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名老师名叫段誉，我和马里傲准备骑车返回学校时，他也骑车和我们一起并排厮赶着。他面带微笑，看来心情畅快，而我却实在是难受至极。他是几个少数的幸运儿之一，获得过出国奖学金，从而得到允许，他离开中国，在美国呆了一年。不过他穿着皮夹克，戴着反光墨镜，坐在他的自行车上，看上去还跟他仍在美国一样。

“嗨！”他说道，人看上去听起来都超酷。“马里傲告诉我说你想学习汉语？！你没必要学另一种语言。全世界都在说英语。为啥浪费时间学汉语呢？”

我确信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有关中国更多的情况，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语言。我们不满足于把自己限制在中国人口中可以讲英语的这一部分人中（老师和学生），在运城的这部分人顶多能到两位数。中国的朋友们因为不会说英语——这门国际语言——常常向我表示抱歉，而令我们感到无比烦恼的是，我们甚至无法用汉语回应这种情理不合的道歉。

学校在给我们找一名汉语老师，这方面学校表现得不是很积极，一个心存疑虑的人或许会对这件事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或许学校想让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教课——而不是学习？但是我们如何在此地生活，而又何尝不想用汉语和我们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有这些人交谈呢？我们想要尽可能多地学习有关中国的知识，看来语言是关键。经过好几个星期的死缠硬磨，学校终于给我们指定了一名汉语老师。

在英语系为我们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我碰到过另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李普孝。他的一生听起来令人神往，由于机缘巧合，他的一生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他也姓李，但是为了不把其他类似姓氏的名字搞混淆，我们叫他是“耶稣人”，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

下一次我见到他是在英语系办公室，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教案摊在他的膝上，上面整齐地书写着汉字和罗马拼音。这些手稿保存完好，只是有些纸张边角出现卷曲褶皱，像狗耳朵一样，看起来自从他开始执教以来，一直使用这些笔记。他坐姿端正，周围几个年轻老师在打牌，气氛热烈喧闹。虽然他没有留那种经典的中式小山羊胡，他身上透露出的那种安详和智慧会令你感受到，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来自另一个时代。我心里有一半的想法是，期望着他每句话开头是：“圣人云…”。但是他并不没有这样说。他脸转向我的方向，对着我微微一笑，嘴里闪现出一颗镶着银色牙冠的牙齿，并且说道，“我听说你信耶稣。我是一名基督徒。”他身子向后一仰，保持坐姿，浑身散发出那种身体内沉思默想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只可以在一位圣人身上看得到。

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谝闲话。我在运城居住期间，我把这些闲话拼凑到一起，就像是室内情景电视连续剧一样，每集十分钟，每次总是在故事情节即将出现高潮时停止。

“我出生之前，我全家在河南。我们全家是在一九三零年左右逃荒来到运城。一家人都面临着要饿死的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到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吃的。

我生于一九三六年。我的父亲是农民。他也信耶稣。信耶稣就意味着至少可以有吃的，因为传教士总是把食物分发给快要饿死的基督徒。他在西安的一所基督教会学校看大门。因为他在那儿工作，我也就在那儿上学。当年我只有四岁。全国解放后，我那年十三岁。西安是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比运城强多啦。城市布局方方正正，往前一直可以推到唐朝，这些你可能知道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听说共产党啦。他们在西安北面，和日本人打仗。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政策，但是我们很崇拜他们，因为只有他们在和侵略者打仗，当时的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

运城当时很小，比一个村子大不了多少。现在看到的环城路，就是当年土城墙的旧址，为防止土匪而修建。人们都害怕土匪——日本人，政府军——当时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四年后，我到南京的一所神学院，之后又去了北京的一所神学院。我在北京呆了六年。一九六一年毕业后，我去了太原，在那儿传福音。”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帮着布道并做一些管理工作，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那时候不允许我们做礼拜。基督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邪教。我并没有受到严重批判，但最后被下放到了运城，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为了摆脱我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学习毛泽东思想，每天早上我们要在他的画像前集合，并且向毛主席祷告，请他帮我们进行改造。

“我们一共有十个人，我们都不事稼穑。农民并不是非常欢迎我们，因为他们的口粮都不够养活自己，还得要供养我们，对他们而言，我们就是些额外多出来的一张张要吃饭的嘴。所以他们让我们看管鸡。我们当年的农田就是现在新百货大楼所在的地方。我们养了十二年的鸡，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结束。邓小平上台，开始拨乱反正。当时教育系统一片混乱——所有老师是首先被打倒的对象，并都下放到了农村。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一所中学教英语。一九七九年开始，我开始在这所学校执教。”

我们有次谈话中，他问我，“你们国家有许多人信耶稣吗？”

“是有许多。”我告诉他说。“去教堂礼拜的大部分人年龄都比较大。我想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宗教意识也会慢慢在身体中成长。”

在中国，一个基督徒看起来与这个社会有些格格不入——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矛盾——所以我很好奇我的学生对他如何评价。

“他并不是个好老师，”一位学生私下里告诉我说。“有时候他只是给我们读《圣经》。”这种情况令我感到很吃惊。在中国，人们难不成为了信仰要被终身用锁链关起来吗？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但是除了他教学的质量，学生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东西来评价这位“耶稣人”，好像他们不确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他沉默寡言并不是因为他信耶稣——基督教在中国正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妇女中间。“因为她们比一般人迷信，”有人这样向我解释说——或许他们不愿意在全校资格最老的老师背后说他的坏话，或许因为他的过去扑朔迷离——那段时间他和西方帝国主义们呆在一起；或许因为他看上去把自己包裹起来，不和外界交往。无论是什么原因，大家一提到他，总是转换话题，开始谈论他的儿子。“他儿子很有名气，精于气功。气功的技巧是利用你体内的气（力）。他可以用气功做很多事情——劈石头，点着纸，甚至可以给你治病。这是真地，不骗你。”

“耶稣人”不住校，很遗憾我们不能经常看到他。我想我永远不可能长久住在运城，以便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他知道我们很忙，当然忙得顾不上去看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不和外界接触。我们快要离开运城的那段日子里，他确实来我的住处看望过我，并且要我给他搞一盘“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歌的磁带，带歌词和音乐的那种。我给我家写信，但是并未收到回音。或许我家人认为我在中国找到了耶稣，他们不认可我的这种做法，或许在约克大街上已经找不到这样的磁带了。我很难向他解释说在西方国家——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而我却不能给他搞一盘他想要的磁带。没有能够给他搞到他向我要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仍为此而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