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102)也说成功人生
孔子《论语·为政》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孔子自述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成功人生,始于“不惑”之后。民间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有一说,这是人生的两个大坎;另一说,指的是后世达官贵人与布衣草民的最大心愿,能活到圣人和亚圣的那个年龄就是成功人生。因为两位圣人是那个时代的高寿老人。
最近,网上传王朔谈人生成功的一段话:“到底什么是‘成功’?有名有利有钱有妞?马云还是王思聪?也许没有唯一的答案,就像‘爱情’一样,你认为爱了就是爱了,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许就是成功吧。”
“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有,可能是因为有个好爹,也可能是因为走了狗屎运。那马云呢?我想想,可能因为他在杭州创业,如果他在北京,肯定早被当成一个吹牛逼的直接拍死了,在北京论吹牛逼,谁服过谁?”
“反正对于成功的原因,可以找到一百个除个人能力以外的理由,再不济,还有最后一个杀手锏——‘这都是命’。就像不可能人人都幸福一样,也不可能人人都成功,所以,当你认为失败是命中注定的时候,你会好过很多。这句话送给那些不想浑浑噩噩而苦苦挣扎的人们,我与你们同在。”
总之一句话,所谓成功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我以为那就是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成功的人就不是王朔说的少数了。
先说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我妈妈是文盲,记得我刚懂事时,就不止一次听她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一个命。你看,汉阳“归元寺”的菩萨,坐的坐一生,站的站一生。还有湖北农村人经常说的,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古代计量单位十合为一升)。可见,从古到今,从文人到文盲,都关注人的“命”。
我们四零后这代人,虽然生在“旧社会”,却长在“红旗下”,在学校听到的都是《不怕鬼的故事》(好像是文革前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编写的),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之类说法,一律斥之为“封建迷信”。不信鬼神,不信邪,更不信命!那时,国土面积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大,百姓却如坐井观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虔诚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待到国门打开时,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只是精彩,更让人脑洞大开的还有许多许多,而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还不只是生活在中国的人。
本世纪初,我第一次在美国新泽西华人基督教会,听一位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在美国的博士牧师传道时,他从科学的角度讲到“生死有命”,举例说,中国第一只克隆羊,是从一只时年12岁的母体羊身上取的细胞,那只母体羊寿终正寝时20岁,就在同一天,只有8岁的克隆羊也随之而去。也许这是特例,但是,偶然中有必然。至少说明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生有时,死有限。再读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不得不相信“生死有命”,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信。
说到“富贵在天”,不由得想起一位海南曾经的风云人物,他的公司是上市的农业第一股。他以财富自由的成功人士,曾在一次私人宴席上酒后吐真言:“我现在拥有的财富,几辈子都用不完!”没有想到,如那个“小沈阳”说的“人还在,钱没啦”。被判十八年,进监狱一夜白了头。
何为“成功人生”?
我以为,好人一生平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人生。
何谓“好人”?行善积德,多做好事,就是好人。
《三字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说的就是好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还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三字经》教人从小为善、做好人。
如果能普及《三字经》所讲的人生哲理,自觉锻造自己的成功人生,那也许就能如王朔所说“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如今已经发展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了。本文暂且不论。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十五岁读初中时,还是懵懵懂懂,到高中才有点醒事。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努力学好功课。谁知道1965年那次高考,因“不宜录取”,而没有被大学录取,却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又因为文革爆发,拖到1967年12月才分到一所新办的只有初中的学校。
1977年恢复高考,跟随安大庭校长调到区重点中学执教文科重点班。因教学需要,经常阅读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和上海的《语文学习》。两本语文月刊上经常刊登各地语文老师的文章,我也想让自己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这也许就是王朔说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吧!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是还有选择不平庸的权力。我虽然没有项羽看到始皇出游而言“彼可取而代之”,那样的霸气,但还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
于是,在《中学语文教学》发出“征稿通知”后,立即按通知要求写了一篇《<住户代表>的诞生》,寄给编辑部。不久就收到编辑部回信,打开一看,是飘着油墨香味的我的文稿清样,请我修改后在回寄给编辑部。我的处女作,公开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第8期。
第一次投稿成功,坚定了我一生学语文教语文的信心。
紧接着,在安大庭校长和母校袁福校长倾情倾心倾力帮助下,历经艰难,调到了我的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从此走上了学语文教语文人生的高速之路。
在母校工作期间,先后在《人民教育》、《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
我执教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编型教材改革实验班,六年试教取得了丰硕成果。1986年应邀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参加初中写作肯定修订工作。1988年实验班学生高考成绩名列前茅,还有一个学生夺得当年国际化学奥赛金牌第一名。1990年应邀调到海南农垦中学,1991年被海南省政府授予海南首批“语文特级教师”称号,终生享受政府津贴。
我的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自认为符合王朔说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可以算是成功的人生吧!
