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老海归在海外就收到了国内的邀请函，一回来就走马上任。科学院生化所所长王应睐1952年写信给在英国的陈瑞铭、张友瑞夫妇，表示回国后欢迎到所里来工作。他们欣然接受聘请，1954年回国后即刻到生化所报到。

有很多老海归们回国前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不少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北京工作，却主动要求去二线三线城市。张为申，苏州人，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生化博士，1951年回国，接受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的邀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的陕西咸阳，开创中国青霉素的研制（不幸于1966年8月与妻子一同撒手人寰）。陈北亨出生于山东，但由于所学专业是畜牧，回国前就做好打算要到大西北牧区工作，在甘肃一干就是几十年。兰州大学到北京要人要的很凶，要走了不少大人物，像西北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刘有成夫妇、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学博士郑国锠夫妇和吕忠恕、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天怡夫妇、密执安大学医学院的张华麟、伦敦大学核物理博士徐躬耦（后来从南京大学挖走的）、利物浦大学物理博士杨澄中夫妇（从科学院挖走的）。

大部分老海归则要通过国家分配工作。工作不理想的消息传到海外，对动员回国很不利，因此国家尽量在工作分配上做到尽善尽美。

管士滨在加拿大获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哲学院博士，专业是“西洋古典派哲学”。教育部拟分配到科学院工作，但材料被退回。广东教育厅报告说，此人有“重大政治问题”，中央人事部指示“在京工作是问题，可送到北京以外的科学院所属单位，管士滨近一年工作得不到安置，对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起不好的作用。”

回国前跟朋友借钱的吴乙申学的是统计，住在招待所等工作很着急，写信给负责人，“我个人家庭情况艰难，家里有一七旬老母，患高血症，风中之烛。此外还有爱人及三个小孩，一家老幼五口均需要我工作维持，长此住在招待所一家老小无以为生。特请求高教部以照顾回国留学生之原则，迅速向上海财经学院联系工作适宜。”

在联合国工作过的邹秉文向政府提出“努力争取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两点意见”。一，回国的留学生们要多写信，介绍国内发展。二，工作和生活上的必要条件等都要事先安排妥善，“现在已经回国的留学生中，有的候至数月，才能得到工作，还有的在得到工作以后又找不到住处。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帮助政府，设法予以克服，以便更多地争取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早日回国，同为祖国的伟大建设服务。”

1954年回国的纽约大学财经硕士朱永铭出身买办资本家，妻子项斯鹃的父亲是国民党纽约中央信托局负责人。中央政府人事局分配工作前，要求朱永铭弟弟朱永青提供更多材料，结果让哥哥等了七个月没有工作消息，写信给教育部，“储蓄已将用尽”，请求尽快解决工作问题。教育部内部批示，“经请示春辉同志，此信暂不复。等春辉同志联系一下朱的工作问题，再决定。”

 “春辉同志”是曾在科罗拉多师范学院读历史的地下党员李春辉，1950年回国后负责留学生工作分配。朱永铭最后被分配到南京市立第十一中学教数学。朱永铭和妻子都是上海人，妻子带着孩子回到上海，朱永铭一个人在南京工作了两年，实在受不住了，给南京家育局写信要求调动工作，洋洋四页的信中，罗列自己身体十分不佳的状况，抱怨没有家庭生活，表示自己在海外思念亲人，深感“旅客生涯”之痛苦，如今回国，依然受“旅客生涯”折磨，心情非常不好。南京教育局联系上海教育局，将朱永铭调到上海，任上海中学数学老师。

在美国搞地下党活动的张是我，拿了经济硕士回国，要求当教授或搞研究工作。中央政府人事部把他介绍到科学院，得到的答复是，“经与有关部门详细研究后，认为不适宜来我院工作”。政府人事部又把他介绍到国际经济事务局，答复是“经研究后决定不来我局工作”。他的材料又转到了外交部、商业部，轻工业部，天津大学等单位都碰钉子，最后分到财经出版社。

要是学的专业太偏，也会让政府头疼。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园艺的曾南康1953年回国后也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因为他的专长是“苹果树的整形”。到了年底，中央人事局发现辽宁省復县有个农场需要苹果树人才，计划把曾南康安排到这个农场去工作。就在这时候，科学院植物所决定增添园艺组，曾南康喜出望外。

在老海归中有一位“稀有人才”- 黄桂江，在俄勒冈大学获得食品加工硕士学位。大连罐头厂急需这方面专家，二话不说就要黄去报到。然而，东北人民政府通知中央人事部，大连罐头厂有军事任务，如果不了解黄的政治情况，请另行分配工作为好。黄桂江是1951年回国的，军事任务很清楚是什么。中央人事部批示，此人“纯技术观点很浓，政治认识稍差。他是伪云南省公费出国，西南教育部希他返国后回西南工作，我处意见，考虑介绍去西南。”

老海归 小故事（二十九）

老海归 小故事（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