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杀以后，虽然全国掀起了一个抗议高潮，但显然抗议群众并没有后续手段。并且随着木已成舟，各地都开始表态支持，这样就进入了一个肃杀的时代。首先是开始通缉学生领袖，21名高自联领袖，还有很多知识界人士都被通缉。当时很多人都表示愿意对这些被通缉的人士伸出援手，包括我们青年同事都表示如果遇到这些逃亡的学生领袖都愿意窝藏学生。其实后来我也读到了不少人的逃亡经历，确实是有不少素不相识的人们对逃亡中的人们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更多的人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一句话说就是枪口抬高一寸。我出国后曾经读到一篇记录王军涛当年的逃亡经历的《情义无价》，好些陌生人因为帮助王军涛而入狱。还有好些别的人的回忆都讲到陌生人的帮助，或者有时候军警故意视而不见的情节。

当然，就像任何时代一样，我们在看到这些高贵的举动的同时，也同样看到背叛。学生领袖周峰锁逃到姐姐家被姐夫举报而被捕，还有听说王丹跑到姨家被姨父举报，不过王丹觉察得快，立即离去没有当场被捕。大多数学生领袖很快都被捕了，21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中（其实应该22位，但郭海锋已经在六三之夜被捕），除了乌尔开希和李录是六四之后在中共通缉之前已经逃到了罗网的边缘，被通缉后立刻就到了香港。王超华是被香港的黄雀行动救出去的。柴玲和封从德夫妇是在国内躲藏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风声稍有点松动后逃出去的。张伯笠逃到东北后穿越国境线到了前苏联，但被苏联边防军抓捕并扔回中国境内，后来在国内流浪了好长时间后才逃出去了。我后来读过他的回忆录，但只包括逃到前苏联并被遣送回来的经历。后来疫情开始后，张伯笠在Youtube上做了他逃亡的系列节目，第一次详细的讲述了他的逃亡经历，可谓惊心动魄。其他学生领袖大多数都在一个月之内被捕。可以说这些学生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所以难逃社会主义专政的天罗地网。这几个从专政罗网逃出去的，都是年纪比较大，工作过几年，或者上学前就在社会上混过的，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才能在通缉令的罗网中潜伏一段时间，后来待机逃出去。所有的应届本科生，除了乌尔开希和李录是在罗网张开之前就已经出了国，别的人无一例外都进了监狱，可见这些学生领袖确实是初出茅庐，完全缺乏社会经验。当然，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大多数被通缉的学生领袖的名字了。

我出国后读到了郑义夫人北明的《走向光明》，发现可能郑义六四之后的逃亡经历是最传奇的。他们夫妇俩在国内流亡了两，三年才最终逃出来。郑义本来在太原，因为去作协开会到了北京就一直呆在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就是六四之后通缉令上说的学生背后长胡子的人。其实所通缉的背后长胡子的很多知识分子当时都不敢深入介入学生运动，害怕被作为幕后黑手被清洗。譬如方励之先生，除了在思想上启蒙过学生之外，可以说与这次运动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也被作为最大的幕后黑手。但郑义绝对是一个例外，一到北京马上就到广场去给学生出谋划策。六四之后郑义就一直在外逃亡。北明刚开始被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后来给放了出来，但处于密切监控之中，就是为了钓郑义这条大鱼。但郑义社会经验丰富，文革期间在清华差点被红卫兵打死，不得已长期在外流亡，所以对于逃避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很有经验。郑义通过加密信件指挥北明从太原家中出发，然后在路上摆脱了跟踪的尾巴，二人汇合，然后又在国内流亡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找到机会逃出了罗网。当然，北明的书里对于他们在国内具体的流亡过程基本没有描述，这也是为了掩护那些当年帮助过他们的人们。主要是写了如何从太原家里出来后一路摆脱监控的便衣，最终与郑义汇合的过程。我前些年曾有一次机会与郑义先生在一次活动中见面聊过几句，本以为以后还有机会再细聊一些当年的事，只是后来再也无缘与先生再见。2020大选期间在Youtube上看见郑义先生讲述他自己孤身一人从家出发，到附近几个州去分发传单.他说了一句令人警醒的话：他闻到了1949的味道。

