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103）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回首往事，我曾经两次大难不死，至今还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活着，应验了人们常说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文革期间，武汉“7·20”事件之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武汉的造反派夺权成功，于8月1日组织横渡长江活动，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

那次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工作严重失误，造成许多人溺亡，仅我们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学遇难。

我的同学张思斗，是参加那一次横渡长江而幸免于难的。他一谈起那次死里逃生，就嘘唏不已。他说：“那天，早上9点鈡的太阳就很厉害了，等着下水的编队前呼后拥，人群躁动。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都跟着往江边涌动。大约9点过了，有人发令，前边的人蜂拥而下，就像下饺子一样，被推下滚滚东流的长江之中。还没有轮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从水中捞起抬走，挤着啦？踩着啦？来不及多想就被后面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觉被人拉住了，回头是不可能的了，就奋力向江中游，几乎所有的编队都散了，我游到江中才松了一口气！真是死里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点是平湖门与汉阳门之间，大桥下面的第一个口子。”

第二天，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站在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那里，看着武警的战士们在小船上，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杵，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下面一个人抱着上面一个人的腿脚，串起来就像那“糖葫芦”。真是令人寒心啊！

想起来都怕！前一天下午，在学生宿舍，张思斗，还有几个同学都要我跟他们一起去参加横渡长江。我说，我不会游泳，他们不相信，还说，不会游也没有关系，每个人都发一个游泳圈。

我庆幸自己因为不会游泳而逃过了这次劫难。

本来，生长在“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武汉人，特别是男的，会玩水是必须的，但是……

1958年暑假，我到大哥大嫂工作的东湖风景区牛奶场去打零工赚学费。有一天，该场安排我们打工的学生们，乘小木船去牛奶场河畔对面劳动。收工回场部时，一位带队的年轻人跟我开玩笑，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不会。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把我推下了河，我拼命挣扎还是沉下去了。事后听别人说，那年轻人看我是真的不会游泳，就赶忙把我救上来了。急救后让我躺在厂部会议桌上休息了一两个小时才恢复元气。

差点淹死的心理阴影，让我从此不敢下水学游泳了。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其间，“大串联”时，我和几个同学北上京城，南下广州，东到上海，等我们在外地转了一圈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红卫兵”和“武汉二司”（武汉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之简称）已经斗得不可开交，我和夏国林作为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已被“武汉二司”通缉，于是，我们俩，还有几个高中部的同学，决定离开武汉出去避避风。

我们在研究离开武汉后到哪里去的时候，高中部的一位军队干部子弟说，他父亲的一位战友是郧阳军分区的负责人，只要他爸爸给他的那位战友打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我们同意他的意见，立即找来地图，找到郧阳的方位在偏远的鄂西北，我们决定到郧阳去。

第三天，我们乘坐郧阳军分区来接我们的两辆北京吉普车，离开武汉，日夜兼程赶赴郧阳。

当时的郧阳县城依山傍水，民风朴实。我们住的军分区招待所在县城边的山腰上，地势较高，郧阳地区专署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整个县城不大，半天就逛完了。

我们住下不久，军分区那位首长来招待所接见我们，嘱咐我们不要乱跑，不要乱说，在这里好好休息。

其实，哪能休息，当时全中国哪里没有两派在斗？

后来，我们发现郧阳中学就在军分区招待所旁边，郧阳中学的学生也象武汉一样，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们去学校找到军分区支持的那一派学生的头儿，他叫阮长华。我们和阮长华他们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有一派学生要批斗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文波，我们立即请王文波书记与我们一起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就凭我们是大武汉来的“造反派”，他们就不来找王文波书记了。那时，不仅交通不发达，通讯也非常落后。当地人不了解我们在武汉到底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军分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阮长华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搬到学校来了。我们几个武汉去的“红卫兵”，都没有参加“行动”。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位小车司机，平时与我们关系比较好，他把抢来的一支手枪送给我，出于好奇，我收下并把它带回武汉了。于是，后来在政府清查时，我就成了一个“带枪的人”。我如实汇报当时的情况，那些负责清查的人就是不相信，最后，派两人到郧阳去调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对我的审查才告一段落。

那时，参加抢枪的学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枪支。当时，有一位从郧阳中学毕业，考到武汉华中农学院，文革期间又回到家乡造反的同学，名叫吴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起乘吉普车从郧阳到房山县去，当车开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吴文学要司机停车，他要下车打枪玩。他拿出手枪，我们几个人围着看他摆弄，当时，我正好站在他对面看，他的枪口正对着我，看着看着，我突然想起母校华师一附中郎君诗校长，在一次民兵训练时的讲话，他说：“长枪朝天，短枪朝地，枪口对人，三天禁闭”，我赶忙转到吴文学的背后，扒着他的肩膀看他摆弄。刚站定，“砰”的一声，子弹射到他对面的山石上，就是我刚刚站立的地方。我在惊吓之余，庆幸自己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从心里感谢我的老校长！感谢他教给我的那段顺口溜，救了我一命！

如果在民兵训练时，曾当过八路军的郎校长，不给我们讲持枪的顺口溜，如果我当时不是灵感忽来，突然想起了郎校长教的“顺口溜”，恐怕我就死在鄂西北的荒山野岭了。

两次非常偶然的事情，一次被人开玩笑推下河呛水昏死，一次差点被玩枪的人击毙，后来都化险为夷。对我来说，就是“大难不死”，是不是“必有后福”呢?自古人们对有“福”之“福”，各人理解不尽相同，看法各异。

我以为我的一生平平安安，应验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平安就是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