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我上学起，母亲便每年生病，而且都是卧床起不来的大病，整天“哎吆，哎吆”地呻吟叫唤。母亲每次生病都是怕花钱拖着不去医院。

    记得有一次，母亲总是拉黑色大便，我们和父亲都也不懂。后来发展到嘴里大口大口地吐血，呕吐了好几块大血块，农村人叫“血饼子”。父亲下地不在家，三姐吓得哭着跑去宋家的小医院，请来了医生。医生说可能是胃出血，得赶快去大医院治疗。

    父亲赶紧叫了街坊邻居好几个人，绑了个担架，连夜抬着母亲，送到三十里外的招远城县医院。那时母亲已经虚弱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在医院半个多月，母亲滴水未进，经过治疗还输了血，才慢慢地缓过来了。母亲后来说，当医生允许进点儿流食时，父亲给她剥了一个葡萄粒放到嘴里，让她尝尝味儿再吐出来。母亲说那味道好的呀，一辈子都不忘。

    那段日子，三姐三天两头要步行去城里给父亲送吃的。三姐胳膊挎着个柳条篓子，篓子上盖着块笼布，里面装着地瓜和玉米面地瓜面两合面的那种硬邦邦的饼子。我在家看着三个弟弟。 

    小弟弟穿的一件小棉袄，是由我的旧短裤改缝的。那是母亲把一条带有蓝色和平鸽的大手绢染成了紫红色，给我做的短裤。小弟弟连条裤子都没有，就光着屁股。每次出门，我都是用我的棉袄衿裹着他，让他紧贴在我的肚皮上暖和。到了街上邻居家，没等人家问你妈妈怎么样了，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哗哗地流出来。

    有一天，三姐说她在家看着三个弟弟，让我和我哥去看看母亲。清早，我和哥哥挽起盛满干粮的篓子，按照三姐告诉的路线，沿着大道往南走。先是路过苑家村再到石家。到付家村的时候，遇到一辆拉货物的马车。我们想马车肯定是去县城里送货，就紧跟在马车后面走，这样可以催促自己走得快点儿。我和哥哥轮换着用胳膊挽着篓子，气喘吁吁地跟着马车。

    走了一会儿，赶马车的人问我们：“你们俩要上哪儿去呀？别老紧跟着马车，我一甩鞭子容易抽着你们。”“俺妈病了，在城里住院，我们去送干粮。” 提起我妈，我的眼泪就又流出来了。好心的马车夫听了，马上说：“你们上车来吧，我去三里店可以捎你们一大段路。”爬上装满麻袋的马车，也不知道人家装的是什么，坐在上面觉得恣恣悠悠地前行，真省了不少劲儿。我第一次上招远县城就遇到了好心人。到了三里店，车夫让马停下脚步，扶着我们下了车，告诉我们还有三里路就到招远城了。医院在西山上，沿着大道走到一个大十字路口再往西走，上过坡就到了。

    谢过车夫，我们挽起篓子找到了医院。见母亲躺在白床上，只叫了一声“妈”，眼泪就像泉水一样涌起来没完，啥话没说就光哭了。平静下来我告诉母亲，我俩是坐马车来的。父亲说：“你们没问问是哪个疃儿的马车呀？以后我好谢谢人家。”我说：“问了，他说是栾家河疃儿的。”临走的时候，父亲拿起我们送去的两个饼子，去饭馆叫人家给切成了方块，放了点儿白菜在锅里炒了炒，又加了点儿水后，盛了三碗，说是叫烩饼子。我们爷儿仨一人吃了一碗。因为从来没这么做着吃过，觉得还挺好吃的。然后父亲就打发我们往回走了。一点儿也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只记得母亲后来说，人家邻床的病号说你们母女俩搂着哭，看你儿子在那儿噔噔噔地玩着猴筋皮子（自己做的弹弓）像没事似的。

