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战争的战后，至今已经历了71年。人更换了三代，今日所谓的高齢者层，也绝大多数没有过战争体验。战争这个名词，对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若任其自然，东亚各国的民众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对立，反目的理由。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国家间的对立，国民间的反目，战后71年的今天仍在继续中。为什么历史的怨恨总不能得到解消？ 原因到底在哪里？

有关历史认识对立，筆者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历史教育的问题，二是历史記録的问题。两者间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国家间的政治立场、利害面的对立，战后并没有过间断，不仅被继承发扬，并通过政治手段介入于学校的教育現场和历史記録中。

在历史教育面，战后各国政府，长年以“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教育为指导方針，在教育現场，教科书中进行人为的、有意图的史料选择和历史解释，以维护国家的声誉，强调自国的立场。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影响之下，不正确，或不全面的历史解释，对他民族的历史怨恨从小被播种于青少年的心底，使狭隘的，非理智的民族怨恨传宗接代。其结果使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偏差越来越大，终于在怨恨不需要的时代失去了相互理解、国际接轨的可能。可以说今日的政治教育，学校教育不仅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和解，反而成为播种历史怨恨的场所。

关于历史教育的问题，笔者已有别论[1] 在此书中不再贅言。本书中提起的是第二个问题，即为历史教育提供材料、方法的历史記録面的问题。可以说它是历史教育的基础。其最大特征，是以宣传取代历史。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平常总无意识地将“政治”与“宣传”、 “历史”与“事实”两组单词相互搭配使用。为何如此搭配，有没有相反的组合，并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实际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反映了政治和历史的语义面特征，是一个最适当的搭配法。

 政治，指某特定权力集団（政党组织）的统治，为了达成这种统治，需要种种的方法和策略。宣传，即是其实施统治的手法之一。特征是将自己政策的正确，统治的功绩等进行超出实际的扩大描写，相反，贬低政敌之优点，只强调其过失，丑闻和缺点。

出于这种宣传的必要，政治家的言辞，国家的公式立场中总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外宣传”，另一个是“内部传达”。前者公开的内容，数字中多含有水分、不实之处，而后者传达的内容基本上接近于事实。所以，对各种信息，情报分辨其虚实，弄清是“对外”，还是“对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府发言人，外交官，政治家在公式场合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现象，哪一种社会制度，哪一个国家都相同。由于诡辩，否定，掩饰事实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至上的国家利益，所以也不会有人追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府发言人的道义上的责任。如此，政治与宣传之间，产生了特殊的亲近关系，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政权下，政治总要利用宣传的手段来夸大自己，贬低政敌。所以必须认识到，宣传属于“政治行为”，其内容不一定等于等身大的事实。　

相反，历史和政治的不同，在于其目的是要准确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从其学问性质上来说，绝对不容许作假。所以从手法面，目的面和宣传都水火不容。不否定，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各国，各政治组织间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释方法，不同的历史观，但“事实”不会有两个，所以在历史（事实）记录中，不论敌我，都有严谨，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的必要。若违背此原则，就不能称为是历史。从此点讲，历史记录要能经得起事实、史料、证据验证的普遍，有超时代的科学性，此和根据政权需要，时代变化不断变换姿态更换目标的政治宣传截然不同。

换言而之，宣传是带有政治策略性，夸张性的一时性统治方法；而历史则是具有科学性，真实性、普遍性，永久性的学问和知识。为了能正确，严谨地记录历史事实，正确地解释历史，所以产生了历史学这一种学问，并出现了为其提供根据，证据的档案馆，资料馆，图书馆等。

以上从了理论面指出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的異質性关系。值得注目的是现实上，存在着许多政治介入于历史的现象，或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混同在一起，甚至用政治宣传取代历史教育，取代历史记录的现象。特别是在国家，民族，政治集団（政党）的对立仍在继续中的近、現代历史的教育和记录中，可以说这种现象非常显著，普遍。

