。
1887年7月,黎萨学成回国。迎接他的是家庭的温暖怀抱,还有殖民当局一纸冰冷的驱逐令。当局以他在欧洲留学时“不安分”为由,不准他在自己的国家停留。原来,在留学期间,他深受人文主义教育的启迪,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形成。
他远离祖国,但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在集会和撰文时,抨击殖民当局和天主教会,提出终结殖民制度和驱逐西班牙教士的政治主张。同时,他投身文学创作,于1887年在柏林发表描写吕宋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西班牙殖民罪行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并将书印好后偷运回国。这一切,殖民当局当然不能容忍,他不得不重返欧洲。
回到欧洲后,黎萨把主要精力用到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上。他同友人一起在马德里创办《团结报》,提出反对腐败教会和糟糕政府“这个西班牙双面巨人”,主张吕宋人自办教会、享有结社和言论自由、同西班牙人在法律面前平等。1891年,他在比利时发表小说《起义者》。这部小说是《不许犯我》的姊妹篇,继续揭露殖民主义者“利用火枪和宗教给吕宋人民造成的苦难”,描绘吕宋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从这两部作品中,人们可以听到“复仇和反抗”的“爱国者的声音”。这两部小说被誉为吕宋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开辟了亚洲反殖民主义文学之先河。殖民当局将这两部小说视为“反国家”“反教会”的“有害作品”,认定其作者黎萨是“革命的煽动者”。
黎萨走上呼唤民族自由与解放之路,一点也不偶然。早在上小学期间,母亲受人诬告投毒杀人,专断的教会不经审讯就将她关押两年多时间。这使黎萨从小就萌生仇视西班牙殖民当局和教会的心理。哥哥帕西安诺心怀民族平等思想,暗中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则给他以极大鼓舞。他自己在学校深受民族歧视的伤害,很早就参加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发表宣扬爱国主义的诗篇《献给吕宋青年》(1879)。这些亲身的经历,同在欧洲接触到的人文主义思想融会在一起,就成为“催生革命的实际行动”。
1890年,黎萨专门拜访了因在《nature》发表大陆漂移假说而轰动欧洲学界的刘国昌。见面之后,他震惊于刘国昌的年幼,难免有些怀疑,但是又从未有人提出过类似假说。同时,刘国昌因为黎萨的背景和主张也刻意和周围的人交好于他。刘国昌根据吕宋的实际情况,建议他争取掌握吕宋经济的华人集团的支持,同时争取当地土著的支持。逐渐地,黎萨被刘国昌的革命主张所吸引,遂跟随刘国昌等人一起工作、学习,并于1891年在刘国昌的倡议之下众人创立了《哲学》杂志。《哲学》刊登了大量讨论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文章。
黎萨始终觉得应该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了刘国昌暴力革命的影响,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和平改革的幻想。于是二人议定,黎萨回国进行政治改良,若是行不通,则采取刘国昌的暴力革命手段。
1891年7月,黎萨悄然回到国内,创办“吕宋联盟”,正式提出通过合法手段进行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岂料,殖民当局连这样“温和的民意”也不能容忍,强行将联盟解散,将黎萨先是投入监牢,后又流放到南部棉兰老岛。黎萨至此放弃了改良主义,决定以暴力对抗专治。他一方面组织曾经在欧洲留学的一些人在各地开办学校,教授英文、农耕和园艺技术;创办医院,免费给穷人治病;修建供水系统,改善当地的民生为当地人办理大量好事,赢得他们的爱护和尊敬。另一方面他与波尼法秀等人在1892年7月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组建了“吕宋独立协会”。
同主张依靠吕宋资产阶级和鼓吹改良主义的“吕宋联盟”相反, “吕宋独立协会”主张依靠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劳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实现吕宋的民族独立。因保密需要,黎萨根据刘国昌之前的建议规定“吕宋独立协会”会员入会时必须举行严格的血盟仪式;会员分成三级,开会时按不同等级各戴黑、绿、红三种不同颜色的头罩;会员必须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否则处死;会员之间只有上下的单线联系,通过暗号互相联络。“吕宋独立协会”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人平等、人人有工作做、共享自由与幸福的政治纲领,深深吸引了吕宋各界人民。
开始的起义只是普通的大刀长矛对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枪炮,都失败了。由于有刘国昌的支持,黎萨在1892年底通过上海的买办得到了签订了购买10万枝枪和150门大炮的协定,并于1893年5月陆续拿到军火,并开始起义。美国也在暗中支持。于是半年之间各地起义军几乎占领了吕宋岛全境,并包围了马尼拉。
但是1893年底开始,西班牙当局为了加紧镇压吕宋革命,于12月撤换了原总督布兰科,任命波拉维夏为吕宋新总督。同时,从国内调来大批援军,并在菲组建由当地人组成的“忠诚志愿兵营”。此时,波拉维夏共有3.6万人。他计划以精锐部队集中攻打起义中心甲米地,切断甲米地与其他各省的联系,再各个击破其他地区的起义。
然而,正当战争紧张进行之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分裂。以阿奎那多为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害怕农民革命会危及到自己的利益,为阻止革命深入发展,于1894年5月10日杀害了波尼法秀,迫使黎萨流亡棉兰老岛,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宣布取消“吕宋独立协会”,起义阵营受到严重削弱。5月18日,西军占领甲米地全省。阿奎纳多将吕宋革命政府迁到了布拉干的破石洞,继续领导抗战。起义军名将纳蒂比达在阿利亚加战役中击败了西军的进攻,在中吕宋7个省都建立了革命政权。
1894年5月底,刘国昌得知黎萨流亡棉兰老岛,于是派段祺瑞前往吕宋。8月1日,刘国昌根据段祺瑞的汇报,请求父亲派2000人到吕宋支持黎萨。
1894年11月2日,起义军成立了吕宋共和国,并宣布了临时宪法,阿奎那多任总统。这时,总督里维拉看到镇压已无希望,便向起义者诱降。阿奎那多在殖民者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威胁和利诱下,欲与敌妥协,于12月14日与殖民当局签订了《破石洞条约》。阿奎那多从西班牙人处得到80万比索,同意缴械投降,自动解散政府,然后流亡香港。
吕宋独立战争遇到了暂时的挫折。但是,黎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并未停止。他在11月份得到刘锦棠的军队和军火支持之后,先是训练手中如乌合之众的起义军。在得知阿奎纳多解散革命政府之后,联合原本起义军中不愿投降的将领马卡布洛斯等人率军反攻,解放了吕宋中部的广大地区。
1895年2月10日,刘国昌到达吕宋之时,黎萨正在联系马卡布洛斯等人。黎萨化妆到港口接待了刘国昌。
黎萨告诉刘国昌,他计划自己在棉兰老岛组织革命,国内支持的2000人则交给马卡布洛斯领导,在吕宋岛进行起义。刘国昌否定了他的这个想法:
“阿奎纳多的前车之鉴,还没能成为你的后誓之师吗?枪杆子里出政权。只有掌握了枪杆子,你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有一个阿奎纳多,那就有第二个、第三个。你要拿吕宋的几千华人当做你的试验品吗?土著如何我不关注,那是你的理想,但是华人的性命是不能就这样轻易葬送的!”
“棉兰老岛有什么?她的成功与失败根本对大局没有任何影响。吕宋岛,确切地说,马尼拉就是中心!占领马尼拉,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就成了无根之水。军舰的大炮是有射程的。离开海岸5公里,军舰就无能为力。占领马尼拉,只需登高一呼,其余地方都将望风而降。”
“为什么西班牙一直在增兵?因为他们觉得有镇压起义的希望!为什么他们诱降了阿奎纳多?因为他们已经镇压不了了。”
“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集中全部力量占领马尼拉,只要这些西班牙军队失败,那么吕宋的独立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不用怕西班牙的报复,他们要的是经济利益,那就给他们好了。”
“可是,如果那样,我们独立又是为了什么?!”黎萨反对道。
“你们起义到底为了什么?”
“民族独立,人人平等、人人有工作做、共享自由与幸福”
“我想,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些问题。你的这些里面,有实质内容的就有两个:民族独立、人人有工作做。”
“吕宋有什么民族?华人和吕宋土人。华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并且在过去二百年里,为吕宋的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却是受到了西班牙最大的敌意,暴力屠杀不计其数。土人呢?他们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民族独立是华人的独立。土人,则是需要将其纳入华人社会。当然,这个过程是和平的,而不是像西班牙人对待华人那样。我们不歧视任何人,我们应当受到尊重,也会尊重别人。”
“第二个是“人人有工作做”。如果吕宋只有华人,没有西班牙人、美国人、英国人等。那么吕宋就算是独立了,终有一天也会再丧失独立,没有工业,靠农业是富强不了的,是保卫不了自己的。孱弱的清朝就是最坏的榜样。”
“而发展工业,就离不开我们无比憎恨的泰西诸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给予西班牙人的贸易自由那又如何?他们获得了短期的财富,我们获得了长期的独立于工业。同样的道理,美国、英国也是一样。只是,需要考虑的是,贸易制度如何建立、税收如何保证等等。这些都要保持在自己手里,这才是独立的国家,这就是独立的国家!”
