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阳春三月他从国内回到了非洲。一路上提心吊胆，在飞机上头半程十个小时都带着口罩，不敢吃航空公司提供的机餐，一泡尿被他从广州憋到埃塞俄比亚的中转站，硬是没用飞机上的厕所。他才三十多岁，家有老小，责任重大，自己万万不能有所闪失。

在中转站又饿又渴，可是这位堂堂男儿实在是被病毒吓破了胆，不敢吃不敢喝，看着那些毫不在意坐在酒吧安闲喝酒坐在餐厅大快朵颐的乘客，他又渴慕又鄙视，渴慕他们一时能填饱肚皮，鄙视他们对病毒的危险一无所知。在他眼里，那些人都是接近疯狂的找死者。

他找了一个靠近玻璃窗的连排座椅，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抽出一张报纸，诚惶诚恐地坐下了，刚坐下的那一刻，铁制的椅面传来一阵冰凉，让他浑身一激灵，早晨的候机大厅有点冷。他很怕病毒透过报纸钻到屁股上。想到这一点他自嘲似的笑了，自己这是怎么了，疑神疑鬼的。再说就是被感染，也轮不到自己，那些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在乎，不戴口罩大吃大喝的人才是最先中标者，没必要给自己增加压力。他这才感觉到一丝轻松，透过窗玻璃看到停机坪上一架又一架刚刚着陆或者即将起飞的播音飞机。窗外逐渐明亮的天空让他感到一身的疲惫。

在中转站要候机四小时，接下来还有三个小时的旅程飞往乌干达。乌干达是一个美丽的国度，维多利亚湖水波粼粼浩渺无际，尼罗河源头的瀑布气势非凡。一年四季如春，因为地处赤道和高原，有足够的紫外线来灭除病毒。他想着到了乌干达就安全了，至今乌干达还没有发现一例感染者。

但是饥渴让他停止了胡思乱想，在登机前的一小时，他感到喉咙发干，脑袋眩晕，必须补充一点水分了。他大着胆子走向超市，选了一瓶矿泉水，在收银处付了钱，当俊朗的埃塞尔比亚美女两眼含笑找给他零钱时，他装作很大方地说不必找了，那是她的小费。实际上，他怕零钱上沾有致命的病毒。他迫不及待，将那瓶500ML的水一饮而尽。

旅程终于结束了，在自己公司的那套别墅里，他将全身的衣服脱个精光，给自己浑身消毒，然后在浴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往身上打肥皂沫。这一场澡洗下来，用了半块肥皂，皮肤都被洗成紫红色，才觉得自己远离了病毒。

黑人保姆要将院中垃圾箱里的衣服拿出来清洗，他说不必了，把这些衣服全扔掉。保姆说太可惜了，要不我洗洗，我拿回家给哥哥弟弟穿。他说那可不行，我宁可买新的衣服送给你。他怕保姆不听，背着他偷偷将衣服拿走，于是回屋拿了打火机，将衣服全部烧掉，别墅的院子里火光灿烂。

三四天后，他已经消除了所有旅途的疲劳，准备出去工作，朋友在电话里劝他，你别那么着急，还是在家隔离满十四天再出来吧。他想想也是，做人不能太自私，不能让别人因为自己的不负责而陷入恐惧之中。就听从朋友的建议，在家没日没夜地上网聊天看美剧。一星期之后，他居然发起高烧。

完了，完了，我得了新冠了，他在电话里告诉朋友。发烧干咳所有症状都跟新冠患者的症状相似。他很怕被乌干达政府抓去，被隔离在一家酒店，然后媒体大肆报道在乌干达第一位感染新冠的中国人，如果因此被遣返回去，那么他在这边的事业就偃旗息鼓了，他可是全家的希望呀。他绝对不能让这边的政府人员知道他发病的事情。朋友听了也是一阵恐慌，坚持让他去政府指定的医院去做检查，但是他坚决拒绝了，说不行，我不能去。我在家自己治疗，一定能扛过去，我还年轻，听国内钟神医说，连花清瘟胶囊管用，你能帮我买到连花清瘟吗？

朋友说，我试试。朋友从中国药贩那里买了两盒让黑人给他送过去。发着高烧的他迫不及待地服用了第一剂。连花清瘟胶囊果然名不虚传，服用到第二天，高烧居然退了下来，可是在第四天药物用尽，高烧又起。朋友又给他送来两盒，四天的药量，在这四天里他的体温时升时降，他觉得连花清瘟胶囊肯定在起作用，只是需要自己多服几个疗程才能最终将体内病毒清除干净。

可是当朋友想询问他的病情时，却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朋友害怕了，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测之事，马上戴上口罩驱车去他家，此刻朋友也顾不上被传染的危险了，救他的命要紧，赶到他家，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处于昏迷状态。朋友马上叫救护车，将他送进国际医院。在国际医院对血液进行各种测试，最终得出结果不是他自我诊断的新冠病毒，而是严重的脑虐，就是疟原虫已经攻击到了脑部，几天之后这位三十几岁的青年不治而亡。医生说他延误了救治的最佳时期。

可是他至死都以为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至死都对连花清瘟胶囊抱有救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