当时很多人都在牵挂这些被通缉的学生们，一旦从《美国之音》里面听到某人到了海外，大家都是一片欢呼。如果通过央视看见某人被捕，大家都有点沮丧。我还记得当时听到柴玲最终到了国外时好多人的兴奋的表情。只是好消息少，倒是坏消息日渐增多。

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各地逐渐出来表态支持中央决定，基本上尘埃落定。这时候就开始了要清查每人在六四期间的表现，大有要搞人人过关的态势，文革又回来了。只是时过境迁，那个时代的人们从文革刚过来不久，对刚过去的时代印象深刻，还想重复文革那一套实在行不通。在强烈的民意反对之下，清查运动最后也就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外地多数地方就是走走过场，当然那些挂了号的人就难免牢狱之灾，多数参与者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了。像我校领头的学生，就给了个处分，没有开除学籍，多数参与学生就不予追究了。像我这样的，没有人举报，也就没人追究。当然肯定也不乏这个时候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整人，或者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告发与自己有私怨的人。

北京的人人过关运动可能持续时间最长，但遇到的反弹也是最强烈，至少一半的北京人参与了六四，真要追究下去，北京的监狱肯定不够用了，所以最后也是进行不下去了而不得不中止。就是几年之后我在北大，大多数的学生老师在谈话中依然还是毫不讳言支持六四学生的，我还与一位当年北大绝食团的女同学在同一个实验室呆了几年。当然，他们也谈到新入学的经过一年军训的学生明显就不一样了。虽然这种人人过关运动没能深入进行下去，但至少起了一个威胁人的作用，让那些支持者心里有了阴影，以后再次站出来之前就得多考虑考虑后果了。并且六四的屠杀提醒了那些人，中共是杀人起家的。因为文革后相对宽松的气氛，年轻一代基本上都不太清楚共产党的血腥历史，初生牛犊不怕虎，才敢于起来挑战，而好多老人已经彻底被过去经历的恐惧击倒了，不敢有任何挑战的想法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虽然支持学生，但没几个敢于真正站出来的缘故。当年教委还临时对当年录取的研究生加了一个条件：六四期间的表现，并需要单位人事处盖章。好几个哥们当年去上硕士或者博士都必须走这个手续，当然多数人不过是例行公事。这几位都是私下议论，从来没有任何公开活动。

随着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人们心中虽然气愤，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但当时人们心中都认为这个屠杀学生的政权长不了。一方面是因为从小受的教育，尤其是老毛说过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因为当时的民意肯定是反对对学生及市民的屠杀的，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党内好多高层也对这件事的处理不满。还不仅是党内的自由派，就连当时的两个著名的左王：胡乔木和邓立群，也都没有公开站出来表态支持戒严，可见屠杀学生这事的确是不得人心，尤其是在北京。在当时的北京想找几个知名人物出来公开宣称支持戒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一天报上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公开支持戒严的报道。其实当时的牟其中并没有名气，我之所以知道此人在我的《儿时琐忆：小孩子眼中的文革之暗流涌动》中谈到过牟其中其人。因为我们那里都说他是和王震的儿子勾结上了，所以此时站出来一点不奇怪。如果说当时的高层里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公开宣称镇压有理，那就非王震这个刽子手莫属。不过虽然当时很多人不齿牟其中的行为，但牟其中从此之后一帆风顺，生意越做越大，当然到后来翻船入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北岛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许牟其中的发迹就是一个证明。