“可是,这样的吕宋仍然弱小,无法靠自己保持独立,只能是在几个大国之间进行平衡。一个不慎,就是再次被殖民的下场。”黎萨愁苦地说道。
“不错,你能看到这一方面,说明这几年的斗争生活对你的改变很大。”
“你看到了尼泊尔么?看到了缅甸么?看到了越南么?看到了琉球么?看到了现在的朝鲜么?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小国是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的,只能依靠大国。而他们依靠的清朝,自己都是腐朽不堪。依仗着自己的体量很大,能够勉强保持一个体面的独立而已。日本是独立的,但是它的经济完全被控制在了英国、美国手里。一旦与英美翻脸,日本将瞬间坠落。吕宋也好,东南亚其他地方也好,如果要保持独立是必须依靠一个大国的。最合适的,还是中国。”
“可是你刚刚说,中国腐朽不堪,自己也只是勉强保持独立罢了。”
“我刚刚说的是清朝,不是中国。清朝,只是中国的一个朝代,终究会灭亡。但是,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比现在任何国家的历史都长,它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刘国昌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黎萨,继续说道:“我想,在我们这几年的交往中,你也知道,我的思想中,只有中国,没有清朝。”
“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或许十年,或许二十年。我们这批留洋英国、德国、美国的人都将成为中国的中流砥柱。但是那时间太长了。苦难的中国等不起。所以,我就是那个外力。”
“五年,顶多十年,清朝就会灭亡。新的中国就会出现,到时候,它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列强的。那时候,它就能够庇护国外的华人华侨,以及华人的国家。就如同拿破仑所说,中国这头睡狮一旦醒来,那列强在东亚为所欲为的历史都将成为过去。所以,还请你努力支撑,等我几年。”
多年的追随,黎萨早已隐约感觉到了刘国昌的思想,但是今天的一番谈话,最终让他确认了,刘国昌所想的,比他所猜测的要大得多。
于是二人握手相约。
刘国昌说道:“这次,我给你留下王世珍。一是便于指挥大陆来的增援,二是帮助你成为新生的吕宋的领袖。他的才华你知道的,你们好好合作吧。之后我可能也会再派人过来。随王世珍学习也好,接替他也好。都会和你先商量的。”
“接下来,我会去西班牙总督府,和他们提前沟通一下。免得他们狗急跳墙。一旦狗急跳墙,就算我们取得胜利,但是代价也会很大。还是尽力降低一些代价吧。”
随后,刘国昌拜访了西班牙驻吕宋总督,和他说了吕宋独立之后,西班牙仍然可以保持贸易自由。西班牙总督虽然表面仍然很硬气,但是心里却是知道,吕宋的独立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于是留下了段祺瑞作为联络。
1895年3月25日,刘国昌终于到达了上海。
刘国昌到达上海之后,得知在3月20日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会见,已经正式开启了和谈。于是连夜给父亲发电报,建议在和谈之时要坚持日军退出中国领土,同时保持现有军事界限,不要退让;要不然日本会得寸进尺,同时各国也会看到清朝的软弱,会在之后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与压榨。另外,发电报给大哥刘国祉,建议以陕甘秀才、举子等联名上书,建议不得对日议和。
之后,刘国昌又联系了谭嗣同、王韬等人。
王韬在1885年之后,辞官回乡,同时受刘锦棠和郭嵩焘之托到上海找书店印刷新的小学语文和数学教科书。其中拼音为小学语文的主要内容,数学则是以阿拉伯字母为主,辅以中文。之后他在上海办起了报纸,报纸由刘国昌建议起名为《明报》。创刊语写明了俄名称由来:“司马迁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汉朝以来,朝廷印邸报以上传下达,并明各地之大事,为决策之参考。此乃中国报纸之开端。今本报创刊,取汇天下之事,明当今之变之意,故曰《明报》。”另外,还同时刊登了白话文的创刊语:“明报,就是让大家明白各处发生了什么事,各国有什么思想、时事的报纸。明报,是个有态度的报纸。”
《明报》内容上共分三栏,首栏选录京报,次栏为申城新闻,最后一栏为中外新闻,每日报首有论说一篇,多出自王韬之手。刘国昌等人出国之后,在中外新闻栏中,各国的基本情况介绍、奇闻异事、留学生所得的成绩等相关报道也逐渐多了起来。刘国昌等人也撰文介绍了欧洲的各种思潮,其中尤以刘国昌为最。为避免麻烦,刘国昌起了一个笔名“轮回王”。王韬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犯忌讳,建议他改一个。但是刘国昌坚持,但是他也知道会有些麻烦,于是和王韬约定了专线的联系,不假手他人。同时,以“轮回王”笔名发表的社论也限制了数量,平时也就一个月才写一篇,间或两三个月也没有。并且王韬对外解释,这是按照西方人的名字起的,姓名倒置,所以也说得过去。再加上背后有刘锦棠和英国人的支持,也就没人敢找麻烦,慢慢地也就淡了。知道刘国昌这个笔名的也只有父兄、谭嗣同、王世珍、段祺瑞等有限几个人而已,刘国昌也只有在对方非常可信时才会不避讳。
自甲午战争以来,刘国昌等人在《明报》上刊登了很多支持战争,拒绝和谈的文章,影响力大增。
刘国昌联系二人,建议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和谈,即使和谈也要维护中国利益,努力对现在的和谈进行影响。同时,通过刘锦棠等人提醒李鸿章注意往来电文要避免被日本破译。
4月5日,刘国昌到达北京。第3日,在陕西会馆旁边预先买下的一个四合院内成立维新馆,开始宣传强国主张。谭嗣同、梁启超、王世珍、段祺瑞等人,以及和他们交好的朋友都陆续来听讲。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1890年进京参加会试,不中。归途中,梁启超在上海接触到了《明报》、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等。这些书报纸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好有机会结识了王韬。1891年11月谭嗣同回国之后即进京参加1892年春闱,梁启超也再次进京会试。王韬书信介绍了二人认识。梁启超专门赴长沙会馆拜访,一番讨论之下,发现他在变法、教育、西方事务的造诣远在康有为之上。而谭嗣同也十分注意这个对列强事务充满了求知欲的青年。于是二人结交,梁启超以师事之。1892年会试二人都落第了,于是谭嗣同受梁启超之约到广州一行。他在广州讲学的时间不长,两个月而已,但是他走之前,推荐了留欧学生的另外一人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
谭嗣同自己则是回到老家长沙。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支持下,他与唐才常等人创立了时务学堂。他自己担任总教习,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同为留欧学生之一的另外一人担任西文教习。几人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维新、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大力倡导民权、民族意识。此外他还在教学中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4.8开始的时候,刘国昌每三日一讲,先是教育,然后工业、军事、农业、贸易、金融、西方社会制度等等基本是无所不包,每日换一个讲题。他开明宗义地说道,强国需要国家每个方向都有人在努力在进取,但是每人的精力有限,所以应当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或者几个领域进行。4月8日开讲之时,来听的有长沙会馆的一些人,但是就算算上谭嗣同等人,也只有二十来人,这还主要是谭嗣同的名声大。但是第二次人数就直接翻倍了。到了4月17日第四次开讲之时,虽然已经将场地移到了一个能够容纳150人的屋子,但是实际挤进来的却是有200多人。
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将旅顺、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千万两;后增加五百万两“赎旅顺费”;以及等等条款。
4月23日,《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罗斯帝国因日本占领旅顺,并在辽东半岛有各种特权,阻碍了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便联合法国和德国两国进行干涉,结果是日本于1895年5月4日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白银500万两将其“赎回”。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共勒索了中国三千五百万两白银,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琉球的占领,并割让了台湾、旅顺、威海卫等地。另外,日军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船只、兵器、机器、粮食等价值1亿两,辽东、山东沿海之地尽被劫掠。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条约内割让台湾及旅顺、威海卫等地,赔款白银三千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0日第五次开讲,有三百多人听课。刘国昌跳过了本打算将的贸易,二是讲起了甲午战争,讲起了马关条约,讲起了国际形势。讲座之后,他拿出了自己写成的“上今上皇帝请求变法强国书”,众人一致联署,并且八日之内,在京举子近半联署,数量达到了三千二百人。其余人等各类联署上书不计其数。
4月29日,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督察员接收并代为上呈。自此,变法维新之说大炽。
