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国，我和马里傲合住同一套公寓。马里傲当时二十四岁，刚结束了在爱丁堡两年的西班牙语教学工作，因而他讲英语时略带苏格兰口音。他个头不高，但眼睛碧绿，留着油光发亮的棕色马尾辫，他看起来和他的中文名字完全贴切——马里傲——意思是“一里长的骄傲种马。”尽管我们的肉体和精神被迫如此近距离地朝夕相处，但是他从不迟到，干净整洁，而我恰恰相反，我们却相处得很融洽。我俩来中国的原因大致相同——都希望看看外面的世界——马里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三十岁之前不回西班牙，这样可以躲避服兵役。

我和马里傲第一次见面是在参加海外志愿者组织面试的那天，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能否成行，更不用说将去哪里，和谁同行了。面试在哥拉斯格举行，我请一个男人重复说了三遍，才弄明白他告诉我如何去面试地点的走法，我开始担心自己能否安全到达面试地点，更甭提要去中国了。到了接待室，只有我和马里傲不是苏格兰人——一位来自奥克尼浑身毛发浓密大块头的机械师，一位图书管理员，一位男护士，还有其他几位我已记不清了。和英国人相比，他们更喜欢西班牙人——可能任何种族都会这样——这点偏好显而易见。

西班牙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的任何差异，在我们共同经历的中国文化冲击面前，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与和我们一起朝夕相处的中国人相比，我俩居然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以至于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我是一名真正的欧洲公民。但是无论我们相处得有多好——两个西方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狭小的生活环境里——我俩都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着孤立感，这种孤立感把我们和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世界彻底分隔开来。在运城，有好多次我不堪这种孤立感的重负，以至于只要某人——任何人——赞同我以约克郡为中心的世界观（本地人当然也会以运城为世界中心），我便会与他（她）有同病相怜之感。不过这完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学习体验，在我思维比较清醒的时候，我还能够回忆起我离开英国的原因。我重新拾起自己的信心——我已经离开我的家乡、我的家人和我的家国，来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和我们单位仅有的另一个西方人合居一套公寓，我的英国老家和他的西班牙老家相隔几百公里，这显然会给任何关系增加一些独有的紧张感，但我和马里傲相处得出奇地融洽。我俩都非常理性，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依存，我无法想象如果要是我一个人独居的话，那该如何排遣孤独。真正影响我俩的第一个做法是，一开始我俩就商定不喝酒，宴会除外（在筵席上喝酒，有助于消除我们和当地主人之间的隔阂），和其他外国人聚会也除外（喝酒有助于大家减轻压力，这种压力是由其他西方人突然把我俩围起来而导致）。初到运城时，我们曾有几个晚上把冰箱里的啤酒全部喝光。我俩聊了许多事情，包括严肃话题、政治话题，幽默话题——但就像所有醉话一样，我们的话题绕到了比较私密的个人问题之上——以至于到第二天早上——我俩见面都感到有些不尴不尬。我们已经被迫同居一个屋檐之下，如此亲近，彼此互相吐露各自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同样让人感到已经有了同室而居的近距离压力感，再口无遮拦地讲出彼此内心深处的秘密，更会让人窘迫不安。对人了解太多，自己便会产生不安，所以还是滴酒不沾为妙。

酗酒是诱惑很多驻外人士的陷阱，我们设法逃脱掉了——接近疯癫的行为乖张是另一个陷阱，而在这点上我们表现欠佳。在中国，人们看我们如此奇怪，以至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变得古怪，因此有一种诱惑使我们不辜负此种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完全的未知数，你可以自编剧本——出演一个新的角色——就是在同龄人里面你永远无法摆脱的那个角色。摆脱任何发人深省的西方思想的影响，按照西方标准，我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问题是在我开始消化并吸收了中国式的处事态度和思维方式而放弃我自己的处事态度和思维方式之后，正常和异常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变得完全模糊不清了，从而可能会导致普通程度的超现实主义好像时常占了上风。