    全家人都怕母亲生病。每当秋风凉了，或者吃的不合适了，病魔就缠上她。我在自己疃儿里上学时，心里老是牵挂着，有时下课后噔噔噔地跑回家，看看躺在炕上的母亲，看看她嘴里是否还冒着气（因为冬天家里冷，呼吸都能看见哈气）。叫声妈，妈应了，就放心地跑回教室上课。那时我就怕妈妈不喘气了。她常说：“我这个妈呀，就像一根破草绳子一样揽着你们。尽管是躺在炕上，你们进了家叫声妈，还算是个家，一旦这根破草绳子断了······”每当妈妈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都是哭着不让她说。 

    记得在我家东边三里地的英里礓上读高小的时候，母亲又病了。下课后我站在操场上，心里揪着，望着西边埠南张家家住的地方，祈祷着母亲早点好起来。总想要是能有个云梯子踏上去，快点回家看看妈妈该多好啊！ 

    那时真是贫病交加。全家人不光母亲有病，就连我们姊妹几个也经常生病。

    有一次，我因为得了胆道蛔虫病，疼得死去活来。父亲母亲送我去张星，母亲陪着我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才治好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有人说可能是我家风水不好，都爱生病。我想按科学的说法，应该是生活上吃得不好，卫生习惯也不好的缘故吧。菜园里种的菜，都是用自己家没有消毒的人粪尿施肥，又不懂的洗干净再吃。我们在菜园里随手掐个葱叶，摘个黄瓜，都是用脏手抹一抹就吃起来。所以我们个个不是胃疼就是患胆道蛔虫病。大姐二姐在外面挂着家处处省吃俭用，经常往家寄钱补贴家用，但那些钱大多是没有花在吃穿上，全都送到医院去了。母亲会说平常的日子不舍得吃点好东西，等有了病的时候又吃不下了。

    母亲的病稍微好一点儿，就会起来做饭，干点儿家务。至今她那像虾一样弓着腰，手拿水瓢，从水缸里一瓢一瓢来回走着往锅里添水的样子，还在我眼前晃动。我拉着风箱烧火，锅热了，妈妈从面盆里捧一捧和好了的玉米面地瓜面两合面，团一团，拍一拍，一只手往锅上一贴，饼子坯就粘在锅边上了。这时候必须把火烧旺，不然饼子坯就贴不住，吐噜到锅底了，饼子就做不好。 

    我身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小的都是在进入六十年代时生的。说起两个小弟弟，大姐二姐没少埋怨父母亲。说家里穷还生那么多孩子，给她们增添了负担和麻烦，增加了挂家的压力。母亲的诉说使我很同情和可怜她。那是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母亲觉察到怀孕的迹象，与父亲商量找医生打掉这个孩子，不想要了。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这一说，即使不想要也得悄悄说，不然让别人知道了，人家都会说心狠害命什么的。 

    冬天里的一天，父亲带母亲去招远城的医院，还计划着捎带买些布，回来给这帮孩子做件过年的新衣服。找到医生说明了情况，医生问有了几个孩子？母亲说两个儿子四个闺女。那个医生说男孩子还是少了点儿，你们还是留着这条小命吧！父母亲听了劝告，没有固执坚持去打掉。买了布和一些过年的东西便往回走。

    三十里路，父亲牵了驴，母亲骑在驴上。走到半路母亲就开始胃疼，回来后就大病一场。母亲说那可能是心生害命的歹念，伤了天理遭到了报应。唉！ 都是封建迷信，我想肯定是大冬天的受凉了。不过母亲是那样认为的，所以等以后她年近四十岁又怀了她的小儿子我的小弟弟时，就再没敢想打掉的事情了。

    唉！孩子多还时常有生病的，缺吃少穿没柴烧没钱花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代。我放学后，不是下地拾草就是去挖野菜；还得推石磨磨面，推碾子辗米轧地瓜干。没完没了地看孩子。每当母亲有病我就不能上学，必须请假，全天在家看孩子，照顾母亲。端屎端尿、揉肚子、锤后背、刮痧、拔火罐我都会。母亲当然也是在她体弱多病的中年倍受了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