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因立是我的一个朋友，离开我们40多年了，他的经历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共同的特征，但他“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清高贵族精神，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他是北大附中的学生，母亲胡睿丝是北大附中的英文老师，父亲沈乃章是北大心理学教授，曾留学法国。早年父母都在燕京大学读书，母亲是燕大的校花，父亲是美男子。沈因立却继承了父母的缺点有余：个子矮，瓜子脸，深度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对小眼睛，牙齿有些不整。然而在才艺方面，他是当代青年中的佼佼者。

在父母的调教下，他在学校的成绩门门优秀，本应该是未来哈佛大学的料。中学课堂那点知识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阅尽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喜欢古典音乐、围棋、滑冰、无线电。他下围棋下得并不太好，在他眼里，围棋比象棋高雅，下得好不好并不重要。他觉得世界最美的音乐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遗憾自己不会弹钢琴。

文革爆发了，母亲被剃了阴阳头，在学校劳改队劳动，父亲经受不住批斗折磨，撒手人寰。他把痛苦深埋在心里，表面上还是我行我素，在火红的革命造反风暴中，绅士风度不改，文质彬彬，从来没听他说过一个脏字。记得那个时候去找朋友玩儿，都是站在外边大声叫朋友的名字。沈因立却总是敲门，不管是要爬几层楼，一听到那轻轻的敲门声就知道是他。冬天他照样穿上花样冰鞋在北大未名湖上做出优雅的滑冰动作。他白天找非洲留学生用英文交谈，晚上偷听音乐，偷看小说。

他是理想主义者，还带有民族主义的爱国色彩，曾说自己要写一部小说。在他的小说里，中国从唐朝兴盛一直到现在没有衰败，是世界的中心和强国，第一个发射卫星，第一个拥有原子弹；中文是国际通用语言，联合国总部设在北京；西方国家的优秀学生都到中国留学，拿中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北大就是哈佛，毕业以后都想入中国籍。

他愤世嫉俗，对文革的口号、红歌、忠字舞更是厌恶。他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一心只读圣贤书，听古典音乐，听到八个样板戏都说不出是哪一出，搞不太明白李玉和、沙奶奶是哪出戏里的人物。对政治更是不闻不问，可是一听说《人民日报》上有文章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一双眯缝眼里闪耀出愤怒蔑视的眼光。最终领袖的一句话他还是下了乡。

他去了山西榆次，插队的地方是学大寨典型，粮食产量不低，所以没有受皮囊之苦。因为懂无线电，大队派他担任建立广播站的工作。这本来是好事，但实际上对他是一步错棋，因为他远离了村里一起去的同学，失去了共鸣的环境。他古板自傲的个性，又使他不能跟当地老乡打成一片。只有同学们来看他，他才会觉得开心一点。他工作很认真，白手起家，从购买材料到挨家挨户拉广播线，为大队建起广播站。但与四周的人与事格格不入，清高的心里素质让他接受不了领导的批评，自尊心很容易受到伤害。后来同学们一个一个都走了，他本来也有一个机会去太古电机厂，可是因为父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名额给了别人。去一个县办工厂不会让他更开心，而不让他去却使他更压抑，是对他的一个打击，他精神开始支撑不住了。

他暗恋着他的的表妹，却不能得到爱的回报，一封绝交信让他最后崩溃了。1974年的一个夜晚，他服了安眠药，把自己的手臂接到自制的“死亡自控器”上，夜里高压电定时通过了他的身体。

他在遗书中诉说了自己的痛苦，“…我已对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感到精神上的极度疲劳，而应该彻底休息一下。在少年时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戴着玫瑰色的眼镜，世界上的一切都显得绚丽无比，一点事就足以引起极大的好奇心，而以后是热心，去探索、去完成。随着时间的飞逝，玫瑰色逐渐脱落了，乐观成了装饰品，生活成了负担，却依然要承担下去。现在已到了我所能承担的极点了，我就要放下这付担子，离开这个世界了…”

沈因立走了，年仅23岁。他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也是自己的牺牲品。很多知青在最艰苦的环境下都挺过来了，但他的精神过于贵族化，实际生活和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落差太大，使得他的内心太脆弱了。不管现实生活把他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物，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大队书记听说他自杀的噩耗，失声痛哭说“因立是个好娃”。

马克·吐温曾说，人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出生的那一天，一个是发现自己为什么出生的那一天。沈因立的一生中没有第二个重要的日子，他在黄泉见到父亲后一定在苦思自己为什么出生。

火化后他被安葬在原来插队村子的山坡上。40多年后的今天，他上天之灵应该得到宽慰，现在的中国离他小说中的中国也许近了一步。他的朋友们会在他的忌日播放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