【附录】 他从人生巅峰跌到了谷底
当年一而再,再而三请我去那个民办学校当校长的老总吴伟雄,现在已经是阶下囚了。上周在新泽西看国内新闻节目,他正在海口市中级法院受审。且不说他今天的下场是他人生发展膨胀的必然,只说十几年前他和他办的学校的那些事吧。
我与他相识纯属偶然。
大约是在1999年暑假期间的一个周末,我的朋友、省政府一位厅领导夫妇,请我们夫妇俩人在海口宝华酒店吃苏帮菜。我们四人正在边吃边聊时,他过来给领导敬酒,顺便问我是哪个单位的领导。我的朋友告诉他:“李老师是农垦中学特级教师,也是我们湖北老乡啊!”他一听介绍,立即要给我敬酒,我请他不必客气了,我不会喝酒。他干脆坐下来,当着领导的面,在与我初次见面瞬间,就一定要请我去他办的学校当校长。我觉得非常唐突,只好说,你先跟领导喝酒吧,当校长的事情以后再说。
客观地说,当时,他为了办好学校确实下足了功夫。为了说服我,亲自去我家谈了几个小时,最后还请我的老朋友,那位厅领导出面做工作。还记得,他专门在海口金龙路美食街“爱晚亭”,请我们吃湖南名菜“剁椒鱼头”。在丰盛的宴席桌上,他侃侃而谈,谈他的公司如何如何赚钱,谈他的学校怎么怎么好,趁着酒兴,他说:“我现在拥有的财富,几辈子都用不完呐!”我老伴当即就呛他一句:“谁稀罕呢?无论你拥有多少财富,民办学校永远不能与公办学校相比!”相信当时在座的朋友和他的秘书不会忘记“语惊四座”的这一幕。他淡定地笑了笑说:“只要李老师来我这里,我一定按海口市社保局的最高标准买退休保险。”后来他多次约我,或喝茶或吃饭,非常真诚地表示要请我去当校长。再加上我当时也想离开农垦中学,就表示同意去他的那个学校。
他让我去当中学部主任。学校还有幼儿部和小学部。
我去了之后,对他用办企业的那一套方法办学校不敢苟同。特别是他的公司上市之后,平时在谈吐中,更是常常以事业成功人士洋洋自得,做什么都自以为是。我曾当面怼他说,拥有财富的多少不是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我没有你那么有钱,靠工资生活,但是,我自认为也是一个成功人士。1991年教师节,海南省政府授予我首批语文特级教师称号,就是对我事业成功的充分肯定。
上任后,第一次教师大会。
我讲了我的教育教学理念:
一个宗旨:让学生学会学习。
两个负责:面向全体学生,对学生一生负责;服务全体学生,对学生一家负责。
三个不准: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准用言语伤害学生;不准在情感上冷落学生。
为了引起全体老师的重视,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这三点。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国家早已明令禁止,但是,这种现象在民办学校仍然时有发生,而且还有漂亮的借口,说我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强调指出,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就是犯罪,必须严格禁止。
如果说体罚和变相体罚是对学生的肉体伤害,那么,言语伤害则是对学生的精神摧残,也是必须严格禁止的。有些老师,也有一些家长,在教育学生和孩子的过程中,并不是有意用言语去伤害他们,而是没有很强的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意识。我们要求教师要用欣赏的眼光、激励的语言鼓励学生。
在情感上冷落学生是比言语伤害学生更为严重的错误教育行为。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教师因学生的顶撞或冒犯,而在情感上产生报复,表现在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冷落学生,是绝对不允许的。