比如，在近代史教育中，存在中、日、韓三国间各在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编写自己国家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宣传民族间的历史怨恨的现象，此现象最近已成为一个阻碍民族间的历史和解，妨碍历史认识间国际接轨的深刻的政治问题。再者，在大陆中国，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历史被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史、阶级斗争史占领了历史领域，成为“近、现代史”的代詞。在这种历史中，政敌国民党的正面形象从整个历史中被抹煞，或遭到不应有的贬誉，诋毁。诸如从前的教科书中出现的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而“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抗战果实）之类的记述[2]。

历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蜕变为统治工具时，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

１．特定国家、政治集团的立场，利害被反映到历史记录中，并出现研究组织和研究者的御用化，党人化现象。其结果特别是近、现代史的部分加入了党性，政治立场，不可能保证历史记录的公平性和学术面的严谨性，出现从立场，党性面排斥异己，政治干涉学问自由的现象。

２．政治宣传的历史化。在国家史観、政治史観的影响下，出现将政权组织的“宣传内容”，也作为“历史事实”，记录到史书，教科书中的现象。

３．政治宣传的教育化。这种被正统化的特定，偏颇的政治宣传内容，和不正确的历史事实，历史解释，还会通过国家管理的学校教育，思想教育，渗透到青少年的历史认识中，造成国家间历史认识对立的社会温床。

政治宣传在战史记录面的表现特征，是创造，塑造极端的英雄形象。其本身目的是为了宣传对某特定组织的忠诚，献身精神，以达到实现政治目的（比如侵略战争，或抗战，革命等），巩固政权统治的需要。战前的日本，为了驱使国民为天皇制国家的侵略战争献身，用宣传手法创造出大量的军神（英雄）如日清战争中的喇叭手木口小平，日俄战争中旅顺封港战斗中的広瀬武夫中佐，太平洋战争中珍珠湾袭击九军神，神风特攻作战的“敷岛队”长关行男等。大多数是人为创造，美化的形象[3]。败战后，日本人对战争进行了彻底反省，接受了和平主义，所有的“军神”也从教科书中，公共场所中消失殆尽。至今已经不会出现有人以军队的神话引为自豪的现象。

与其相反，在战胜之国，战争的神话却被保存下来，至今仍出现在历史记录和教科书中。笔者并不是想否定，贬低抗战事迹和民族英雄。视为问题的仅仅是创造英雄时的宣传手法（神化）的存在，和以此取代历史，取代事实，运用于学校教育中的现象。对于历史研究者，历史科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值得忧虑的大问题。

举一个例子，即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和对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台儿庄大战”（1938年4月、山東省）的过度渲染。这两个战斗，从战史上角度看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战果显著的战斗，其军事面，战略面的意义也有待再论和学问研讨。但因为其中含有对日军作战“初胜”的政治意义，所以双双被国、共两党扩大宣传，利用于鼓舞国民士气，团结抗日力量，提高共产党，国民党的威信的政治手段。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政治宣传，大捷的内容不但被添枝加叶，而且逐渐被作品化，故事化，使其形象远远脱离了事实。

实際上，此种政治宣传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鼓舞了国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从当时的政治目的――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的角度看，此宣传政策是成功的，有实效的，即使不符合事实，政治面也是需要的。因为在此，其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手段。

问题不在战前的“政治宣传”里，而出在战后的“历史化”过程中。抗日战争以胜利告终。政治目（胜利）的达到，使宣传在此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此时本应该将宣传的对象，从政治操纵下解放出来，经过历史研究还原其本来面貌（如硫磺岛的星条旗报导）。可是实际上，失去现实意义的宣传并没有停止，反而被新的政治需要再次利用，继承下来。并且运用同样手法，在原来的宣传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新的发挥，创造，使其形象变得更完美无缺，更接近于故事中的神话。

这种新的政治需要即是“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的战争纪念馆中，都有一块同样的招牌，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说明纪念馆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历史题材进行政治教育。以宣传国家，民族和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达到巩固党的威信，促进国民团结，牢记民族血泪仇恨的目的。当然出于此目的，展示内容多含有宣传的水分，并不一定严谨，也不能经得起学问和历史事实的检证。