23日、26日两次讲学照常进行,但因联署之事,来听讲之人如人山人海。于是,刘国昌允诺,将此次讲学内容付梓印刷,并尽快出版。王韬、郑观应、刘国昌等人在第三次讲课之后就已有准备,只是需要等待刘国昌的文稿。刘国昌之前对所讲内容也有备课,但是没料到会到出书的地步,于是4.29日讲课取消。5.2重新开讲。刘国昌也趁此时间与谭嗣同之、郑观应等人将之前手稿进行整理。刘国昌口述,王世珍、段祺瑞等人笔录,于5.10日正式印刷完成。首版印刷1万本。序言中说明了各个章节的协助编写人员或者校对人员姓名与贡献。
5月2日、5月5日、5月8日是第8、9、10次开讲。至此各大类均已讲完。在4月23日及后来的几次讲课中,刘国昌分别指明了各个领域的负责人员。比如对教育和思辨感兴趣的可以听谭嗣同的讲课,对军事感兴趣的可以听王世珍、段祺瑞的讲课,对外交感兴趣的可以听曾纪泽、袁世凯的讲课,对贸易感兴趣的可以听郑观应的讲课等。其余的工业、农业、金融、西方社会制度、自然科学、数学、地质学等刘国昌也趁此时间找了在京的留欧或者留美的学生过来作为教师。他们对此没有准备的,则是刘国昌列出大纲,他们负责自己补充细节。刘国昌自己则是负责工业领域。
一时之间,维新会成为众举人的中心,各级官吏也有很多到场听讲的。
5月10日,刘国昌的讲课内容命名为《强国策》正式出版。三日之间就已经售罄,各举子几乎人手一本。在之后《强国策》多次加印。一开始,强国策还只是在举子和前科进士等人之间流传,后来秀才、私塾、各级官吏都开始研读,甚至各国驻华使节也都有注意到。到了1900年之时,光只是商务印书馆的《强国策》就已经印刷了一百万本,更别说其他各种版本了。而强国策则是共有2个版本,一个是最开始的讲课手稿整理而成,里面的图、表很少,即使有也是比较模糊的。第二个版本则是后来的3个月之内刘国昌进行了批阅增删,也加入了一些必要的图表,印刷也比较精美。两个版本定价都是7分银子。
早在王韬在上海找人印刷语文和数学教科书之时,一直就没找到中国人办的比较大的印书馆,最终还是借用了申报的印刷厂。当然,中国人办的不是没有,上海有个同文书局,就是1881年徐裕子创办的。后来刘国昌得知此事,就通过刘锦棠建议王韬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印书馆,并于1887年正式成立,起名为商务印书馆,意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印书机构。这次《强国策》的印刷,王韬和郑观应就力主自己印刷。果然,这本书前前后后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70万两银子,毛收益则是有50万两。
一个月之后,受不了刘锦棠等人的多次催促,刘国昌自己也觉得自己太高调了,于是启程回家,并于8月20日到达了兰州。
在《强国策》中,刘国昌叙述了自己的强国主张。
强国第一在于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管子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强国第二在于农业。无农不稳,农业是强国之本。
农业第一水利,第二良种,第三五谷,第四农地改良,第五林业,第六畜牧,第七渔业,第八副业。
第一水利。古有都江堰,一堰成而四川为天府之国。农民大多仍然是靠天吃饭,故水旱之灾连年有之,丁戊奇荒冻馁饥饿倒闭于途者比比皆是。若能兴修水利,大水之年疏导东流入海,大旱之年以上年之水济本年之田,平年亦可于雨季储水旱季浇地,亩产定可明显增产。
第二良种。中国各地粮食亩产不一。以小麦水稻平均亩产3担谷计,若有良种可使亩产4担,则可多养一万万三千万之民。英国有科学家达尔文,著作《物种起源》,论述生物进化。若有人可得进化良种使亩产4担,当赏之以重金、名之以国士、尊之以帝师。
第三五谷。小麦水稻亩产2担,而玉米倍之,番薯十倍之。虽然番薯不能长做主食,但杂以五谷充饥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农地改良。农地劣等地有盐碱地、冷浸田等引水洗盐、深耕窝盐、熏土暖田等法。若各法可推而广之,则十年之后都是优等地。
第五林业。防风固沙,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农地肥力。可得苹果、梨等水果食用,亦可得日常所用薪炭。
第六畜牧。肥力贫瘠之草原,可以放牧,蓄养牛羊马匹以供食用、交通等。
第七渔业。河湖海边,可以张网捕鱼以供食用。甚至沿海之民可乘大船赴远海捕捞鱼虾和海下珍奇以供食用与观赏。
第八副业。农妇可织布养蚕补贴家用。
强国第三在于工业。无工不强,工业是强国之路。工业第一采矿,第二钢铁,第三能源,第四化学。
工业强大,体现在钢铁的产量上面上,无论军舰、火车、枪炮都是主要需要钢铁。要生产钢铁就需要探查铁矿、煤矿以供使用,就需要化学工业以佐所用。四者虽分别描述,实际乃不可分也。能源除了煤炭还有石油。石油之前只是做灯油用,但现在列强都开始提炼石油以供汽车等使用,若中国可即时开始发展石油工业,则与列强之差距仅有毫厘,或可并肩而立。
强国第四在于商业。无商不富,商业是强国之策。商业第一金融,第二海关,第三税费。
商业的作用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流通。商业是以此处所余补彼处不足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商人也付出了劳动,承担了风险,因此获得适当的利益是合理的。第一金融,收购此处有余之时,足够的本钱才能购买到足够的产品,才能在运往彼处之后获取更高的利润。甚者,如有竞争,本金的多少直接决定了竞争的胜负。
第二海关,第三税费。二者是合一的。海关关税太轻,国家收入变少,国外商人易将商品卖到国内,国内商人无利可图。海关关税过重,国外商人无利可图,国家收入也会变少,也不利于进口本国所需之物。国内流通之时也是同样道理,所差者,一为国内商人之间的竞争,一为国内商人与国外商人之间的竞争。这就涉及到商战,此处不谈。
强国第五在于交通。交通如国家之血脉。交通第一江河轮船,第二铁路火车,第三公路汽车,第四人力畜力。
货物流通所依靠者就是交通,人员流通所依靠者也是交通。轮船运量最大,运费最低,其次火车,再次汽车,最次人力畜力。若十几斤之物是运送三五里,自然人力畜力即可,但若是数十上百吨之货物或者成千上万之人员,则非轮船、火车不可。汽车,是列强最新发展之物,至今不过十余年,已可以载运数吨货物数名人员一日之内行百里。假以时日,汽车前途不可限量。
强国第六在于军事。军事第一军队,第二军舰,第三大炮与枪械,第四飞行器。
中国陆军之弱,不在于人员,而在于训练。应裁减绿营,淘汰冗兵,聘用德国教官采用西法练兵。甲午海战,我们输的不是舰船,二是思想,海军是驰骋于大洋之上的。故应添设海军,派员到英法德留学,延请三国教官训练本国之兵,改变水军之念,成海军之强。
强国第七在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第一为科学,第二为技术,第三为专利,第四为生产转化。
科学是理论研究,是法;技术是科学的时间,是术。列强之强肇始于蒸汽机,是术。然后以术逆法,依法创术,科学与技术须臾不可分也。专利乃是持有基数之人以之牟利的保障。圣人可公开专利为天下用。然五百年方出一圣人。人生于天地之间,熙熙攘攘为利来往,必须保护其牟利之本方可鼓励大众创新。此乃损一时之利,立万世之基也。生产转化,即为工业生产与应用。如今中国科学技术远落后于列强,自当大力促进留学,以师夷长技以制夷。
强国第八在于文化。文化为民族之根。何为民族?同一文字,同一文化和心理认同。先进列强虽肆虐于世界,但其兴起不过百年,何者?文化强势!如今中华虽弱,但自黄帝起已有五千年祭祀不绝,若论上古更是绵长。此乃列强能殖民世界但无法彻底殖民中国之根本原因。欲强文化,第一整理历史典籍谱系,宣扬文化传承;第二考古,金石、墓葬、古籍、遗迹均可从一定方面向我们展示古代生活。
强国第九在于法律。以上所述之事皆以法规定之,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且必须严格执法之人,使得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此方可令行禁止。
强国第十在于开议会。仿英国议会之上院下院,以各省督抚各部长官为议会上院,以各省民选代表、工人、商人和各界士绅为议会下院,上垂拱而治。
强国第十一在于统筹。强国非一时一地一人之所能城也。亿万人之事需亿万人行之。所谓统筹,统一筹划之意。亿万人有亿万人之思想,若无统筹,若八马拉一车各向一方,虽力竭而不得寸进。统筹若错,南辕北辙,行愈远则距强国愈远。故,统筹虽排末位,实为最要紧之事,需择专才专项统筹,择通才全面统筹。
一路之上,刘国昌也从公车上书的激愤中逐渐冷静了下来,不由地有些后怕。
事情闹得太大了。自己一个刚刚成年之人鼓动了近半举子,还号召维新。无论从谁眼里看来,这都是刘锦棠的意思,而不是他的。这样陕甘总督府不知道明里暗里受了多少责难。这也是李鸿章不争气,《马关条约》签订的太苛刻了,这转移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要不然自己怕是早就挨收拾了。
自己还办了维新馆,怕是大半举子都听过自己或者谭嗣同等人的讲课,自己的《强国策》也是卖出了2万余本。买这个的恐怕都是举子和官吏。从慈禧看来,这刘锦棠是想干什么。看来自己这是是坑爹坑惨了。
到家之后,刘国昌先去拜见父亲。他发现父亲的白头发明显多了,不禁有些悲从心来。
刘锦棠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四儿子。这个儿子聪明的很啊,从五岁就开始创造了拼音,然后还提倡用罗马数字,还和三子一起创办了多个工厂,生产的都是赚钱的东西。9岁就随二哥三哥出国,老二在婆罗洲帮助当地华人也有老四的影子。在欧洲和美洲都成立了留学会把原本一盘散沙的留学人员组织到了一起,在美国则是鼓动华人独占了一片不毛之地,在夏威夷则是鼓动当地华人争取权利。吕宋更直接,要自己派兵支援,看来之后一段时间吕宋会有大变。自己这儿子看来是天生圣人的命。这次公车上书虽然有些急了,有些孟浪,但也无妨。只要自己不进京,陕甘之地朝廷是影响不了的。等再过几年,大儿子刘国祉成长起来,只要自己和他两个人不同时出事,那么刘家就是稳如泰山。
如果朝廷派人掺沙子或者直接派人替代自己,那架空来人是小意思,如果那人不识时务,直接灭掉也就是了。只要不直接出兵,那朝廷只能默认自己的一手遮天。而出兵,呵呵,现在大清朝能打的也就那几个人,自己和大儿子就占了俩,自己麾下的军队还一直在和俄罗斯冲突防备,战斗力不是朝廷那帮渣渣能比的。这次的甲午战争,陆上如果是大儿子能不受那么大掣肘的话,日本人早就被赶下海去了。海军,自己没有,没办法。但是陆军,又怕的谁来!
