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兄弟姐妹在回国问题上看法也不一定一致。何福照、何福煦哥儿俩一块儿考上公费留学到美国，一个学土木，一个学冶金，然后一块儿回国，为家乡灌阳传为佳话。冯锡璋、冯锡良一块儿出国，可是没一起回国，弟弟冯锡良1950年拿了硕士后就回国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冯锡璋1956年才回去。丁普生、丁光生1946年同时靠上公费留美，解放后父亲丁绪贤常写信告诉他们变化。弟弟丁光生51年获得药物博士后回国，文革几乎丧生；哥哥丁光普没回去，成了“知名美籍华裔学者”。朱尊权是中国烟草专家，当年与妹妹朱尊慧一起出国留学。1949年他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搬到台湾，朱尊权和妹妹商量后做出了不同的回国决定。陶愉生在斯坦福攻读化学博士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陶维正和陶维大也在美国念书。1950年陶愉生还没念完博士，就响应父亲陶孟和的召唤回国，可是两个姐姐没有响应父亲的召唤。陶愉生退休后投靠姐姐，定居美国。蔡锡年和妹妹蔡焌年也做出了不同决定，哥哥蔡锡年获MIT物理博士，成为物理学家，80年代常回国访问。妹妹蔡焌年获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硕士，1952年回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

费近仁、费存仁是爱国民主人士费起鹤的两位公子，出国经费由孔祥熙亲自资助。1950年，费起鹤写信给两个儿子，动员他们回国。他在信中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国大有希望”。两位公子倒是很孝顺听话，按时回国，工作也很顺心。女儿费乐瑞没有回去，成了美籍华人企业家。

李瑞骅和李瑞麒哥儿俩一同出国，一同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硕士。1952年决定一同取道欧洲回国。在德国，李瑞骅买了一架带万次闪光灯的莱卡，李瑞麒更是不得了，买了一台专业用的Linhof，厂家一共只生产了两台。到了广州，海关要征很高的税，哥儿俩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批准免税。

方福桓和弟弟方福林都出国留学，但去了不同国家。方福桓1946年春赴美国学水利。写信给家里人说，准备在1951年秋回国。但是他不但没有回来，自1952年起就没有信了，1959年过世。弟弟方福林留学英国，1951年回国，因抗战时期曾向蒋介石献剑，红卫兵冲进他家要批斗他。他把墙上主席接见的照片拿下来给红卫兵看，红卫兵没敢动手。

邹斯颐、邹德范、邹德华、邹斯履、邹德真、邹德慈兄弟姐妹六人都在美国读书，小妹邹德慈还在读高中。他们的父亲邹秉文是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执行委员。大哥邹斯颐和二哥邹斯履都是1939年入党，邹斯颐在美国有个要好的朋友徐鸣，是中共地下党员，向周恩来汇报动员留学生回国情况。邹斯履曾参加过新四军。这两个哥哥的对妹妹们回国不无影响，连父亲最后也被说服了，不但同意子女们回国，自己也于1956年偕同夫人回国。只有大姐邹德范与丈夫何惠棠留在了美国。

教育家晏阳初主张贫民教育救国，遭共产党反对，刚解放就去了台湾，以后旅居美国和菲律宾。他的五个子女，四个都在美国念书。尽管父亲被迫离开祖国，长子晏振东和次子晏新民都反对父亲的理念，坚定地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去为人民服务！”两个女儿站在父亲一边，一直留在美国。1950年两个儿子加入“积极响应”的浪潮回到祖国。以后晏新民被打成右派，文革更经历各种磨难，兄弟两人都中风，半身不遂，最后到菲律宾疗养。最不幸的是没有出国的小儿子晏福民，解放前是北平激进学生的领袖，地下党员，解放后当选为最年轻的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因惨遭迫害卧轨自杀。1985年，95岁的晏阳初经过多次思想斗争，决定接受人大的邀请回国观光。邓颖超握着他的手说，“你可回来了，欢迎，欢迎！”。

大部分留美学生都是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和“克利夫兰总统号”这两艘远洋邮轮回国的。在这两艘船上发生过扣押、搜查、拦截留学生事件和很多别的故事。这些事网上有大量记载。“威尔逊总统号”和“克利夫兰总统号”都是从美国旧金山出发到香港，途经夏威夷，日本，菲律宾，航行时间三个星期。“威尔逊总统号”1944年下水，处女航为1947年11月24日，1973年完成最后一次环球远航，卖给了香港巨商董建华，改名叫东方皇后号Oriental Empress，1984年被当作废铁卖给台湾，解体于高雄。“克利夫兰总统号”1944年下水，处女航为1946年6月23日，也于1973年卖给了董建华，改名叫东方总统号Oriental President，命运与“威尔逊总统号”一样，解体于高雄，化为铁水。

许多老海归们还保留了当时在船上照的照片，但只能辨认出少数人。这是1950年“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全体老海归留影，由杨振华（二排右起第七人）的儿子杨光曦提供。

老海归 小故事（十六）

老海归 小故事（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