四个原则:是我们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遵循的主体性原则、激励性原则、启发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
五个环节:是说的整个教学程序,即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课后辅导和考试评价。每一个环节都明确提出可操作性的具体要求,特别强调集体备课制度。
最后,我宣布取消前任强制实行的,教师一天四次(上午上下班时间和下午上下班时间)到主任办公室签到打卡的考勤制度。强调教师上课不得迟到、早退,考勤在课堂。不需要每天到主任办公室打卡点卯。
他对我的上述教育教学理念不值可否,却坚持要对教师实行打卡考勤制度。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离他远一点是最好的选择。
他曾是上市公司老总,后来弃商从政去当海口市副市长。曾拥有无数的财富,“几辈子都用不完”,站在人生风光无限之巅峰,俯视一切,傲视群雄。只可怜现在关进去不到一年功夫,出来受审时已是满头白发。不知他现在仰望巅峰时的自己,有何想法?
急中生智,忽然想起在我1月1号回北京时与小区负责疫情的同志建立了微信联系,马上给她打电话。这个同志真是负责任,虽然素未谋面过,而且这件事也不属于她的工作范畴,但是人家还是答应帮忙。一般弹窗需要1天时间才能解封,在她的帮助下,我十多分钟就解封了。顺利进入机场。不然6号还是无法离开北京。
3月下旬上海疫情日益严重,每天在关注,后来看到4月18日后,上海疫情会有所缓解,还暗自高兴,幸亏买了22号的机票。在忐忑中过了一个多月,18号还是收到了北京到上海浦东机场的飞机取消的通知,北京到虹桥机场有飞机,可从虹桥机场到浦东机场怎么办?没有答案。于是果断退票,改买4月30日凌晨1点,北京首都机场飞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停留5小时40分钟,转机飞费城的机票。
当时北京能够出纸质核酸检测报告的医院不是很多,找到离家还算近的铁路总医院,现在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这个医院核酸检测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5点,且需要12小时才能出检测报告。预定21号机票时同时预约了20号下午5点的核酸检测。重新购买了机票,马上更改核酸检测时间。当时赴美的核酸检测要求是登机前24小时进行检测。我只能28号下午5点检测,29号凌晨可以出结果,如果29号早晨检测,29号晚8点取结果,再到机场就可能来不急。这里中美对核酸检测还有一个差别,北京一般是看核酸检测出结果的时间,而美国是要求是核酸检测的取样时间。29号晚上9点多钟拿着29日凌晨出的检测报告办理登机手续,被告知,不行,必须出示29号的检测报告方能登机。此时,据说有一个美国大使馆的小伙子在首都机场把关,像我这种情况的不止一两个人。情急之中四处求救,一个机场工作人员说,你看看机场的核酸检测点能不能加急处理核酸检测问题。急急忙忙跑到地下2层的核酸检测点,答复是:不行。机场检测是6至8个小时出结果。不加急,加钱也不行。来来回回奔跑,已是满头大汗。毕竟我已经70岁了。幸好当时我弟弟送我还没有离开机场,过去都是他把我送到机场出发口就回家,这次执意要等我办好手续再走。他也68岁了。更幸运的是,他是携程的铂金会员,马上联系改签机票事宜,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如果凌晨1点之前办理不好改签,这张机票就作废了。买这张机票花了一万七千多块钱。比多伦多转机多花八千多块钱。开始携程说,这个航班7月份之前都没有机票了。后来几次电话联系,一个接线员说,找到了一张5月6号晚上11点的同航班机票,我们请求紧急办理,答复需要524块钱的改签费,我们答应了。经过焦虑地等待,12点左右,携程来电话赶紧交改签费,马上办理改签。交了费,又是耐心等待。直到12点半多,方得知改签成功。