刘国昌拜下许久,不见刘锦棠回应,偷偷抬头却发现他好像在看着自己出神,看得自己心里有点怕怕的。
刘锦棠终于回过神来,注意到还没让刘国昌起来。于是洒然一笑,让他起来。却发现他已经快赶上自己高了。六年前离开的时候,还是只到胸部的小孩子。不由地又叹了一口气。
刘国昌连忙到:“父亲,儿子知错了。你不要生气了。”
刘锦棠问道:“那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
“倡导维新,太出风头。纠结大半的在京举子,施压朝廷。关键是,从朝廷看来,这不是我的意思,二是您的意思。”
“恩,知道错就好。我也不多说你了。还好,你和其他的举子离京的时间差不多。并且后来也不再是一个人出风头,二是把其他几个人也推了出来。加上自己想出头的那些人。你虽然出类拔萃,但是从朝廷的眼光看来,只是其中最出风头的那个。你的主张朝廷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至于我,你不用担心,没有太大影响,找人疏通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
刘国昌回到:“本来想办大学,但是担心会被朝廷继续注意到。所以还是去新疆吧。我也已经成年,按照父亲和大哥的路走吧。”
刘锦棠沉吟到:“不必。安心办学校吧。军事上面,我和你大哥支撑起来没有问题的。老三也有这方面的天赋,虽然大局观稍有不足,但也是难得的将才。让他跟你大哥多学几年,成为一个中庸一些的帅才还是可以的。能否更进一步,看他自己的努力了。
“校舍已经准备好了。人员相信你也已经联系好了,过一两个月人齐了就开始吧。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让大哥做校长,郭先生做中学总教习,我做西学总教习。设置教育、中文、政法、历史、哲学、格致学、农学、工业、贸易、金融共十个学院,前五个为中学总教习负责,后五个为西学总教习负责。设二十一个专业,分别是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教育);经科、中国文学(中文);政治、法律(政法);中国史、外国史(历史);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哲学);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格致学);农学(农科);交通、土木、矿冶(工业);贸易(贸易);银行保险(金融)。老师最开始需要30人左右
“大学学制3年,招收对象为我们之前已经进行过拼音和罗马数字教育地人员,小学毕业。秀才优先。其他有志之士,由各县推荐,每县限额10名。陕甘新疆共有200个县。预估第一期学员应有200-500人。平均每位老师对应10-20名学生。
“现在西学老师我已经找好了。基本都是之前我们送往英、德、美的留学生。其中工业、贸易、金融两个学院我直接负责。
“各科教材已经准备好了,都基本照搬欧美的,我觉得和我们的实际情况脱节太严重,初步想法是让大家到各个地方去调研一下。反正一开始的时候学员不多,直接作为老师助手就好了。
刘锦棠问道:“恩,那就去吧。我们和欧美的情况差别很大,那就让他们下去调研一年。看情况增减时间。回头总督府发文,给你们个正式的名分。”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刘国昌发电报给谭嗣同,简要说了自己调研的想法,邀请他过来,如有合适之人,也一起带过来。刘国昌也一起邀请了之前在北京讲学时的一些举子。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就对现状不满却不知无处下手的谭嗣同就一起邀请了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陈三立、梁启超、康有为等人。
在家呆了一个月,查阅了自己开办的几家工厂的账目,到现场看了一下。静极思动,刘国昌就出发到西安和刘国祉、郭嵩焘汇合去了。
10.01,刘国昌到达西安,直接住在了哥哥刘国祉的家里。哥哥也是前两三个月才从前线回来。于是刘国昌向他推荐了王世珍、段祺瑞、袁世凯等人。他对袁世凯的评价是,不是将才,但手段不错,可以做一方外藩总督。刘国祉于是说道:“那就现到西安武备学堂学习两年,然后再安排。”
“至于王世珍、段祺瑞,他们理论应该不错,实战欠缺,也先去武备学堂当教员,一边教学一边学习,就当考察了。如果可以,一年之后让他们去中俄边境去带兵。”
“对了,现在武备学堂是老三在管着,有什么事找他吧。他现在自己在外面买了套四合院。还是你厉害,父亲往家里寄钱少,没办那几个厂子之前不论是祖母还是婶子,都是一肚子抱怨。你的厂子办起来,又便利了当地人,又照顾了留下的湘军,又赚了钱补贴家用。现在你可是家里的宝贝。”
“你之前电报的事情,说的比较简略。我和郭先生粗略商量了一下,你去办就好,我们这里没问题。需要什么你说就好。我现在政务繁忙,郭先生年岁也大了。学校的事情我们先挂着名,过两年等稳定了,我们连名也不挂了。好好弄,从拼音和阿拉伯数字之后你就出国了,这次看看能再弄出什么大动静来。
“陕甘的军事人才有武备学堂撑着,这几年我已经把各级军官都轮了一个遍了。也淘汰了很多人。只是终究有些人面子抹不开。过几年他们退了,军队战斗力还会更好些。按照你之前信里的方法做了教育,现在军官应该都会只听我们的。”
哥俩聊了很久。
10月20日,约的人都到了。
1888年9月第一批留英10人有5人学海军,5人学的其他。留德10人都是陆军。1889年9月第二批开始留英10人就只有3人学海军,留德10人只有2人学军事,其余的15个人都是学的工业、经济、气象等等,也就是这兰州同济大学10个学院21个专业的由来。到1895年7月,总共非军事专业的毕业生有65名,有5名因进修或者其他原因留在了国外,其余人员都回到了陕甘。这次刘国昌将所有人都聚集了起来,他们也都过来了。
从1892年9月开始,刘锦棠也每年派往美国10名留学生,学制同样是3年,今年才是第一批毕业的时间。10个人也刚刚回来。
如此,陕甘之地留学人员就有了60人。
刘国昌还亲自或者通过李鸿章等人电报邀请了其他各省留学归国人员,都是之前在留欧中国学生会、留美中国学生会只是认识的人,感觉还不错的。一共邀请了30来个人。到10.20只到了10人。
刘国昌邀请的在京落第举子也有三四十人,10.20到达兰州的则有30人。
谭嗣同、陈三立、梁启超等人一共6人。康有为要留在广州教学,没有来。
算上刘国祉、郭嵩焘、刘国昌三人。
会议室一共是有109人。
会议开始,刘国祉、郭嵩焘讲了几句,然后刘国昌就开始分配工作了。
“我们同济大学今天成立了。在座各位一同见证了这个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诞生。同济大学的含义就是同舟共济。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强国我们要富民我们要唤醒民众,就要同舟共济,一同把这个事情做好。
“有人说了,我在家乡教学,也是在强国;我在工厂做技术,也是在强国;我在做官,为民请命,也是在强国。大家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的理念,为什么还要办这个大学呢?办这个大学的必要性在哪里?
