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归回国后，面对无数的政治运动，要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向政府表忠心。1952年9月2日上海《大公报》刊登了一篇黄蕴元的自我批评，很有时代感，自述自传，自我表白，直话直说，性情中人，很能反映当时一些老海归为了生存，努力改造思想的经历，全盘否认过去，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连出国留学都是“卖身投靠”的罪过。全文较长，转载如下：

批判我自私自利向上爬的错误思想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教授　黄蕴元

（一）个人名利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我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是个独子。父亲早年当中小教员，一家7口，生活清苦，中年后入银行为高级职员，收入比较宽裕，家庭生活渐渐转入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水平。他治家极严，一向以“天下无如吃饭难”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家庭教育。我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差，没有考取国立大学，父亲大怒，不给我念书了，结果由姑母向父亲说情，进了私立东吴大学，翌年转入复旦大学。我受了此次刺激，立志“败子回头”，拼命用功念书，“争气”做“人上人”，从此种下了我在旧社会以个人名利出发向上爬的思想根源。

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开始遇到国际都市里的大资产阶级儿女，他们汽车进出，服饰华丽，但父亲给我的零用仍极少，我依然是青布长衫毛布底鞋子的打扮，没有本钱和那些阔同学打交道。我打定主意，学好本领，好出人头地的挣一手大钱，才可自己享乐挥霍。这奠定了我以技术来作为资本，追求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生活的思想基础。

1938年秋，我在那里读完了大学，留在学校里当助教。因为看见从前教授的生活舒服，地位又高，就开始做教授和专家的梦，想留洋。后来兼了一家私营化工厂厂长的职务，直接和资产阶级接触。我追求他们的一切，和他们厮混在一起，有一个时期竟经常出入舞厅酒楼、回力球场，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

（二）向上爬卖身投靠蒋政权和崇拜美帝国主义

抗战胜利前一年，老板们鉴于市面不好，无利可图，把厂关了。那时我单靠复旦的教薪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抗战胜利时，我看不见劳动人民对胜利的贡献，看不见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的帮助，我盲目地崇拜蒋介石为民族英雄，我反动地承认国民党为正统，美帝国主义为中国最“忠实”的“朋友”。

伪上海市政府人员自重庆来接收汪伪的市政府时，我经介绍入了工务局。在吹、拍和丑表功之下，我做到了工程师兼科长。我“忠心耿耿”地为反动统治服务，我经办过伪华北剿匪司令部交伪上海市府搜购刺铅丝的任务。我又被派到冲绳岛去采购美蒋用以反共屠杀人民的“剩余物资”，我为了想在反动统治里追求名利，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站在反动统治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做了他们的帮凶。

在伪工务局做了3年，眼看已经爬到顶了，再要上去，没有资本，心里很不服气，有政治资本的阿猫阿狗都比我高，比我阔，我自以为有学问有技术，委屈于局里的官卑职小，和学校里的副教授名义。在这“怀才不遇”的情绪下，憎恨了蒋政权，那时国共正在谈判，蒋管区币值锐落，物价一日数变，政局混乱，和一些民主人士谈谈，亦众口一辞的骂国民党坏，所以我也振振有辞的骂起蒋介石来了。

因此想在这样混乱的政局下，还是找个出洋机会，实现我多年留洋的梦，预备好一块“金字招牌”，和囤积些技术，将来随便什么党当家我总有出路。我不断写信到美国各大学去寻找卖身投靠的机会，为了积蓄费用，贪图高薪，我辞去了伪工务局的职位，进入伪中国航空公司。我不以这公司在苟延残喘地维持蒋政权最后的交通命脉为耻，我只想到要出洋，要钱。194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给我每年500美元的奖学金，我因此得了护照出国。

（三）回国赶浪头

上海解放，在美国是震动全国的，我在华侨日报上看见我许多熟人都是参加接收的，我决意回国，一则是想家，二则是想赶浪头，在共产党新中国里抢个地位。还以为这一下镀金回国，身价两样了，一定要“善价而沽”好好地“窜一窜”。到了香港，先“观望”一下形势，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伪中国航空公司以香港为基地，日暮途穷，我为了解决我的经济问题，先向公司报到，再与国内联系。中航起义，我亦签名参加，表示效忠人民，掮了进步招牌，等待回国机会。

（四）觉到新中国不是我的

那时中航起义人员全部由港回国，我为了薪水，为了等等机会。再向公司报到，参加学习。起初我的学习态度是极不正确的，我不认识劳动人民优良的品质，我以势利的眼光去看人，我认为干部是“土包子”，把自己这个恶劣品质的人看做了不起，在劳动人民面前摆起臭架子来，不服帖工人阶级的领导，以为“大教授”国外回来还要向你们学习吗？我自以为是。又看见高级行政干部都是和下级一样的朴实耐苦，并没有特殊的物质享受，非但不骑在人民头上，他们更负责守法，我从前的一套以技术为幌子，以做官来剥削人民的想法，完全不能实现，觉到新社会的质“变”了，全部幻想都成为泡影。我在当头“一盆冷水”的感觉下，觉到新中国不是我的，人民政府不代表我的利益，我错误地把新中国和我自己完全对立起来。

（五）背着沉重的“专家包袱”