战后和平时代的教育普及和媒体的发达，还使宣传产生了一种新的副作用，即政治宣传内容的普遍化，固定化，历史化现象。不仅介入于教育，并且通过御用的研究机关，学者之手正统化，作为历史事实记录到史书之中。

在政治宣传内容的固定化，历史化过程中，还不能忽视一个客观环境条件，即民族主义色彩极其强烈的庶民嗜好的存在。当然它和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常年，大规模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其大众口味，和对英雄，故事情节的猎奇心理更刺激了商业性大众作家的创作意欲。小说家，剧本作者，各种媒体大量参入，产生了大量低俗的文学，影视作品，使宣传内容也越变越脱离事实，如“横店式”抗日文化。这种经过教育管理产生的大众化现象，可以说又成为促进神话普及的社会土壤。其恶果之一例，即2016年6月27日的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判决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出现。这种以“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替法理，代替学问研究的荒唐的政治判决，只象征着权力，无知对法，学问，言论自由挑战的胜利。可悲的是大众的舆论，并看不到这种危险。对真正的学问研究处处喊打，不仅自愿充当打手，更有投石下井，欲等待尝“血馒头”者。理由仅仅是学问的研究损坏了自己心中被教育再次“种植”的英雄形象和“民族的共同记忆”。形如鲁迅笔中的阿Q，不知道学问的自由已被剥夺，法的尊严遭到践踏，而自己也正在一步步被推上专治的刑场。

1.国际接轨和多种价值观

 从科学角度看，一，只有接触外部史料，异种研究环境、方法，不同立场的论文才能了解他国、世界。二，只有比较各种文献、史料，才能分辨事实的真伪，检证自我主张的正确与否。所谓“国际接轨”的价值就在于此。若此两点原则被政治所忌讳，被民族之虚荣拒之门外时，就不可能有真的历史存在。剩下的只是局限于国境内、体制内的，宣传创造的历史（党史），闭门谈经的故事，国家、民族的英雄夜谈。可以说这正是国内抗战史教育，抗战精神宣传的一个常态现象。通过这种国家权力控制的历史解释和教育，宣传，虽然可以达到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接班人的政治目的，但其内容并不能作为真理，事实永远留在青史之中，也不会成为有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

本书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外部的史料，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启迪以上之道理。告诉国人，历史研究是神圣的学问场所，绝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国外也有不少重要的史料。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也应有不同的解释方法。笔者并不是想否定国内的即成研究成果，只是想在此之外开拓新的研究场所，寻找出新的研究方法的可能。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立场并不一定都是什么 “历史虚无主义”[4]。真理，需要史料的检证，研究的对比才能判断出其价值。

2.避免政治立场，文学手法

此书强调，遵守的一个原则，是在历史记录中，不使用文学手法，不滥用形容词。也不随便翻译史料名称，固有历史名词。用形容词描述的是感情，并不是历史，而热衷于煽动爱憎感情，是非利害的人亦不能称为是真正的史家。历史并不是一个民族，一党一派的私产，也不是宣传，铭记一个民族荣辱的道具，而应是留给整个世界，留给所有民族，全体后人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一个真理的标准，即记录历史事实。所以本书在基础事实，史料研究中不区分敌我，不偏袒一方。坚持公允的态度，以求客观，全面，公平地记录史实。以写出所有人都能首肯，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的史论。

3.注重档案文献记录

 研究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据。而史料中，档案记录贵重于回忆录，文献记录贵重于口述记录，历史记录贵重于文学作品，当时的记录贵重于事后的再录。这些最基础的历史学常识也是本书研究，记录的原则。本书运用的主要是第一手史料，如当时的战斗详报，统计，命令，日记，日志等档案资料。尽量排除回忆录，口述资料和联队史类资料中的叙述部分。并避免不必要的臆测，坚守对每个观点，每个阐述，每个数据都负责的实证原则，出示史料，证据来源。本书特征是以日军的档案资料研究为中心，只提供一个侧面。有可能，也尽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考，对比国内历史记录进行对比，以期判断，实证结果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