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1943年出生于延安，父亲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母亲曾任周恩来秘书。他是在“马背摇篮”里长大，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从延安过黄河，在行军的马背上，“姐姐和我分别坐在两旁的筐里，哪怕是出了天大的状况，我都能酣然入睡。”

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在“育才”、“一零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心里揣着“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的雄心大志，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带头和几个干部子弟成立了一个文艺沙龙，起名叫“太阳纵队”。张郎郎宣读了太阳纵队的章程：“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那是60年代初，全国都处于饥饿状态，谁有心思去振兴中华民族文化？只有这些自命不凡、衣食无缺的干部子弟没事在一起吟诗作画，追求艺术的自由。张郎郎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不革命”已经给太阳纵队罩上了一层阴影。当局也盯上他们了，内部文件把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青年”。眼看文化革命就要开始了，一个外国人的介入更注定了太阳纵队的命运，特别是张郎郎的噩运。

这个人是法国人，在北大留学，中文名字叫郭汉博。他和张郎郎认识以后，给张郎郎转录了披头士的录音带。那时候还没有盒带，都是大盘带。张郎郎并不知道天下还有一种音乐叫“摇滚乐”，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他就兴奋了，惊叹“歌还有这种唱法！”。他硬着头皮模仿、跟唱、陶醉，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披头士粉丝。

太阳纵队的一个成员的亲戚从海外带来一台录音机，用八节一号电池。于是有一天，天骄之子们荡漾在颐和园昆明湖上，随着披头士的录音纵情高歌。租船的工人听到他们唱歌，好奇地问他们唱的是什么歌，他们说是阿尔巴尼亚革命歌曲。后来张郎郎入狱，死刑判决书上就有一条是“在公共场所播放反动音乐”。

张郎郎入狱是一句话惹的祸。他常常散布领导人的小道消息，说过“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江青气急败坏，抓了上百人，要查明是谁说的，最后焦点落在了张郎郎身上。抓捕张郎郎的通缉令贴满京城，害得他跟着女友逃离北京。他们跑到杭州附近的一个小农村，以为可以躲过浩劫，没想到女友一封家信暴露了隐藏地点。张郎郎以“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罪锒铛入狱，被投入死刑号。当时的法律规定，有3条造谣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就是死刑，公安局给张郎郎头上扣了一百多条，按张郎郎的说法，“够枪毙几十次了。”

张郎郎10年的监狱生活令人唏嘘，手铐脚镣，审讯拷打，每天与死亡为伴；狱中恋情，传递情书，相互支持安慰，一直到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被拉出去枪毙…他在很多书中都记述了狱中生活。其中最令人胆战心惊、欲哭无泪的经历是与遇罗克的友情，目睹遇罗克被枪毙，周恩来一个紧急批条“留下活口”四个字，张郎郎就没跪在枪口前…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第二年张郎郎走出牢房，结束了10年的囚禁生活。母亲和哥哥在监狱外面接他，没有眼泪，没有安慰。父亲在家里等候，见到儿子就说了一句话，“郎郎回来了”，没有拥抱，没有鼓励。

出狱两年后，张郎郎就离开了中国，理由很简单：公安部门拒绝销毁他的审讯记录，声称他的案子属于“证据不足”，不是冤假错案，不能判决无罪，不能平反。为了自身安全，趁国门大开，张郎郎远走高飞了。

张郎郎在海外漂流，给了我认识他的机会。他话语不多，说被关了10年，变得不会说正常人话了。有时聊天还显得有些拘谨，总是不断习惯性地用手扶一下眼镜。他经常受到海外民间组织邀请，举办讲座和研讨会。他出版了不少书，最近几年又不断写文章，详细回忆过去那段精彩悲壮的生活。空闲时间喜欢去旅游，还潜心作画，风格很像毕加索。他入了美国籍，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中国、香港和日本也有他落脚的地方。很长时间大陆当局对他还是耿耿于怀，总是刁难他，申请签证阻力重重。

除了摇滚乐外，张郎郎也喜欢古典音乐，那时常去太阳纵队一个成员家里听唱片。所以后来还喜欢收集黑胶唱片，跟我的嗜好一样。我们一起淘过黑胶，一起听黑胶。北京音乐沙龙有一帮“哥们”也玩黑胶，苦于搞不到货。张郎郎曾跟我商量要做点黑胶生意，我同意托他把我大批“多余物资”运回北京。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盘菜就凉了。

去年请他到家里，我们一起听披头士。张郎郎对披头士乐队的四名成员和歌曲如数家珍。不过他承认，他熟悉的曲子大多数是1966年以前的，以后的歌就没有那么熟了，原因就不用说了。他最喜欢的歌之一是《昨天》。我拿起琴给他拉了一遍，还送了他两张披头士唱片，也算是表达我对他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