总算踏实一些了。没有损失一万七千多块钱,只是花了524 块钱的改签费。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北京经法兰克福最终到费城的机票价钱是一万五千多块钱,但只能免费托运1件行李,加1件行李需要交2千块钱。而且说提前办理行李托运会便宜,如果到机场办理会更贵,过去多托运1件行李加收100美金,现在都300美金了。机票是改签了,这件行李怎么办还没有答复。第二天上午答复,行李也改签好了。接下来又是预约核酸检测,此时赴美核酸检测要求改成前一天内了。又预约了5月5号下午的核酸检测。办理了手机流量。为了保险起见,决定6号早晨到首都机场核酸检测点再做一次核酸检测。首都机场核酸检测点的检测时间是早晨7点开始到次日凌晨1点。
一切准备就绪,6号早晨5点起床,随手打开手机,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夜里1点多钟,携程通知5月6日北京飞法兰克福航班取消。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我怎么这么倒霉,什么事都赶上了?一次次的取消航班。马上打开电脑查找航班信息,突然看到有5月6号下午四点多北京飞香港,香港到纽约的航班。因为是我弟弟订的机票,需要他来办理,但他一般早晨8点左右才起床,而我给携程打电话,答复8点以后才有人工服务。后来我决定还是按照原计划,让我妹夫开车送我先去首都机场做核酸,以防万一。就在此时,我弟弟来电话问我是否已经去机场测核酸的路上。我把航班取消的消息告诉了他,并让他马上买下午的机票。到了首都机场核酸检测点,事情又有变化,原来6至8小时出核酸结果的时间变成12小时前出结果了,据说是由于北京规定5月3日以后核酸检测免费,机场测核酸的人突增。我问如何可以早出结果,答复,缴费可以,于是又是一通操作,缴费,验证。7点一刻做完核酸检测,从首都机场又赶往西客站附近的铁路总医院取前一天的核酸检测报告。好在那两天不堵车,八点半到家。我弟弟这时候看到香港飞北京的航班基本都取消了,让我们马上赶到首都机场,争取赶上12点北京飞香港的航班。马不停蹄,再次来到了首都机场,可携程认为时间比较紧张,不同意改签了。我的一切计划都打乱了,从早晨5点起床到中午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
中午12点左右终于看到了香港飞北京的航班起飞的消息。绷紧的心稍微放松了一点。下午1点45分,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这张机票一万三千多块钱,也是免费托运1件行李,我们提前又花1千块钱办理了1件行李托运。机场反反复复地播放行李托运规定,并说随身携带行李超重超大都要托运,而且不可能同一航班到达。我生怕节外生枝,办理登机手续时一再提出我的随身行李也办理托运。服务台的小姑娘真不错,她告诉我,我的随身行李没问题,就不要再花1千块钱办托运了。那天的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只有3趟,2趟到香港,1趟到澳门。去T3海关的小火车没有了,改成了摆渡车,登机口附近也没有开水供应了。登机也是由摆渡车送到停机坪。16点45分飞机起飞,机舱里空空荡荡。而7号凌晨由香港飞纽约的航班却是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空座。
坎坎坷坷,历经2次退票,1次改签终于走出了国门。
7号凌晨6点多钟,飞机到达纽约机场,落地后,飞机太多,无法到停机楼。快7点了,飞机挺稳。走下飞机到入关处一看,由于3个航班同时到达,上千人拥挤在入关处。我发誓再有疫情隔离,再有需要核实检测就暂不回国了。回国往返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此次返美经历可以写小说了。真的让人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