“首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问题,在于枪炮,在于钢铁,在于轮船,但根本的在于教育。没有有足够素质的人,枪炮、钢铁、轮船就算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会用,用不好。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都想不到:一个新兵拿着步枪,打十米外的1米靶子,100发子弹打中不了1发;一个老兵每3发子弹就有1发能够命中。怎么来的,教育!大家都没摸过枪吧,不信可以会后去试试。同样的道理,只有受到足够教育的人才能识字,才能开船,才能造钢铁,才能造外国人都早不了的东西。
“第二,我们怎么去做教育。自仓颉造字,我们的教育已经有五千年了。就算从孔夫子算起,我们的教育也已经有两千年了。我们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有唐诗、宋词、元曲。可是我们仍然受建国只有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西洋国家的欺负。为什么?是我们得文化不够先进,不够灿烂吗?不是!在精神领域,他们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我在欧洲在美国,他们的教育只是两三百年之前才算有的。但是他们现在能够打得大清毫无还手之力。大英帝国的军舰可以到达任何一个有水的地方,美国的商船可以行驶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灭亡的文明不计其数,我们或许就是下一个。为什么?!他们是实用主义的教育。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说而不重视的格致之学。他们从中国学到了火药,学到了罗盘,造出了大炮,造出了军舰。实用主义,这是他们成功的根本之道。在大炮之下,再优美的诗句都没有任何作用,再雄辩的口才都是对牛弹琴。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第三,我们该如何去做实用的教育。同济大学,同舟共济,富民强国。如何做到?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需要去做的工作。之前的那本《强国策》相信大家都看过。没看过也不要紧,我不打算一字一句地读里面的内容。在里面,我曾经写到:空言一年,不如实践一天。任何的理论讨论,都必须有实践支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如何得到真理呢?到实践中去!
“同济大学设置了教育、中文、政法、历史、哲学、格致学、农学、工业、贸易、金融共十个学院二十一个专业,各位都已经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专业。现在,我们按照各自的专业到各地去调研。到各个州府去,到各个县城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弄清楚现在各个专业对应领域的现状,各个领域现在急需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教育出他们急需的人才。
首先是教育。弄清楚现在陕西、甘肃、天山各省有多少州学、私学、县学,有多少私塾、家塾,他们各自都在教些什么,四十年来毕业了多少学生,有多少成了举人、进士,有多少从商有多少为乡绅。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第二,中文。现在各地有多少书院,有多少藏书,通用的五经四书因私自传抄有何错漏,哪里有绝版的古书,如何刻印。
第三,政法。现在清朝法律和西方法律有哪些异同,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在实际宣判、执行过程有哪些黑幕,如何避免;中国现行官僚制度如何,有哪些灰色收入,如何改革能够避免或者最大效力地避免腐败和推诿。
第四,历史。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从哪里来。文字记载最远只到五经四书,之前的呢?有没有其他的佐证。中国各地神话收集,这些神话中有哪些共同点,佐证了哪些历史事实。各地有没有我们还没发现的古籍文物等,比如坟墓、比如佛塔、比如沙漠等等。国外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列强,还有其他被他们殖民的地区或者灭亡的地区的历史。
第五,哲学。中国哲学体系是什么,各个流派的产生、发展,各自的渊源如何,怎么在维新中实践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也是如此,经验论、唯理论、神学、宗教、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西方哲学中有哪些可以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么。哲学,是考虑的社会发展的问题,要到社会运行中去发现,去体验,去发展,去实践,这样才能体现他的价值。
第六,格致之学。这个名字虽然早就有了,但是真正发展,还是列强带来的。我们都知道列强用格致之学生产出了无数的枪支弹药、军舰大炮。但是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现在的工厂、各种产品怎么利用物理、化学、数学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呢?之前的产品怎么改进的,现有的产品应该如何继续改进,甚至创造一些新的产品。行军打仗大家都知道需要军械,但是这远远不够,打仗更需要的是后勤,一万人的军队需要多少粮食、多少盐巴、多少青菜,如何运送,运送需要多少民夫多长时间,运送的民夫需要消耗多少粮草。地图自古就有,现在西方也有与我们迥然相异的地图体系,哪种更方便,如何结合,如何绘制,如何有利于行军打仗,如何有利于教导民生,如何有利于发展各种种植,如何探查铁矿,如何探查煤矿。
第七,农学。中国现有四万万的人口,一亩地只能生产200斤的粮食。怎么样能够增加产量。浇水,施肥、选种,各种方法。如果能够多生产10斤,那么,中国就能多养活两千万人,就是一个中等省的人口。如果能多生产100斤呢?那就是两万万人口。这意味着什么?你能增加1斤的亩产,就能救活1府的民众,10斤就是1省的民众。如果你能让亩产翻倍,你就是再造了一个中国!这是多么大的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容易获得吗?可能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田间地头,需要沉下心来!农业,是立国之基础。
第八,工业。提到工业,大家就会想起钢铁厂。但是钢铁厂需要矿石,矿石需要开采厂;还需要煤,就需要煤矿。钢铁生产出来还需要制造成特定的钢轨、机车、轮船、生产设备等等。只有钢铁冶炼是远远不足的,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吨钢轨能够铺多少的铁路?一辆机车能够拉多少的货物?一艘轮船需要多少钢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少铁路,多少公路,还需要建造多少,需要多少钢铁。每年老化更新需要多少。建造铁路公路大型基础设施需要多少人工,多少土石方。实施这些大的项目需要多少材料,多少矿物。等等这些。工业还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就是刚才说的这些,轻工业则是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织尼厂,比如剿丝厂。这些工厂在各省分布如何,能够供应多少民众使用。所以,需要大家去调查清楚现在我们有了那些工厂,还缺少那些工厂。这些工厂能够供应多少的产品,够用多久。建一个厂需要那些准备,需要多久。工业,是强国之路途。
第九,贸易。我们生产出了产品,怎么到用户手中去?这就是流通,这就是贸易。商人逐利,他们赚的就是差价。此处粮不足,布有余;彼处粮有余,布不足;有第三人衣食无着。没有贸易,两方一方受冻,一方挨饿,一方既受冻又挨饿。于是第三人将此处布运往彼处,将彼处粮运往此处,如此两方都是丰衣足食,而他自己则是赚取差价,也是丰衣足食。既然商人用自己的努力让双方丰衣足食,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赚取差价,让自己也丰衣足食,那又有何不何?孟子曰:何必曰利,必曰仁义。 可是仁义不能解决受冻挨饿。记得十几年前的丁戊奇荒吗?四年的时间,新疆接纳了移民570万。即使这样,北方也有近百万人饿死。如果没有新疆移民,饿死的可不是简单的670万,可能会翻倍,也可能是另外个太平天国的动乱。即使一百个、一万个的饱读诗书的老学究对他们讲“仁义”,又能救活一个人吗?如果一个商人从列强手里买来了上百万吨的粮食,他赚了钱,也救活了几百万灾民。那到底是这些老学究仁义,还是这个商人仁义呢?那么,孟子错了吗?没错!这些老学究只是抓住了那八个字,却没有看整篇的《王何必曰利》。孟子的这些说教,是针对国君的,针对朝堂之上的,这些都是衣食无忧的人。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圣人都是把穿衣吃饭作为最大的事情的。说远了,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贸易的重要性,大家不要看不起商人。我们需要调查各地有什么特产。哪里粮食生产比较多,哪里棉花生产比较多,哪里煤比较多,哪里矿石比较多,哪里钢铁比较多。这些产品是如何往来贸易的。在这其中我们如何引导能够让人民获得最大的利益。没有贸易,一家一户就算是能够生产十吨的粮食,它都会受冻,就算生产一百米的布,它也会挨饿。推而广之,各省也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贸易,取有余而补不足。无商不富。
