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村里那唯一的单身户贫农，没有人知道他的大名，都叫他瓦罐。土改时全村只有他没有土地，所以就给他划了个贫农。虽说没有地，他是全村最有钱的。因为家家户户的磨盘隔一段时间就得凿一次，瓦罐凭着一手钻碨的好手艺(钻碨wei，陕北话，就是凿磨盘)，整年在外，吃香的喝辣的，偶尔回村住一两天，就又背着他那装满工具的包包云游四方。他那包包总是不离身，有人说里面装着大把的钞票。

一次听说他回来了，我们就抓紧时机，跟瓦罐座谈，向贫农学习。瓦罐从前参加过红军，跟刘志丹打过仗，自己吹嘘说当过排长，用歪把子机枪干掉了十几个鬼子，负了重伤才没跟着队伍走。他指着自己的脸，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嘴还有点歪，说这就是证据。我们打趣地跟他说，要是他没负伤，跟着队伍上北京，如今至少是个局长副局长之类。他眨么眨么眼睛，好像没听懂我们说什么。我们问他钻一次碨收多少钱，他还是神秘地眨么眨么眼睛，嘿嘿一笑。他真是把我们搞糊涂了，这贫农怎么也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味道。因为他走动于全县各村之间，耳闻目睹不少知青的事，声称知道我们北京知青为什么到这穷乡僻壤。“你们打架，骂人，偷东西，不守规矩，都是流氓，北京管不了你们，才把你们送到这嗒（陕北话“这里”）。”

村里除了唯一的贫农，还有另一个“唯一”，就是唯一的党员 - 梁公。他是村里的牛倌，五十岁上下，多年拦牛（陕北话，放牛），背柴压得他背驼得很厉害。我在西塬近五年，跟梁公一起拦了四年牛，背了四年柴，结果也落下个残疾 – 歪肩膀，右肩膀比左肩膀低。我问他是什时候入的党，他说他也不清楚。只记得年轻的时候，公社每个月开会，每个村得派一个人去，别人都不愿意去，每次都让他去。结果有一天，公社书记说他的党费还没交，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梁公为人极为老实，平时话语不多，对集体的牛关爱至极。有一次，一头牛的背上长了一个脓疮，疮口破了，脓水开始往外流。梁公抓了一把草，一边用手挤脓包，一边用草擦拭伤口。脓和血的恶臭我老远都能闻到，可梁公一点都不在意。脓挤完了，手上的狼藉在地上擦擦，还轻轻对牛说了两句安慰的话。几年后邓小平恢复大学入学考试，语文的考题是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我写的就是梁公给牛挤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