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一哲亊件
1974年11月，一份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在广州北京路贴出，随之轰动国内外。
“李一哲”是四人的笔名：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回城知青陈一阳、广东水产制品厂工人王希哲，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
这是文革期间，广州市民间公开抨击“文革”的大字报。
大字报借“批林批孔”形势，否定文化大革命。
大字报帖出后,广东省委对大字报的定性意见不一，省委书记报呈中央。江青认为这次“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广东省委随即组织全省批判。但当时毛泽东放言，“大字报贴在马路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外国人要看，中国人更要看，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气。大不了以后洗一洗”，并指示要开展批判辩论，以批倒他们，不用抓人关人。1974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对李正天等人组织批判，1975年，对李正天等人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但赵紫阳没有抓李一哲﹐也没有限制让他们的人身自由，在批判会上允许他们反驳和陈述观点。
二，韦国清镇压抓人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上任伊始，他即推翻前任书记和省委有关处理“李一哲事件”允许辩论不抓人关人的政策，立即镇压抓人。“李一哲”四人先后被逮捕。其中，李正天押往粤北矿区石人嶂钨矿“接受监督劳动改造”，陈一阳被押到农场监督改造。李正天在矿区遭到轮番批斗殴打，有一次被殴至躺在血泊中达三小时之久。
粉碎了“四人帮”后，韦国清更利用清查“四人帮”之机，进一步迫害“李一哲”。１９７７年３月，李正天、郭鸿志、王希哲、陈一阳先后被捕入狱，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中旬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韦国清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准备对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判刑。
韦国清一到广东就咬住“李一哲事件”不放，蓄心积虑要置“李一哲”和一大批同情者于死地，连毛泽东有关对李一哲不抓不关的指示也置之不顾，硬把“李一哲”等人定为反革命投入大狱。韦国清之所以对李一哲事件如此，其一是李一哲大字报中，抨击的林彪的“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也正是韦国清文革十年在广西建立的帮派政权的本质，让他难以容忍；其二是大字报中，揭露了黄永胜等1968年在广东广西等地用军队镇压屠杀人群众的罪行，更让韦国清如坐针毯，因为他正是于1968年与黄永胜合谋在广西屠杀十多万无辜民众的。为掩盖自已罪行，韦国清便再度在广东开杀戒，企图压住广东以稳定广西。
由于，广东与广西省情不同，李一哲大字报在广东民众中获广泛同情，加之，广东党政领导中，除极少数外，不少人对韦国清的镇压表示不满，如省委书记吴南生、寇庆延等，广东省老领导、德高望重老红军李坚真大姐甚至公开指责韦国清，“怎么能这样？中央不是讲过不许打人，不许抓人吗？”并立即通知下面不得乱来。
韦国清在广西是一言九鼎，对任何人，他有生杀与夺的绝对权力，在广东，却连小小的“李一哲”处置起来都感不顺手，还备受各方责难，恼羞成怒之下，韦国清趁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的政局变化之机，强奸民意，竟用省人大会议的讲台，定“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罪。收起全文d

三，习仲勲为“李一哲”平反

1978年4月，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韦国清调任总政治部主任。

习仲勋到广东后，即亲自过问“李一哲事件”，经几个月调查了解后，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李一哲”问题。常委经几番讨论，都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也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以平反，并马上向中央汇报省委常委决定，习仲勋同时指定由省委书记吴南生负责启动“李一哲”平反工作。

1978年12月，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接着又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2月29日，省委常委会决定正式为“李一哲”平反。12月30日释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在释放后的两天，吴南生接见了他们，明确表态“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不是打砸抢分子，不是帮派势力”。

党中央在1979年1月26日批复广东省委的请示，同意为“李一哲”平反。２月６日下午，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公开平反大会，一千多群众参加大会。

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关于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被拘押的“李一哲”成员全部释放”；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应按照本决定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的错误，由省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要求有关单位依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抓紧解决有关‘李一哲’案件的遗留问题。

平反大会上，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指出，“李一哲”的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通过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省委认为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集思广益。
在这期间，习仲勋先后4次接见李正天等人，其中在２月１日的接见中谈了三个多小时。在接见中，习仲勋一方面，耐心听取了“李一哲”成员详细述说他们写大字报、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经过，另一方面，向“李一哲”成员介绍了有关平反问题上，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工作，他指出 “李一哲”的问题，本来应该早解决，但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早解决，任何事情的解决都有个过程。冤、假、错案太多，要查清，需要时间。他坦诚地主动承担了上届省委的责任，并语重心长地希望“李一哲”成员要相信和理解省委的集体领导。

 《南方日报》上题为《广州市干部和群众对省委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反映》的报道说：省委公开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四，穷途末路的韦国清

对于“李一哲事件”,韦国清与习仲勋都是上任伊始，都即行处理。韦国清是镇压抓人，习仲勋则是平反放人。要知道，习仲勋到广东后有半年多的时间内，只是省委第二书记，韦国清仍兼任广东省党政军第一把手。高居第一把手的韦国清何以容忍第二把手的习仲勋与他对着干呢？按韦国清之本性，对反对他的，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韦国清之所以没有出手干预习仲勋的平反工作，并不是他知错而改，也是不他远在北京鞭长莫及，而是他无能为力了。
1978年全国形势大变，拨乱反正、平反冤家错案的工作正在全面开展中，“李一哲事件”的平反是党中央的意思，是习仲勋在广东拨乱反正开局的第一步，韦国清若敢干预，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有韦国清在广东的作为，没有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他在广东找不到帮他搞小动作的人。还有一点是，就习仲勋的革命资历、党内地位，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威望，都是韦国清所望尘莫及的，韦国清底气不足，难以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习仲勋施号发令。“天时、地利、人和”都输光了的韦国清，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亲手定性的“反革命”案件被习仲勋翻了案。“李一哲事件”的平反，是“文革”十年政治上顺风顺水的韦国清“败走麦城”之始。
 韦国清“文革”中在广西疯狂迫害干部和民众，他枉杀无辜数以十万计，迫害党政干部手段残忍，泡制无数冤假错案。调任广东后，他利用“李一哲事件”，在广东又开杀戒，以图营造其两广的帮派天下。粉粹“四人帮”，让韦国清的“两广王”美梦突然破灭，这个在“文革”中善于政治投机的政客，也顿失方寸，他先是在毛泽东逝世时，让广西公开致电问候江青同志，一转眼却又在广东一些领导人面前，装作义愤填膺地扬言要发动兵变推翻“四人帮”，后竟在审判“四人帮”时，又力主枪毙江青。韦国清的这种鼠首两端的拙劣所为，反映了他一种绝望心态。他自知“文革”中事情做得太绝，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而他经营十年的广西帮派政权也将面临崩溃和清算。所以当时他虽高居总政治部主任要职，后又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但政治上却是穷途末路了。“文革”十年，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只能投靠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派系，死命与历史潮流对抗，重提什么“兴无灭资”的口号，阻挠拨乱反正、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并继续遥控指挥广西帮派团伙，对抗中央有关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部署。这时，习仲勋再度受命于中央，与韦国清又一次对着干，派出强大的中央工作组，动员组织了广西十万干部，全面有效地开展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最终打掉了全国最后一个“文革”帮派政权的“土围子”。面对自已惨淡经营十五年之久的帮派体系的土崩瓦解，韦国清愤恨交加而死。多年以来，广西的“文革”余孽岑国荣苏礼峨之流如丧考妣，一直为韦国清呜冤叫屈，说什么韦国清是受迫害含冤逝世。其实，韦国清是自寻死路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