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农兵“上管改”的指引下，我们的办学方针以“开门办学”、“在实践中学”、“边干边学”为原则，在课堂里上课的时间很少。以后的几年里我们不断地下厂下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严老师看到了新的办学方向，也积极配合形势，觉得数论、微积分这类知识的确在实践当中难以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想起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华罗庚的研究成果，给同学们介绍“优选法”和概率统计，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然而，不管到哪儿办学，我总是被当成“编外人员”，分派不到正经活儿，什么都学不到。为了学习几何基本知识，课堂搬到了校办工厂，通过画图纸，了解几何图形的特性。我一个人被分到翻砂车间，连一张纸都没摸着。我并不在乎，那点几何知识早就学过了。翻砂车间里有几位没摘帽的右派老师还在接受劳动改造，看到他们认真劳动的样子，很受感动。一位50多岁的历史系老师乐观风趣地对我说，“翻砂这活儿，对身体好，腿有劲儿，胳膊有劲儿，冬天还不冷。”

春寒未过，学了点儿几何知识，我们就到平谷农村丈量土地，根据不同农作物的产量、生长条件和水源光照找出划分土地的最好方案。从县城借来各种测量、计算和绘图仪器，县城专门派人来指导我们怎么使用技术含量较高的测距仪。两台测距仪由党支部书记高启如和另一位班干部负责操作，其他同学轮流练习使用。给了我一根标杆，听别人指挥，看别人手势，跑来跑去，把标杆插到指定位置。后来给了我一卷皮尺，叫我量几十米的短距离，最终什么仪器都没摸着。

在北京闸皮厂就更有意思了，原本是用统计和“优选法”协助厂里计算闸皮的最佳配料比例。我连一个车间的大门都没进去过，被分配到锅炉房当火夫。高书记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烧锅炉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定要保证车间温度均衡，因为车间温度是计算配料方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严老师倒是很同情我，提醒我说煤的重量、湿度、硬度、添煤频率、火的温度、甚至煤的产地、气温等都是相关系数，可以搞个统计。我问锅炉房的师傅煤是在哪儿产的，他说不知道。我问每天都什么时候添煤，他说得看火候。我问火的温度怎么测，他说锅炉上的温度计早就坏了。我要找把秤，称一称每一锹煤的重量，师傅说：“没那么多事，往里添。”所以，我就什么都没学，烧了两个星期锅炉。

我们到北京第七机床厂，研究钻、镗、铣、刨各类车床运转速度、废屑与刀具的关系，用“优选法”找到不同金属的最佳切削速度。高书记带着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天上夜班。大概是因为晚上光线不好，一般车床不运转，只有磨床把白天加工好的平面产品磨光。我跟一位师傅守着一台磨床，每隔十几分钟调两个微米，看着金属产品在奶白色的液体中来回缓慢移动，连个金属粉末都没见到。

三年级学了更多数理统计以后，在北京气象站实习长期和短期预报，大量的数据得输入计算机。这次倒是让我进了计算机中心，但我不能上机，给了我一个手摇加法器，让我核对别人操作的计算机运算结果。记得我手里拿着计算机打出来的长纸条，指着手摇加法器顶了高书记一句，“这玩意儿能有计算机快吗？”高书记打鼻眼里损了我一句，“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那几年，不管是拿着标杆跑来跑去，还是坐在磨床旁边打瞌睡，我都毫无怨言。五年窑洞生活的磨难之后，我已经慢慢地学会了如何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自足常乐。几十万北京知青，能回北京上大学的有几个？我太知足了。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得罪任何人，什么人在纸上画个圈，我就有可能回到那黄土高坡。我对班里某些同学没有任何的怨恨，包括高书记，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当他们在食堂门口贴大字报要求改善伙食，我真的有点看不起他们了。师范大学历来都是免伙食费免学费，白吃白住白念书，一分钱不交，一日三餐有白膜米饭，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去陕北呆几年试试。

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学校停课了，工厂农村也不去了，整天写大字报，学习中央文件，“批林批孔”。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学校，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数学系工宣队的刘队长，参观了系图书馆后，在全系大会上说，图书馆里面的洋文太多，这样的图书馆对工农兵没有用，还威胁说，文化革命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些书怎么还在书架上。

为了逃避无聊的政治活动，我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每天以练“批林批孔”节目为借口，跟着各系的二十几个同学吹拉弹唱。学校举办了一场大型组歌“教育革命颂”，从各系调用了一两百人，组成合唱团，白天晚上排练，我们乐队自然是重要核心部分。每逢过节高校联欢，我们还去颐和园、天坛等公园为民众演出。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宣传队没有活动就去游泳训练，连冬天都要去华侨补校的室内游泳池训练。就这样我名正言顺地躲过了那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和批判会，连一张大字报都没写。每次去排练或训练，跟高书记打个招呼，他无可奈何只能摆摆手说“去吧”。没想到那次搞大型组歌，他不知怎么就成了总监督，还是在我眼皮前晃来晃去。

刚入校不久，学校还搞了一次“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展览，插队知青把当年用过的草帽手套，饭盒算盘等物品拿出来展览。我把入校时穿的一双土布鞋拿了出来。“这是村里一位乡亲一针一线给我做的，”我对高书记说，“我下地干活穿着它，回来上学那天还穿着它呢。”他看了看，不屑一顾地说：“现在怎么不穿了？我们研究研究吧。”

我把土布鞋放回到宿舍床下面，一直到毕业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