第十,金融。现在三省有多少铸币厂,各自的银子成色如何,各地的金银铜钱比价如何。这些年有什么变化,等等。一地五年一灾,灾年民不聊生。如果我们能够丰年的时候收取百姓一些钱粮,灾年的时候赔付给他们。这样我们既赚到了钱,百姓生活也更有保障。
现在暂时就想到这么多,大家都回去思考一下这个工作怎么做,分别列出一个大纲来。我们按照学院进行调研,学院人数比较多的,可以分为多组。
众人知道刘国昌才大,但面对面地交流才知道自己和他的差距。尤其是之前和刘国昌交流比较少的。之前更多的是闻名,这次终于知道什么叫闻名不如见面。当自己还在纠结于教导十几个学生的时候,当自己还在一个工厂埋头苦干的时候,刘国昌已经把眼光放到了西北三省,已经把眼光放到了建立整个的工业体系。而自己,则是这整个规划体系的创始人之一,众人不由地与有荣焉。
郭嵩焘、刘国祉也是心下甚慰,几年的国外留学,让他更加成熟了,眼光也已经从一两个人办企业赚钱发展到了聚集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努力强国了。
刘国祉也是放下很大心思,至少自己以后有接班和辅助之人了。刘家的辉煌又能再持续二十年。之前自己没让儿子跟着刘国昌和刘国福出国,本来还觉得自己教育得不错,但是最近看他崇拜刘国昌的样子,还是要让他跟着刘国昌锻炼一下吧,然后看时间合适了再送他出国一段时间。
父亲手下那些将领都是多少场战役打出来的,现在多事一方封疆大吏,自己虽然靠着父亲的荫庇和自己打仗的名声能够指挥的动,但是还是有些费劲的。之前刘国福刘国昌等人出国的时候,父亲也动员这些将领派自己子弟出国,开始相应的人并不多,但后来看自己老上司都把俩儿子送出去了,还混得不错,所以陆续都送去了欧洲和美国,基本上是看二人在哪里就往哪里送。虽然是在取巧,但是客观上让他们的二代或者三代子弟都是跟着刘国福和刘国昌。现在这些刘国昌聚集起来的人倒是有一大半是他们的子弟。看他们崇拜刘国昌的样子,四弟指挥他们毫不费力。四弟又是从小在自己家长大的,这可对自己以后接父亲的班有很大益处。这小子眼睛眉毛都透着机灵劲,和父母兄弟都挺亲的。原本因为天南海北的隔得远的感情也被他给搅和的挺温馨的。
会上,任务大概地分配了下去。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之内,每个学院的调研内容也都经过讨论定了下来。
一共109人参加会议,刘国祉、郭嵩焘有各自工作,没有参加调研,二人是为大家提供官面上的支持的。其余人等包括刘国昌在内的107人在会议上则是分配了10个学院21个专业的调研工作。最少的是哲学,只有2个人;1个人负责中国哲学,刘国昌负责西方哲学。最多的是教育和工业,分别有20个人。分配如下:教育20人,中文10人,政法12人,历史11人,哲学2人,格致学16人,农学4人,工业20人,贸易10人,金融3人,总计108人,其中刘国昌负责金融和哲学两方面的工作。众人三五人一组各自调查领域的内容。刘国昌因为之前在欧洲也好,美洲也好,本身就是对古典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很感兴趣,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不用再费太大精力,只需要负责金融这方面的就好了。刘国昌在欧洲的时候还曾经因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恩格斯等人进行过论辩。之后恩格斯还将与刘国昌的论辩编成文集,并且以二人合著的名义出版了《论经济水平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为《资本论》的续著,也刊行了《共产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为二人合著。
会议室10月20日开的,人员分配之后已经是11月5日,这期间留美学生又来了10人,各地举子又来了15人,也有5名举子因各种原因离开了。
调查在11月5日分配了任务之后就开始了。因为两天后就立冬了,陕甘尤其是新疆就要封冻了,气温也比较低,并且还有三个月(1896.2.13)就过年了,于是诸人约定,先各自回乡调查所在地的对应情况。由于各小组远近不同,所以各学院各小组都是分别约定在西安的汇合出发时间的,从农历2月5日(1896.3.18)到15日(1896.3.28)不等。
众人回来之后先是分别查阅了刘国祉、郭嵩焘、刘国昌收集来的各省简单资料,然后基本上在1896.4.10之前就出发分赴各地了。
由于中间有人员来也有人员走,最终参与调研的人员有155人。与最初的107人相比,走了5名举子,来了25名举子,20名留美学生,还有8人是刘国昌看到农学和金融的人实在太少,想办法找来的对二者感兴趣的早先毕业的留欧学生。最终的人员分配如下:教育24人,中文16人,政法16人,历史15人,哲学5人,格致学20人,农学10人,工业30人,贸易15人,金融5人。刘国昌仍然是负责哲学和金融两项。
在这些过程中,刘国昌经常和大哥和老师交流。二人发现了刘国昌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实际经验不足。他的认知是对的,办法是对的,但是一到实际操作,他就有点不知所措。其实这也难免,九岁(虚岁)就和二哥等人外出留学,从来没有施政经验,没问题才怪。刘国昌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和父亲说过之后,几人决定安排刘国昌到个小的地方去主政一方,派得力的人员辅助他。刘国昌知道这个决定之后,担心会影响学校的建设。刘国祉于是告诉他:“尽管去吧。同济大学有我和老师在,众人调研完成之后,你也回来就好。地方上的事情也不会耽误的。看看这多半年你能做成什么样子吧。”
刘国昌本想自己也参加调研,无奈,只好听从父亲的决定到地方主政。布尔津,布尔津河在这里汇入额尔齐斯河,可通航,原属乌里雅苏台将军府管辖,因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涉及与俄国的贸易,在1884年在新疆建省之后作为阿勒泰地区的一部分划归甘肃新疆行省塔城府管辖。
4月3日,刘国昌从兰州老家出发,前往布尔津。一路都是铁路,2587km,一路日行晚憩,每天行驶8h,15日到达布尔津。中间有倒车等待时间等,在车上用了六天半,火车平均速度50km/h。这可是比十年前的30多公里每小时要快的多了。刘国昌也问了列车长,是乌鲁木齐生产的。乌鲁木齐附近发现了煤矿和铁矿,于是在乌鲁木齐建造了钢铁厂,这已经是八九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新疆的机车、铁轨基本都是乌鲁木齐和伊犁建造的。
从乌苏到布尔津的铁路本来是为了打仗修建的,打算从斋桑泊水路运送给养,后来基本没用到。商人发现这条路之后,开始利用这条道路发展和俄国的贸易。只是布尔津渡口也只有五六月份才能通航,所以平时也很少人来,来也是囤货。
来之前,刘国昌找大哥等人要过布尔津的资料,也让大哥找晋商、徽商详细要了中俄贸易的相关资料。
中俄贸易主要是中国出口茶叶、棉布,进口毛皮、毛呢。
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边境以恰克图等地为界,清政府准许俄国商人来华贸易。以茶叶为主要商品的恰克图互市贸易经久不衰,持续近两个世纪。18世纪晚期,茶叶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俄国商人将中国茶转运到莫斯科附近的伏尔加流域的下诺夫哥罗德城,行程耗时1年,利润高达300%。19世纪中叶前,中俄贸易几乎全集中于此。晋商垄断了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俄商则是将茶叶转运至俄国国内。
1851年,中俄订立《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通过该章程,西北地区开辟了伊犁和塔城两个市场,俄商在恰克图与中国通商的贸易格局被改变,恰克图的地位被撼动了,但是贸易额仍然处于上升之中。此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通过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又取得了中国的海路贸易权和内陆商业特权。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使俄国茶商作为殖民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在产茶区直接采购甚至建厂制茶,进行贸易。1863年汉口出现第一家俄国砖茶厂为起点,俄商兴建的砖茶厂以不可遏制之势出现在内地各产茶区。俄国的砖茶厂采用工业化大机器制茶法,产品紧实,运送方便,价格低廉,相对山西陆运的茶叶,处于有利地位。俄商还在汉口将茶叶装船通过海运经过苏伊士运河运到俄国在黑海的敖德萨港,在时间和运费上均大大优于经由恰克图的陆路“茶道”。在俄商直接采茶,沿江沿海经天津运输获利的同时,曾盛极一时的晋商在茶叶转运中,不但要在天津缴纳关税和厘金,而且在天津至买卖城的各个内地关卡都要缴纳一定的税金,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中国商人难与俄商匹敌,坐失其利,造成恰克图有行无市。1863年以前恰克图约有100山西行庄,到1868年仅存4个。恰克图贸易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恰克图的交易额1880年代较1850年代少了3/4。恰克图互市额呈现显著颓势。