在中航员工的集体学习中，我渐渐为那些干部的勤劳、朴实和耐心所感动，觉到他们的确是为人民，不是自私自利地为自己。与我自己对比之下，我觉得惭愧，自己那一套似是而非的，不完全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见解，如“两面倒”“和平土改”之类，都在马列主义真理前面显出了反动的本质。觉到共产党的一套，确比我高明得多。一方面自己觉到空虚而恐惧，对学习态度稍稍端正过来，一方面由于臭架子放不下来，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心里总有些蹩扭。

我那时认为我政治谈不来，技术却是我内行，我错误地把技术和政治分割开来，想搞“纯技术”，不想再搞行政工作。安安逸逸地当个教授和“专家”。我辞去了中航职务到上海工专教书，想把学校当我臭包袱的储藏室。后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和其他机关为了祖国建设需要，给了我服务人民的机会，约我顾问些工程问题和作几次学术演讲，我因此又认为共产党尚重视我，因此我又积极起来。

治淮工程在短期内的伟大成就，使我承认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道理，不是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是不可能发动二三百万人积极地按期完成伟大的工程，又使我看见了群众无比的威力。我把从前反动政府请美国的所谓“专家”萨凡奇设计的长江水库，与治淮工程中苏联专家所设计的润河集分水闸做比较，我发现了美国“专家”所谓帮助我们建设，只是得不偿失的淹了惊人面积的农田，和大量的推销美国商品，结果想把这个水库作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工具，而苏联专家则是真正地本着友好的精神，利用本国材料，针对本国现有工程基础的具体情况，以先进经验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因此初步搞清楚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真理。

由于我根深蒂固的个人名利至上思想，我虽然在形势教育里看见了新中国的前途，可是我仍把个人名利放在第一位。我背上了沉重的“专家包袱”，想祖国既然需要建设，技术人员就应该最吃香，应该高人一等，我想乘机把技术来向人民居奇投机，来博取人民的优待和社会的地位。因此我在新社会里的服务观点仍是不正确的。

我的“专家包袱”在教学上严重地影响了同学。同学们既“折服”我那套没有政治立场而又“天花乱坠”的工程理论，又迷惑于我掮了“专家”幌子出入政府机关的“风头”，因此引起了错觉，得了“学好技术就吃得开”，不重视政治的错误观念。我又曾告诉同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容易，能做到半心半意已经不错了，把我自私自利的想法，技术作为个人名利的资本的思想，公开传播。最痛心的，我又给一部分同学作为学习对象，真是恶劣地毒害了新中国的青年。

当我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有了转变之后，不再与美国工程学会联系，但总以为在中国做“专家”，如与外国学会有联系才够吃香，所以又参加了瑞士的工程学会，又把自己的著作寄给瑞士与西德的所谓“专家”交换，去争取“国际地位”。

我背了“专家包袱”以自抬身价的出发点来著作，写过一本“预加应力混凝土原理”，我不考虑书是写给谁看的，我又站在那种“超人”的立场上说话。书的内容是介绍新颖的混凝土技术，但是我却没有批判地介绍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并为了夸耀我广博，我相提并论的介绍了苏联技术。我当时还不认识苏联的技术是为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而服务，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是为资本家发财而服务，甚至为破坏世界和平而服务，二者本质上有绝大的区别。读者们在我书上找不出这点区别，因此会发生帝国主义国家技术和苏联技术都是一样的错觉，我的书不啻在代帝国主义国家宣传。

（六）憎恨过去，警惕将来，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做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综观我的半生，由于我出身的阶级，决定了我的立场，完全以自私自利的个人名利至上思想为主导，不择手段地追求旧社会的所谓地位，和资产阶级的一套享乐腐化生活，想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把技术、宗派、地盘和镀金招牌作为资本，用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手段，发展到竟想一步登天。我从前就在这个人名利的小孔里观察宇宙，因此我对待我周围的一切，包括人，物，社会，政权和国际关系等都是这样的态度：能帮我一步登天的，我捧；对我利益不大的，我冷淡；阻止我向上爬的，我憎恨。我患得患失，顺风时我积极，逆风时我消极。我分不出敌我，辨不清是非，半生来所作所为，始终是危害了人民。解放前我曾直接间接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四大家族服务，甚至为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服务，解放后我背了原封未动的臭包袱踏进新社会来，继续做了不少危害人民的事。

自己投身到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在活生生的例子中，使我明确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危害性，又使我初步看清楚了自己那个臭包袱里的思想。我逐步地体会到新社会里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奇迹发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思想在指导，我的臭思想是与它背道而驰的。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丑恶面貌，和憎恨了由于坏思想所指导的危害人民的行为。我还体会到那从前被我剥削被我骑在头上的劳动人民，本大公无私的精神，用他们的血和肉击败了日本鬼子，赶走了蒋匪帮，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势力，铺平了新中国建设的大道之后，现在对我们不但不计较，还仁至义尽地争取我们，教育我们，希望我们自觉地改造过来，一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迈进。我在新中国大建设高潮开展的前夜，及时的初步认识了自己。我还要再逐步深入检查自己，憎恨过去，警惕将来，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做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可怜当时的老海归和所有知识份子都要绞尽脑汁，写出这样又臭又长的自我否定文章，把自己批得分文不值，以求平安生存。

黄蕴元，江苏苏州人，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49年获得密西根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同年赴港，11月随两航起义人员回国。1994年去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