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至今，有些事情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第一，这个疫情的恶果有二 - 大规模传播下严重的生命丧失，和对经济的重创。不得不提一下的是，疫情开始时，经济上的后果并不显而易见，尤其中国特殊的政治棱镜，将疫情至关重要的生命和经济本征，折射为一个社会稳定的假命题，压倒一切，扭曲了决策者的视野和最初反应。第二，自武汉始，世界抗疫无非两个途径，传统的“聚歼”和被国人冠以“佛系”的“缓冲”，现在看来，两者代表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危机处理的思路，没有对错，但仔细比对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纯属个人观察）。

“聚歼”自然以武汉做法为典型，中国各地基本也都采用这个路子，那就是雷霆手段封城，关户闭店，停止一切实体经济活动，停止一切人员间社会交往，对疫区，高压锅般封堵，对其中人员一刀切，其他地区，铜墙铁壁守护。疫情回落后，经济重新点火启动，但仍旧保持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它的结果是高效，高压锅里疫情较快煮熟达到峰值，传染人口得以控制在一定范围。负面：各项民生保障措施来不及跟上，资源来不及有效配置，没有充分预案情况下，政府管控顾此失彼，使得第一波的受害者和抢救者损失惨烈；另一面，经济也被硬绑着承受第一波的打击，而且急刹车下硬伤内伤难免，是以后复原的障碍。

“缓冲”是以英国的初期举措为代表，通过比较软性的公卫和社会间离措施，比如加强公共空间消毒和个人防护宣传，限制人员聚集规模等，让疫情以相对可控的速度感染一大部分人口，约占人口的60-70%, 形成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同时有序的节制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让中小企业和它们的经济活动有个自我调节或软着陆的适应期，甚至有幸缓速通过。群体免疫是极其讲究的，需依靠科学和真实数据指导进行，远非“佛系”所意味的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意思，群体免疫包含两个关键元素，让低风险人群（如青少年和年轻人）在相对受控下感染，同时对高危人群（老年人和病人）实行严格保护。已有病例显示，青少年对新冠病毒的症状反应轻微，他们传染给自己家长的剂量也小，因而成人暴露于来自孩子感染的健康后果要比暴露于来自成人感染的后果来得轻。

“缓冲”做法的一个明显例子是澳洲（英国好像已经接近放弃了），尽管对外边界管控措施强硬，对内限制人间距离1.5米以上，禁止100人以上室内集会，关闭饭店夜总会等成人聚集场所，但依然开放学校，也不鼓励戴口罩。另一方面，两星期前就执行严格的养老院探访管制，医院也严格禁止无关人员（譬如推销员）进入，全民医保则允许远程问诊。配合这些的是联邦和州政府两级的一波波拨款，对中小企业和弱势人群做比较高强度的经济和财务扶持。

“聚歼”和“缓冲”哪种有效？显然要看国情，觉得对中国来说，前者是不二法门。高度威权的政府，习惯上顺从的民众，侵入性社会管控，中央集权和举国制度对人员与资源的掌握，加上大部分城市居民小区式居住环境，都使得”聚歼“容易见效。事实好像也是如此，而对于经济恢复带来的硬伤和内伤，其后果恐怕要过一段时间方会显露，但觉得中国经济体量大，内需潜能大，希望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吸收或自疗大部分冲击。

“缓冲”思路在西方各国，美，英，欧，的抗疫战略里都有明显的影子，或多或少而已。中国式“聚歼”在西方是很难做到的，平时都是小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极少，人民对个体自由的要求比中国高得多，三级政府间基本各自为政，集权机制比中国弱得多，在立法框架外行政部门几乎不能施加任何应急式限制社会和个人自由的管控措施，市长省长部长只是各自行政机构的头，不是人民的头，出了政府大楼没人理你。还有，居住方式大都是独立门户而非小区，地理上难设纠察线。所以即使西方政府想仿效，也是力不从心，除非依法实施军事管制。

但要不含糊的实行”缓冲“战略，也不是容易的事，首先是道德性挑战，你政府有权划分谁要感染谁不应感染吗？民众唯一认可的是在最后紧急关头，资源严重入不敷出时，实行野战医院式的triage，把希望留给最有自愈可能的人。然后是适时性作出决策和调整的高难度，到哪一步收紧哪一个口子，这不仅需要科学工具，实时数据和专家的高度支持，更需要领导人强大的洞察力，决断力和坚强的个人意志。有时你甚至不得不转换角色当一下独裁者，力排众议。最后，要有极高的透明度和表达力，让人们充分理解你的决策理由而支持或配合你。总之，执行”缓冲“策略，要比理所当然推行”聚歼“模式需要高得多的勇气和担当。这对西方和平时期的政治家们恐怕要求太高，丘吉尔有胆做的，约翰逊做不到，罗斯福敢担当的，特朗普不敢想。

那么，可否两者折衷呢？很难，往往搞平衡整出来的四不像，既延误了有效聚歼的时机，又没有真真给经济缓冲疏解渡难的机会。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