其实民意这个东西，必须有表达的渠道和方式才能产生效果。在一个民意不能自由表达的社会，不论多么汹涌的民意都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很快就会随风转向。因为人的正义感总是暂时的，尤其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支持正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一时的激情过去后，人更多的会在仔细比较利弊得失之后选择放弃。时间能冲淡一切，所有不能忍受的痛都会随着时间渐渐褪色，同样也是人的正义感和对错的分野。不要说国内的人们了，就说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通过六四血卡居留国外的人们，现在还有几个在坚持？当初的站出来，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出于简单的正义感和良知，不过随着中共统治的稳定，总不能让良知和正义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慢慢遗忘，能够在心里为六四保留一个角落已属不易。看看每年的六四集会，除了香港人坚持了30年外，在海外的任何地方可有一个持续的有一定规模的集会？当然不要说别人，连我自己到了美国20年但都没有参加一次六四集会。除了早期为稻粱谋忙碌之外，也是后来看到民运内部的各种乱象不愿意与他们参杂在一起。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出于恐惧，以前拿着中国护照就不用说了，即使后来拿美国护照了也不想被中共盯上以免回国探亲时惹上麻烦。我想这也是大多海外华人的共同恐惧，当然以前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有限的时候，你在美国干的事中国不知道，回国可能不会有麻烦。但现在中共在美国渗透如此之深，很有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被盯上了，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没多少人敢于站出来发声了。要不是看见香港的沦陷，可能这篇文章我也不会写出来。这也是我特别佩服香港人的地方，我们一直认为香港人是经济动物，但香港人表现出来的血性和正义感，让整个世界汗颜。今天香港的沦陷，除了中共的凶残外，其实很多西方政客也是帮凶，而国内的大多数人就更不用说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民意没有一个有效的表达渠道时，你无法知道有多少人站在你这边，因为你看到的媒体，新闻都是对你不利的，所以人人都会因为害怕而高估风险，自然就会退缩了。但当越多的人站出来时，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小，这个时候站出来为正义发声对多数人而言也就没有那么艰难了，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而这个时候强大的民意才能坚持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产生效果。而没有组织的民意总是发散的，多元的，难以形成一种压力，所以统治者自然可以忽略。

当时的人们持乐观态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六四屠杀可以说是震惊了世界，从而形成了当时世界对中国的制裁。当时的民意可以说大家都希望西方的制裁能够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可以这么说，当时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如果真正受到全世界的经济制裁，那么很显然就像风雨中的一叶孤舟，绝对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当时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来自于经济发展，当经济彻底破产时，那么就可以说时中共彻底崩溃之时。虽然民意看似无用，那是因为对手掌握了一切权力。但如果有党内的挑战者想要利用民意上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强大的民意就可以得到宣泄而发挥作用了。不过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只是当时西方政客对国内的民意的一种暂时应付，而像老布什之类政客的并没有真正想要制裁中共的决心和行动，就成了一种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行为。就像前些年的民主党政客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嘴上人权问题喊得山响，但并不能阻止他们私下与中共的利益勾兑。而政客们之所以将人权整天挂在嘴上，一是演给美国民众看的，另外无非就是私下勾兑时的讨价还价。所以过去二，三十年，虽然政客们整天喊着要制裁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可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善，而好多美国政客却像中国当官的一样发了财，可以说这是美国政坛几十年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却在今天成了见怪不惊。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虽然天真，也许还抱有一种过于理想的美好幻觉，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世界是开放的，是愿意去接触新世界新思想的。但今天的防火墙内的墙国人思维似乎已经完全固化了，失去了去了解外面世界的愿望和能力。

只不过事实的发展让大多数人失望了，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中共似乎变成了一只过街老鼠，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只是时间不长，西方的政客和资本家就开始与中共眉来眼去，技术和资金又开始流入中国，给中国的经济输入了新鲜血液。这样一来，中共不仅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垮台，反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现在已经开始挑战美国的地位了。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就有一种新的言论开始出来，认为当年的屠杀有理，没有当年的屠杀，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展。我对于这种言论甚至懒得驳斥。只要看看这种言论在什么地方传播就明白实在是不值得一驳。这种言论其实主要流传在海外，国内六四连提都不让提，自然也就没有这种言论的市场了。虽然可能还真有些人想在国内宣传这种言论，但最高层一直是不愿意让任何人去触碰这个禁区的，所以这马屁似乎拍到了牛蹄上。最应该夸耀的人都不敢提的功绩，我不知道究竟有谁好意思去舔。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知道89年的六四了，大概应该是十来年前发生在成都的一件真事。有人在六四这天在《成都晚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寻找六四死难者。由于晚报的编辑（肯定是年轻人）完全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居然就让这个广告在当天见了报。当然这算一起大的政治事故，至于怎么处理当事人我就不知具体情况了。

附注：关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逃亡经历，有兴趣的可以去Youtube上看《张伯笠谈天说地：流亡者》系列。这是他2020年疫情开始后在网上讲述的，他不仅讲了自己的经历，也谈了不少其他人的经历。他提供的都是一手资料，全是本人所述。年轻一代也许对于我在文中提到的诸多名字感到陌生的，可以通过他的讲述至少简单了解一下这些当年的风云人物。如果我去年写作之前看过这个节目的话，我相信我的文章会更精彩，可能很多地方会作扩展，篇幅会长很多。现在因为大骨架已定，所以只是在有的地方稍微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