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没有书店——一无所有——抵御枯燥乏味和心情抑郁便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实际上，我们要学习很多关于中国方面的知识——中国语言、中国风俗习惯、中国食品价格、中国礼仪、中国艺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和中国国际邮费。在刚开始的半年中，我想我根本抽不出半点闲暇时间。我最终说服了我父母，给我寄来了一些有关中国的厚重书籍，我和马里傲贪婪地阅读了不少。随着时光流逝，我们又开始了其他的追求——当时普遍流行的歌舞厅跳舞、篮球、摄影，最后发展到打太极。太极是门艺术，需要多年的练习，方能臻于完美。

我们在中国学习如何适应当地生活，面临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陌生人永无休止的各种要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任何时间，我们都可能成为被袭击的目标。他们还随时打来电话，要么直接敲门，从而打破我们内心的平静。他们心怀好意，只不过没摆对位置，再找不出比这更能增加我们烦恼的事情了，他们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想与一个外国人交谈，要么就是听听外国人说话，请我们帮忙解决一个英语语法问题或帮他们辅导作业，了解一下我们的家庭，要么干脆只是拨通电话之后，咯咯笑着，然后挂掉电话。

“抱歉打扰，我想练习英语口语。”交谈通常是以这样一种毫无趣味可言的方式开始。接下来那个可怜的来访者便站着不动，神情惊讶。这些人鼓足了全部勇气来到这里提出问题，但当一个活生生的外国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一个个又像是受到惊吓的动物浑身颤抖。结果，整个交谈过程只是我一个人从头讲到尾而告终，这种交谈注定沉闷而又无趣。

而对于其他来访者，他们的反应却异常强烈。要么是我的鼻子太大，要么是我的眼窝深陷，要么或许是我的眼睛发蓝，这些使他们感到慌张。但是既然已经来了，他们只是咯咯笑一笑，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在有关描写中国的一些书里，我总是读到中国人乐于助人。他们通常要么说“打扰一下，我能帮你吗？”要么说“哈喽，先生，你来自什么国家？”，借此随时准备伸出援助之手。而在这种只能自救的情形下，我有时感到这些身披闪亮铠甲的骑士跟随我左右，伺机随时跳起来一扑。我外出逛自由市场时，用我从课本中学到的汉语和真正活生生的中国人沟通交流，而他们回答我的却是英语，这让我学习汉语的努力只能半途而废。

当没有热心的英语学习者上门，或者对于敲门声我们懒得去理会时，我们会悠闲地坐在公寓四楼的阳台上，俯瞰着楼下正在上演的一幕幕真实生活场景。但好景不长，我们发现对面居民楼的窗帘后面或透过门缝，有许多张中国面孔在朝我们这边观望。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打开公寓门，住在对面的那位女士好像永远都在门口扫地，要么就是拿着簸箕往楼梯井里倒垃圾。她偷偷用眼角的余光要么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么注意来来去去都是些什么人，我们都和什么样的人在交往。

走在大街上，我们永远是被关注的焦点。姑娘们站在商店门口，对她们的朋友喊到：“嗨！赶紧过来啊，看外国人！”，她们的朋友便会一头冲过门槛，把自己绊倒在地，一边指手画脚，一边大声叫喊。母亲们会抱起自己的孩子，用手指着说：“看，外国人！”，于是孩子会被吓得放声大哭。“别怕，”母亲细声细气地哄着孩子。而我只好走开，感觉自己像个巨兽。城里的农民看见我后，则会在街上站成一排，嘻笑着，要么好奇地静静观看着我的表演——外国人走过来了，外国人停住了脚步，外国人买土豆白菜，外国人走过去了，真是太有意思啦！

在市场买吃的时候，我们和狡诈的商贩讨价还价，很快就会被一群人围了起来。因为好奇和好笑而产生的推搡，起初令人感到非常害怕。我们的汉语磕磕巴巴，加上缺乏自信，我们试着讨价还价，却被周围的人指指点点、细细盘查、品头论足。围观的一圈人时不时会哄然大笑，我虽莫名其妙，但能感觉出来这笑声与我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