与之同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俄商到中国蒙古各旗进行贸易,无需纳税;对其中的大宗商品——砖茶,双方议定了“每百斤六钱”的低税率。俄商可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这实际上把广大中国市场纳入俄国的经济轨道。税率上的巨大差别,令俄商可以在恰克图市场从容压低价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商税厘既重,获利无多,是以生计日绌,渐行萧索”。按理说,俄商运自中国内地的茶叶应经蒙古地区由恰克图出关输送到俄国市场,但因蒙古地区茶叶需求量巨大,加上俄商茶叶价格低廉、质量好等优势,俄商便无视基本规则,大量在蒙古地区销售茶叶。1880年天津海关《1877-1879年天津贸易报告》中说:“天津之过境砖茶虽在津海关具保运恰克图,但实际拟运且销于蒙古者至少十居其七。”西北商路的开辟也撼动了恰克图作为中俄陆路唯一通商口岸的地位,恰克图生意日渐惨淡终成无可挽回之势。曾经的中俄“万里茶道”就这样被赶下历史舞台。
1872年和1882年的两次中俄战争,伊犁和塔城作为经商口岸战争期间中断了,恰克图颓势有所减缓。战争之后,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刘锦棠,都很注重中俄贸易。西北是无法自给自足的,所以贸易是必由之路,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中俄贸易。所以在条约中也分别规定了贸易口岸。第一次中俄中亚战争商定的口岸是塞米伊和奇伊利,第二次中俄中亚战争则是额尔齐斯河畔的巴甫洛达尔和咸海北端的阿拉尔斯克。
两国的铁路都已经修到了阿拉尔斯克,所以此城在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里发展很快,由于都是铁路,运费比巴甫洛达尔要高一些。巴甫洛达尔则是受限于额尔齐斯河的冰期太长,一年有5个月的冰期,所以发展不是很快。布尔津则是额尔齐斯河上游布尔津河注入额尔齐斯河的河口处的一个小镇。这里4-10月解冻,6-8月汛期时可以勉强通航小火轮。
在巴甫洛达尔交易的商人大部分是将货物用火车从西安运到塞米伊,然后顺流而下到巴甫洛达尔。一些小商人为了节省运费,则是将货物运到布尔津囤起来,然后在汛期水运到巴甫洛达尔。
刘锦棠为发展和俄国的贸易,在1884年专门向朝廷申请从湖南生产的茶叶经西北运往俄国时,由陕甘总督征税。朝廷许了。徽商晋商则是在刘锦棠支持之下在湖南湖北等茶叶产地也用机器制茶,然后直接用铁路运输到俄国。一路之上刘锦棠只在最后的两个通商城市收取一次税费。大大降低了晋商的成本,使得他们可以和走海路到黑海的俄商的茶叶相竞争。
刘国昌4月15日到达布尔津之后,先是熟悉了一下周围情况,发现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镇子,准确地说,是一个靠着码头的小镇子。码头也只是一个破烂的小码头。
于是刘国昌请了一位学水利的留学生,两人考察了从布尔津到斋桑泊的河道。河道总长260公里,一路之上曲曲折折,取直后长度为180公里。二人一起规划了布尔津河的整改方案。
他们将布尔津河比较大的拐弯处都取直,并根据河流的流量将河道宽度缩减了一半以上到50米至100米,束流冲沙。然后再在河流的关键拐弯处建造水库。
规划做完之后,时间已经到了八月底,汛期就要过去。如果要改造,那就要立刻开始了。如果是长期施政,那自然可以慢慢来。但是刘国昌知道自己只是短暂地在这里学习施政经验。于是他用自己的身份调来了1万的苦役。1人1天能完成100担土的工程量,1担50公斤,土密度是2吨每立方米,即每人每日能够2.5立方米的土。每人每天能挖8立方米的土。平均每人每天能够完成2立方米的土石方。按照2米深20米宽来新修河道,则每米土石方为40立方米。挖出的土按照河宽50米堆成河堤。1万人每天能够完成500米。从哈巴河到布尔津河之间需要取直的有12.5公里,从哈巴河到斋桑泊有24公里水道需要取直。总共有36.5公里水道需要取直,理论计算为72天。但是实际上土方量不止如此,但是也会使用炸药等工具。实际河道取直的施工从8月底到11月底用了3个月,正好在封冻之前完成了取直工程。
与此同时,刘国昌从现有航道下手。在8月底汛期过去之后,他用从乌鲁木齐采购的蒸汽挖沙船从斋桑泊开始向上游疏通河道。挖沙船从原有的2米深航道中部最深处向下挖。本来计划挖出了个大约4米深的航道,底部则是有10米宽。但是施工之后发现,一艘船每小时只能够挖10立方米的泥沙,每天工作8小时能挖4米长。所以最终废弃了这个方案。打算还是利用枯水期人工挖掘航道。
刘国昌本来打算用推土机和拖拉机来完成航道工程的,但是在5月份和乌鲁木齐制造局联系之后,发现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办法,他只好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说了原理。内燃机他们已经生产了三四年了。所以技术上没有严重短板,但是短期内也肯定用不上了。
在进行河道整修的过程中,刘国昌也同时发现额尔齐斯河两侧的滩涂土层厚度有限,但是都很肥沃。于是他请父亲找了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农,让他们随行考察了额尔齐斯河、布尔津河、哈巴河两岸的土地。结论是土地很肥沃,适合种植大豆、小麦、玉米等。调查得到,布尔津河两岸大概有300km2,哈巴河两岸大概有250km2,阿勒泰大概有210km2,福海200km2,青河100 km2的土地可供耕种。总计1060km2,约合114万亩的土地可供耕种。按每户4人2丁30亩计算,可招纳移民21.2万人。按亩产1.5担,每人岁食6担估算,斋桑泊上游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可供养40万人。若是算上数倍的牧场,可供养的人数更多。而现在的阿尔泰地区只有6万人左右,自己治下的布尔津更是只有大概7000人,分散居住在各个村子。布尔津镇治所已经是人口稠密了,总计只有400人。
于是刘国昌决定适度引进移民。布尔津县总共可承载6万务农人口,共计供养11万人。刘锦棠决定5年内从内地引进移民3万务农人员,一为农业,一为稳定。
此外,刘国昌偶然机会发现布尔津县也有非常丰富的石灰石储量,可以用来烧制水泥,制造建筑材料。
于是,刘锦棠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规划。农业以玉米、大豆、小麦为主。工业则是烧制石灰。第一年先引进2000移民,耕种旧有土地。然后每年引进已有人口的0.5倍,5年时间就可以引进移民2.6万人,之后就不再特意引进移民。工业则是建立一个小的水泥厂。生产出来的水泥一开始是自用,建造码头、修建房屋等。在生产量扩大之后再顺流而下供应塞米伊等地,也能用火车运送到乌鲁木齐、伊犁等地,这就完全是商业的事情,要看当地是否有足够矿产可以生产水泥了。
同时,为了保护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不被破坏,他规定除了官府分配的30亩土地外,未经允许的新开荒地按照每亩1担收取租金。
11月中旬的时候,刘国昌得知各调研分队都已经回到了西安,于是也交代了各项事务给了继任的知县,卸任返回西安了,并于1896年12月15日到达西安。
到达西安之后,众人集中开会。每个人都向大家大体汇报了自己的调研成果,然后按照学院各自回去继续整理调研报告。最终在1897年1月5日形成了陕甘总督府的第一份国民经济发展报告:《1880年至1895年西北三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报告》。然后各自回家过年,决定过年回来后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刘国昌则是带着这份报告回到了兰州给父亲看。
1864年,新疆人口约200万人,陕西1300万人,甘肃2000万人。1873年底新疆平定之时,新疆人口只有70万,陕西已经从1870年的600万增加到了750万,甘肃已经从1870的400万增加到了520万。之后的两年,陕甘人口每年新增自发移民10万人。新疆则是在左宗棠的大力移民之下,到1875年底人口达到了117万,其中费尔干纳移民10万;陕西人口为770万,甘肃为540万。
之后由于丁戊奇荒,左宗棠和继任者都大力将北方四省的灾民向新疆移民,最多一年(1878年)达到了250万。到了1879年底,新疆(包括新收回的领土)已经有687万人。陕西和甘肃则是由于连续荒年,人口分别降低到了700万和400万。据统计,西北三省增加的360万人,有150万来自河南,150万来自直隶,60万来自山西。就这样,仍然有近百万人饿死。若是没有新疆接收这些灾民,饿死之人至少要加倍,也就是800万人。
1879年3月,俄国侵略中国;1881年10月底,刘锦棠打退俄国;1882年10月20日签订合议。4年的时间,由于战事,移民工作虽仍在进行,但速度大大减缓,并且大部分移民都是到的陕西和甘肃。到1882年底,新疆有人口1000万人(其中新占土地上有300万土著哈萨克等民族),陕西有800万,甘肃有450万。
新疆原地域的耕地面积4000万亩,费尔干纳盆地有耕地750万亩,新占耕地6500万亩,共计11250万亩;至少需农民户375万户,每户4以2丁4人计,为1500万人。粮食可供应充足2813万人。
陕西省耕地4000万亩,至少需农民户133万户,每户4以2丁4人计,为533万人。粮食可充足供应1000万人。
甘肃耕地5000万亩,至少需农民户167万户,每户4以2丁4人计,为667万人。粮食可供应充足1188万人。
刘锦棠作为陕甘总督,战后移民之事再次重视起来。陕西人口已经能够耕种所有土地,所以不再专门组织移民。若扣除原有省内非务农人员,甘肃差额150万人,新疆人口也差额700万,所以它们是移民重点。每年新疆移民有50万,陕西、甘肃则是约10-20万。十三年间,新疆移民650万(绝大部分是移民到新占地区);陕西移民150万,甘肃移民200万,总计950万。算上自然增长的人口,到1895年底之时,新疆人口已经有1700万,陕西1000万,甘肃700万。此时的西北三省已经停止了专项的移民组织。
