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随笔（45）    “教”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

      叶圣陶老先生说：

      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

      要把老人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变成现实，谈何容易。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教育界有两个奇葩，河北衡水中学和安徽毛坦厂中学。这两所中学并称为中国的两大“高考工厂”，后者更甚，号称是“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在不少家长眼中，两所中学好的不得了，因为两所中学的升学率高。很多家长要的就是高考升学率，其他则不考虑。两所中学各有吸睛点：衡水中学是高大上，对那些有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情结的城市家长和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毛坦厂中学是接地气，对那些成绩一般但又想考个好大学的农村家长和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

       中国高考这根指挥棒，让学校不知道怎么办了，老师不知道怎么教了，学生不知道怎么学了。

       叶老追求的 理想境界与中国教育现实的矛盾，怎么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好像关键不在校长和教师，关键在体制和办学理念。仔细回想一下我的亲身经历，又好像关键还是在校长和教师。当然，体制问题、教育理念也是非常重要的。

       武汉华中师大一附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就在不断探索省重点中学的办学理念。时任校长李水生就提出了：“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的教育教学理念。这种理念就是把叶老追求的理想境界具体化，落实到学校的教与学的实践之中。比如，从学校作息时间安排上来说，增加学生选修课时间，压缩必修课时间。每天下午和晚自习时间，教师不得安排讲课，从制度上保证“把时间还给学生”。

      学校还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教育部主持的各种学科的教材改革，如1981年，教育部普教司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领导的，美籍华人项武义数学教材改革实验；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点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第一轮实验。湖北省教育厅组织的学校整体改革实验等。学校决定项武义数学教材改革实验班执教老师和班主任是游丽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执教老师和班主任是李培永。我和游丽昭是华师一附中1965年毕业的高中同班同学，当时正值年盛力强、精力充沛，承担了这两项连续六年的，从初一到高三的教材改革实验任务。六年后，数学实验班高考数学平均全省第一，8个满分120，9个119分。还有三个学生初中毕业考取少年班。改革成果被教育部评为一等奖。我执教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也是硕果累累，不论是实验成果，还是高考成绩，在全国各省市重点中学实验班中名列前茅。而且，实验班学生汪深还荣获1988年化学奥赛世界冠军。

       不记得是哪位从事教育多年的同行说过：“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教育问题；教育问题主要是教材问题。”实践证明确实如此。

       我们华师一附中数学和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六年，使用的教材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教材。我不懂数学教材，就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实验教材"高中语文实验课本"吧，这套教材采用能力分级、知识分类、训练分步、教材分编等形式，建立了一个"比较科学、比较系统、比较新颖而又切实可行的语文训练体系"，有专家评论说，这套教材在我国教科书编写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 高中实验教材主编周正逵先生指出，这套课本在编写思想上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它的超前性，主张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还记得周正逵老师在1985年全国语文实验教材青岛会议上介绍这套高中实验教材时说的：“一个现代人，如果没有文言文的基础，就谈不上文学鉴赏能力，而没有文学鉴赏能力就 不是一个文化人。”因此，他主编的高中实验课本的序列就是《文言读本》、《文学读本》、《文化读本》。

       超前性的教材，必须改革教法和学法。必须“把方法教给学生”。

      1985年开始使用的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分编成三套：课内讲读《文言读本》（高一年级上下两册）、《文学读本》（高二年级上下两册）、《文化读本》（高三年级上下两册）；《课外阅读》三册（一、二、三年级各一册）；《写作》三册（一、二、三年级各一册）。这么多的教学内容，远远超过了非实验班学生只学一本《语文》的内容。而且，按照规定，实验班每周的语文教学课时与非实验班的一样，都是5节课。非实验班没有《写作》课本，每两周安排一次课内作文。实验班每周必须上《写作》课两课时。也就是说，实验班上课内阅读的课时比非实验班少。课时少，教学内容多，这也逼着我们必须改革教法和学法。必须把方法教给学生。

       第一轮语文实验教材改革于1988年圆满完成。全国各省市重点中学语文实验班的实践，证明了实验教材的可行性和先进性。

        张志公先生曾说，建国以来，只有两次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学改革。这就是五十年代的文学汉语分科教学实验和六十年代北京景山学校的语文教学改革，周正逵先生是这两次改革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尤其是周先生亲自参与了景山学校的整个教学改革过程。这套实验课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认真总结了这两次改革的经验，吸取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并结合了时代发展给语文教育提出的要求，在教材体系上有了新的突破。1985年到1988年第一轮试教结束，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总结修订之后于1994年到1997年进行完第二轮试教。

     令人欣慰的是参加实验教材试教的老师们在实践中，遵照叶老先生的嘱托，逐步实现了“教”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