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说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南宁作家。1956年《南宁人民报》创刊时，我就在它上边发表了诗歌。其后先后成了广播电台记者，又调任报社的副刊编辑。我不但在业务上是骨干，政治上也在追求进步，成了报社团支部的书记。只因为“出身问题”（我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从“四清”以后我就受了歧视。在28岁上以“年龄问题”“劝退”出团，还因“名利思想”受了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报社“工作组长”冯歧勋就把我划进了“副刊小三家村”（组长余皑，编辑李炳辉和我）成了批斗对象。及至毛泽东提出了“取销工作组”的口号，我就跟着这个潮流加入了反对工作组的行列，因而成了“4、22”方面的成员，并在两派武斗剧烈的情况下住进了解放路，与工总的人员结合，帮助编辑了《广西工总报》，也发表了一些派性文章，主要的如诗歌《六九八四，你不要走》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解放军介入了武斗，4、22战败了。1968年8月5日，我们从解放路一带出降。当时我与本单位胡政（锡钿）一起，被押到市政府门前，报社的“联指”人员认出了我们。

也许是报社的人们没有枪，又也许是不方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我，他们只能借红卫兵之手行凶。于是就说我是“新四、二二造反楼广播台台长”，并把这个罪名写成了犯鰩牌插在我背脊。

“造反楼广播台”是当时4、22方面派性宣传的中心，便是打击的焦点。但是我跟它没有什么联系，这是其后四年牛棚材料可证的。这个罪名纯粹是捏造强加的，为了“收”我“米簿”。

在对立方的武装面前，插着犯鳐牌的我跪下了。这时，报社的摄影记者甄仲民（“联指”成员）说：“慢点，我要拍张照片，让他遗臭万年！”

由于当时的照相机旧式，他为了拍这张照片，操作了十来秒钟。

正在此时，一辆军车开来了，车上的解放军看到了我的罪名，以为是真的，为了审查材料，把我抢下来了，摔到车上，拉到南宁二中监禁了十多天，直到武斗高潮结束，我才被带回报社批斗。這就是这张照片的来历和背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