新疆原本有土著居民70万。后来中俄战争中占领的新的领土上有土著居民300万人和5万俄国移民。到1895年底,土著居民还有250万。新疆移民和本地的汉人总计有1300万,其中有700万是在新疆原有地域,200万是在费尔干纳,其余650万则是分散在其余各绿洲。
在1882年新疆新占领的土地中,俄国居民有大约5万人。由于中亚地广人稀,所以刘锦棠只是将其中的1万抵抗的居民交由当地哈萨克首领管制。
后来刘国昌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俄国从1889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刘锦棠和朝廷都担心俄国以这条铁路为根据地进攻西北三省,俄国则是担心刘锦棠阻止铁路修建。两头都怕,于是在刘国昌提议下,刘锦棠主动提出俄国应将铁路修建在距离新疆北界500公里以外。俄国收到这个提议松了一口气,于是讨价还价之下,签订协议。
协议规定,西伯利亚铁路距离新疆边境不得少于200km。为此,刘锦棠应将境内的俄国居民遣送回国,俄国负责每人路费20两银子。同时规定,刘锦棠不得反对俄国通过中国商人从西北三省招聘工人。俄国不得歧视在俄国经商的中国人,并需保护在俄国乌拉尔山以东经商的中国人,若是犯法,需遣送回西北审判,遣送不便的,由俄国公使派人进行审判,审判过程必须经俄国批准方可生效。
协议签订之后,刘锦棠以礼送出境的名义将5万的俄国居民遣送回国,路费总计收了100万两。同时徽商和晋商等人,也将之前俄国的仆从哈萨克以每人每年30两银子的价格租给了俄国,中途死亡的,赔偿100两。苦役租完之后,他们就开始联系当地的哈萨克首领,利诱他们招收自己属地的牧民到俄国打工。交易市场是卡拉干达。知道此事之后,刘锦棠按照刘国昌的建议,将税金定为交易额的33%,同时大力打击地下交易。定税之后,原本在地下的佣工交易迅速发展,从1890年的几百人到后来的基本稳定的每年10万人。大规模的佣工交易一直持续到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完成。之后小规模的佣工交易也一直持续到了1915年收尾工程完工。1889-1903年,总计有100万人(其中50万是苦役)被输送到俄国修建铁路,在之后的收尾工程中则是有20万人次。最终能够返回的人则不足20万,其余要么被强留在俄国,要么死在了工程之中。在交易之中,50万的苦役刘锦棠在1895年之前收取了8000万两银子(其中3000万两给了商人),没死的俄国也以死亡补偿了,不再放回。其余的1903年之前的50万人则是每年收到1670万两银子(1904年收到2370万),总共收到了1.4亿两。1904~1914年总计收到租金4380万两(1908年及之后每年310万两)。商人组织的劳工收三一税,分别为(以1903年为界)4630万两和1445万两。
仅在1889年—1901年间,俄国就为西伯利亚铁路花费了14.6亿卢布,到1904年修建完成则是花费了20亿卢布。到1915年收尾工程完工,则是总共花费了23亿卢布,总计14.26亿两银子。其中西北三省的各类劳工费用总计2.64亿两银子。
新疆1882年有4万团练和5万绿营,防守各地。刘锦棠鉴于陕西、甘肃已经不再是边境,所以减少了两地的绿营,将人员调到新疆。到1885年,陕西有绿营1万,甘肃有绿营2万,新疆有绿营9万和团练4万。团练每年军费是557万两(5569729两),绿营每年军费420万两,总计每年军费977万两。
1882年战争之后,刘锦棠抓了1万的俄国屯民和50万的哈萨克牧民作为苦役。于是每年有210万两的苦役租金。
1883年的时候,刘锦棠手里有之前积累下来的3073万两苦役租金,朝廷每年拨款不过500万两。每年苦役租金210万两。每年的缺额就有267万两,只有用积累的苦役租金先垫着。
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之后,刘锦棠有了俄国的苦役租金,1890-1895平均每年有1470万两。1896年开始将会有大幅度下降,估算只有500万两。
1872年之前新疆的税收一年也不过二十万两上下,聊胜于无罢了。之后几任陕甘总督和新疆巡抚都大力移民种地和开垦废弃的耕地。
1882年底,中俄签订停战条约之时,新疆有人口1000万人(其中新占土地上有300万土著哈萨克等民族),陕西有800万,甘肃有450万。
新疆原地域的耕地面积4000万亩,每户30亩,可分配133万户,每户2丁4口,需要农户533万人。之前移民的时候主要就是移民到这些地方,人口已经达到了600万。耕地已经基本全部利用。平均每亩产谷1.5担,折合米0.75担。一担谷价格是1.5两银子,农税是什一税。之前由于丁戊奇荒和战争的原因,收税是绝大部分收粮,收银的也不多。从1882年开始才少部收粮,大部收银,基本是3:7的样子。1882年农税收了630万两银子和180万担谷。在之后的日子里,也基本变化不大。
费尔干纳地区有耕地750万亩。1872年之前有70万人口,其中40万为布鲁特人,分散在周围山地和再远的地方放牧。盆地有大约30万人。战后还余20万人,另有5万人作为苦役被运往内地。之后再经过战争和几次动乱,到1882年底的时候,费尔干纳盆地的原住民还剩下15万人。在十年移民过程中,费尔干纳盆地作为移民的重点地区之一,总计移民100万,总人口已经达到115万。盆地土质肥沃,平均每亩产谷2担。1882年的时候,农税收了158万两和45万担。在之后的日子里,基本变化不大。
1875年底,第一次中俄战争,左宗棠等人占领了伊犁河谷之外的大片土地。其中阿拉木图300万亩,科帕尔80万亩,比什凯克450万亩,江布尔300万亩奇姆肯特50万亩,塔什干400万亩,饥饿草原1300万亩,总计2880万亩。算上其他零星的地方,大约3000万亩。丁戊奇荒中,阿拉木图4.5万人、科帕尔0.5万人,比什凯克1.5万人,江布尔0.5万人,奇姆肯特1万人,塔什干3万人。饥饿草原1万人,总计13万人。1882年底战争结束之后,又新占领了一些土地,其中撒马尔罕650万亩,布哈拉400万亩,卡尔西地区600万亩,阿姆河中游400万亩,阿姆河上游900万亩,克孜勒奥尔达200万亩,锡尔河沿岸200万亩,阿拉尔斯克50万亩,总计新占领的大片耕地有3400万亩,比原本占领的还要多。总计新占领大片土地耕地有6280万亩,算上零散的至少有6500万亩。在1882年之后的移民中,这是移民的重点。到1895年之时,新占领土地上已经移民650万。其中阿拉木图40万(另有土著5万),科帕尔10万(另有土著2万),比什凯克60万(另有土著5万),江布尔40万(另有土著5万),奇姆肯特70万(另有土著5万),塔什干50万(另有土著10万),饥饿草原70万(另有土著20万),克孜勒奥尔达20万(另有土著5万),锡尔河沿岸25万(另有土著10万),阿拉尔斯克5万,撒马尔罕70万(另有土著10万),布哈拉40万(另有土著20万),阿姆河中游40万(另有土著10万),阿姆河上游50万(另有土著10万),卡尔西地区40万(另有土著20万)。另外20万移民在各个小片绿洲,另外100万土著在广阔草原上游牧。汇总如下表1。到1895年底,新占的总共6500万亩土地耕地中有6125万亩在耕种中,农税收了944万两和270万担。在之后的日子里,基本变化不大。预计1896年底能够全部耕种。到1896年,农税预计会收1023万两和293万担。在之后的日子里,基本变化不大。
表1:新疆新占土地各地耕地面积与移民数量(1895)
序号 | 地区 | 耕地面积 km2 | 耕地面积 万亩 | 移民 万人 | 土著 万人 |
| 阿拉木图 | 2000 | 300 | 40 | 5 |
| 科帕尔 | 533 | 80 | 10 | 2 |
| 比什凯克 | 3015 | 452 | 60 | 5 |
| 江布尔 | 2125 | 319 | 40 | 5 |
| 奇姆肯特地区 | 3968 | 595 | 70 | 5 |
| 塔什干地区 | 2856 | 428 | 50 | 10 |
| 饥饿草原 | 8848 | 1327 | 70 | 5 |
| 克孜勒奥尔达 | 1538 | 231 | 20 | 5 |
| 锡尔河沿岸 | 1586 | 238 | 25 | 10 |
| 撒马尔罕 | 4549 | 682 | 70 | 10 |
| 布哈拉 | 2741 | 411 | 40 | 10 |
| 阿姆河中游 | 2830 | 425 | 40 | 10 |
| 阿姆河上游 | 6248 | 937 | 50 | 10 |
| 卡尔西地区 | 4230 | 635 | 40 | 20 |
| 其他地区 | —— | —— | 20 | 100 |
| 总计 | 47067 | 7060 | 645 | 212 |
总计从1896年开始,每年能够收的农税有1811万两银子和518万担谷。
陕西省耕地4000万亩。1882年的时候,农税收了630万两和180万担。在之后的日子里,基本变化不大。
甘肃耕地5000万亩,1882年的时候,只有450万人在耕种,农税收了531万两和151万担。到了1895年的时候,耕地已经都在耕种了,农税收了787万两银子和225万担谷。在之后的日子里,基本变化不大。
总计三省在正常年份,1882年时,农税收了2205万两银子和556万担谷(其中新占土地为15万两银子和4万担谷);从1896年开始,农税会收3228万两银子和923万担谷。由于各地水旱天灾,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用于赈灾,所以1896年开始,每年赈灾之外的银子大约有2500万两。
原本清朝田赋是三十税一,但是由于各种苛捐杂税横行,还要交给地主地租,佃农的收入自己能剩下的少的五成,多的也就七成,自耕农多一些,也不过八成上下。刘锦棠虽然虽然提高了田赋,但是他直接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所以农民的生活反而好过的多了。这也就是在陕甘新疆,由于连年战争,原有的乡绅统治已经支离破碎,所以才执行得下去。即便如此,刘锦棠也是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将此事实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