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的回忆

朋友圈传来短文朗诵 - 王朔大师写的《烦胡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文章也是第一次看到。王朔曾说过，“当我们回忆过去时总是有意无意的将其美化”。但《烦胡同》却是例外，他开篇就说，“我在北京的胡同区住了近十年，老实讲胡同可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

他文中提到当年“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阀门。

我虽然没有像王朔住在胡同，但我在北京城里的一个胡同小学读了三年书，加上小学毕业赶上文革上不了初中而“留校闹革命”，前后一共有四年的胡同生涯。

1963年底，我随家人从红太阳升起的湖南湘潭搬到了首都北京。因为所住大院附近的小学四年级人满为患，我又不肯降级，只能就读于需要坐三站车的，位于城里胡同内的“西城区奋斗小学”，记得是乘2路无轨电车。不到十岁的我于是开始了每天手持学生月票（2块钱/月）往返“汽车局”和”复兴门”之间。那时，复兴门早已拆除，但离学校不远处的古老的城墙都还没有拆，我们曾不顾危险爬到上面玩过。

因为是就近上学，我们学校绝大多数同学都来自胡同家庭。虽然50多年过去了，但那些令王朔“感到触目惊心”的“城里（胡同）随处可见的赤贫现象”，我仍能记得，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很多同学的名字我至今都还能记起。

包永东。班里少先队的中队长，我当时是大队委员。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特别是文革期间没事常去他家玩。一次，陪他去他们胡同里的副食品商店买猪肉，他真的就是像王朔说的只买两毛钱的。我当时一定很惊讶，不知脱口说了一句什么话，弄得自尊心极强的他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根，反驳道：就你们家趁（北京方言 - 有钱的意思），得了吧。。。卖肉的师傅司空见惯，根本不嫌弃，且手艺高超，手起刀落，楞是把一长条肉割得像张纸那么薄，一称，正好两毛钱。那次尴尬的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就算王朔不提，我也绝不会忘记。

白亮亮。他每天放学都要从我们学校所在的复兴门往我们家相反的方向走三站（无轨电车）路到西单北边的邮电局，取200份《北京晚报》，然后在西单大街沿街叫卖。全卖掉的话，可以挣四毛钱（每份晚报二分钱，他赚二厘钱）。这活还不是你想干就有的，这全靠他的爸爸在这个邮局工作的关系。他的嗓门特别大（亮），有点像他的名字，估计是每天吆喝卖报的原故吧。他学习不太好真的情有可原 - 时间不够呀。

丁建民。我因为来不及回家吃午饭，故只能每天带饭。班主任安玫老师帮着安排我每天到他家热饭并午休。他家不大，好像最多两间房，挤得满满当当的，是王朔说的三代同堂。

刘瑞河。那时时兴“一帮一，一对红”，我因为学习好，每天放学后都被老师安排到他家和他一起做作业。他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好像是家庭妇女。他们家屋里很黑，我和刘瑞河每天下午放学后就挤在一盏15瓦的灯泡下做作业。我的眼腈近视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因为我父母都不近视，在外地上学时眼睛很好。

。。。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同学没有一家是自己住一个四合院的，都是很多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估计是解放后政府没收了四合院分配给市民住的，有点像农村里的“打土豪，分田地”吧。每个四合院都基本如王朔笔下描述的：院子中间一个自来水管，没有卫生设备，冬天也没有暖气，房间里多是泥地。

胡同里隔不太远就有一个公共厕所，常见到掏粪工人在那里手工作业 – 肩背掏好的粪，往返于厕所和粪车之间。盛夏时节，臭气熏天，老远就能闻到。那些厕所无需路标，闻着味就一定能找到。但如果没有胡同，也就没有了当年家喻户晓的全国劳动模范 – 几次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的掏粪工人时传祥。

记得是1965年的国庆节，学校组织我们十万学生去天安门广场后排，参加手举折叠纸花的组字的活动。男生要求白衬衣，蓝长裤和白球鞋。班里有些同学因为家里买不起而不能参加，有一个同学借哥哥/姐姐的鞋，因为过大，鞋带不得不系得紧紧的。

王朔被圈里人称为朔爷，其作品被大众称为痞子文学。他的胆子也忒大了，居然敢把新中国首善之都的胡同生活等同于监狱，把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的胡同的劳苦大众贬低为“衣衫褴褛，面带菜色 ”，“整个一幅旧社会的生活写真”。

现在不再像文革期间那样提倡“忆苦思甜”了。否则，我应也有资格大吐一下王硕所说的“旧社会”的苦水，让90后，00后们好好珍惜改革开放后“新社会”的幸福生活。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烦胡同》

作者：王朔

我在北京的胡同区住了近十年，老实讲胡同可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

1970年我家从西郊搬到东城朝内北小街仓南胡同5号。那时我十岁。城里随处可见的赤贫现象令我感到触目惊心。在此之前，“城里”的概念对我前言就是“西单”“王府井”这样的商业街。

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向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

我在东门仓小学上学时，每逢开学都是尴尬的日子。班里很多同学都交不起两块五的学杂费。老师宣布没交学费的同学站起来，班里就会呼啦啦站起一片，个个面有愧色。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生，是我们班班长，学习一般，表现积极。他父亲是个木匠，一个月挣三十五元钱，而他家七口人，平均每人月生活费只五元钱。当时北京所谓贫困线是人均每月十二元。我去过他家，一间屋半间炕，他妈怀里还奶着孩子，恶声恶气地骂人，整个一幅旧社会的生活写真。所以这位“班长”在班里威信扫地。

住在胡同里的同学家里大都生活困难，三代同堂，没有卫生设备，一个大杂院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房间里是泥地，铺红砖就算奢侈的了。

七十年代是暴雨倾盆的年代，北京城西高东低。每逢雨季，大雨便会泡塌一些房子，我上学路过这些倒了山墙的房子，看到墙的断面竟无一块整砖，都是半拉碎砖和泥砌的。1976年大地震北京塌了几万间房，百分之百是胡同里的房子。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大姑娘小媳妇横立街头拍腿大骂，污言秽语滔滔不绝。赤膊小子玩交练拳，上学时书包里也装着菜刀，动辄板砖横飞，刀棍加身。毫不夸张地说，那一带每条胡同的每座街门里都有服刑的半大小子。据说“朝阳门城根儿”解放前就是治安重点区，可说是有着“光荣传统”。很多同学从他爸爸起就是“顽主”，玩了几十年。一打架全家出动，当妈的在家烙饼、煮红皮鸡蛋。

这样的胡同大概也就在路过的洋人、悲天悯人的文化闲汉眼中有一种文化味道。天知道有几个北京人是打大宅门里出身的。咱别给世界一误会，好像咱北京人过去住得有多么讲究、多么趣味盎然。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住一辈子监狱的人回忆监狱生活也少不了廉价温馨，你不能真觉得监狱生活是人过的日子。狱卒的回忆更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