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的日子不光是缺少米面下锅，就是锅下面灶坑里烧的柴禾也是不够烧啊！生产队每年分的麦根子和玉米根，即便特别节省也接不到下一年。所以放学后去拾草也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贫瘠的丘陵地带没有多少树木。地边沟里的茅草只是趴在地上长不高，何况哪里有多少地边沟边能长草，因为别人家也缺柴烧啊！大家都是抢着去捡拾点儿柴禾，整个坡里地里，往往都是干干净净的，草刺不见。以致东北的三姐夫来我家时，还夸我们这里卫生搞得真好，连地里都这么干净。冬春季节我们会手拿着耙子，胳膊上拐着大篓子，出去到道边、沟里背风的地方，捡拾一点儿庄稼叶儿和茅草根回来。

    有时候赶上东面十多里地的上院上和下院上的山区开山三两天，父亲会带着哥哥姐姐几个全都去上山拾草，一天能拾回一大担柴禾。后来我和二弟长大一点儿，也跟着上山。我们背回自己拾的草，到家后母亲还会拿秤给我们称一称，看拾了多少斤。记得有一次弟弟拾了十六斤，我拾了23斤，那是拾得比较多的时候，母亲和我们都很高兴。

    夏天放了暑假，我们就用小扒锄撅着大篓子，上坡去锄拾那些正在生长的青草。一上午能划拉一大篓子，用扒锄把儿撅着大篓子上拴的绳子扣儿扛在肩膀上，很沉。有时蹲着搭在肩膀上了就是起不来，需要别人在后面帮忙提一下才能站起来。一路上得休息好几次，都是找块儿高一点儿的地方搁放装满青草的大篓子，否则再背又起不来了。我们流着汗弯腰曲背地背回来，放到南沙河的沙滩上散开晒干。再收起来垛到南屋里西边跟麦根子一起掺和着烧。要是光烧干青草，它就有点儿压火。干青草起先不爱着火。拉着风箱歪着脑袋瞅着灶坑的锅底，看看火着了没有，它会忽然燃起，从灶坑里呼”地一下蹿出一大口带烟的火苗儿，滋啦”一声燎掉前额的头发，甚至眉毛。接着就闻到一股烧鸡毛的味道。我和母亲都吃过这个亏。

    有时国家也配给一点儿煤票，有多少呢？反正是拿着筐或者篓子都觉得漏掉煤面怪可惜的，就提着水桶去买煤，能有多少可想而知了。

    我们家北礓上公社里办起了工业，有个打铁的红炉，掏出的炉渣里多少有点儿没烧透的煤渣儿。母亲就打发六七岁的两个小弟弟拿着小篓儿去捡点儿煤渣回来，添在煤里。母亲坐在灶台前“呱哒呱哒”地拉着大风箱，歪着头看着灶坑里烧煤的火苗。锅盖上冒出大气，烀出一锅香喷喷的地瓜和饼子。

    家里吃的烧的我总愿帮着母亲操心。过年时，我愿意去口后韩家的杏花姨姨家拜年，在她家住些日子，顺便上山拾点儿草带回家。姨姨是个勤劳的人，到她家吃几顿好饭再就是家常便饭。不记得山区过年有什么好玩耍的景物，只记得每天跟着比我大一岁的表姐表哥上山拾草。也是用镰刀撅着个大篓子，跟着他们俩满山跑。

    山上有并不茂密的松树、荆条和带刺儿的酸枣蒺子，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灌木，这些都封山不让砍伐的。我们只是割一些不多的山草，用手划拉点儿落在松树根底下的松针刺儿，有时还摘一些松果，我们管它叫“松火楼儿”。表哥表姐有时候还能爬到柿子树上，折下一些干柴棍儿。我不会爬树，只是跟着仰着脸看着，捡他们扔下来的干柴棍儿。拾回来的草，姨姨叫我单独放在她家东屋的一边，说看看我能拾多少草带回家。

    也不记得在姨姨家住了多少天，上了多少次山，反正看着挺大的一堆草。但经过姨夫那双大手一搭铺子捆绑，还不够一担子挑的，又让人家表姐这些天拾的草搭上了一半。回家的路上，姨夫挑着那只有山里人才会捆绑的草担子，迈着矫健而有节奏的步伐。两个整齐的草捆子随着扁担上下一颤一颤地跳动。我一溜小跑跟在姨夫后面，空着手欢快地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眼前闪动着母亲见到我们后会流露出来的喜悦模样。我满心欢喜，觉得自己能帮家里解决一些困难了。

    后来跟父母亲去了东北，做饭能烧上木头、树枝、豆秸什么的。冬天还有煤一天到晚地烧着。炕总是热乎乎的，屋子里暖烘烘的，我们觉得幸福得不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