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丽贝卡•巴尔特利

编译：魏玲

摄影：麦克•瓦锡卡

伊莎贝拉•德•拉•乌塞耶和女儿贝拉正在爬阿空加瓜山。通往顶峰的路呈之字形，危峰兀立，怪石嶙峋，空气也越来越稀薄。她们艰难地喘着气，可以说是连走带爬。

这座山在阿根廷，海拨6262米，有“美洲屋脊”之称。在这样高的山上，即使身体健康的人都会有高山反应：头痛，失眠，食欲减退，疲倦，呼吸困难。

更何况伊莎贝拉是一个肺癌四期的病人，这种病本身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母女俩正在做最后冲刺，从3号营地到山顶要走14个小时。天亮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转身往下眺望，但见山连山，岭接岭，白雪皑皑，天地间冰清玉洁，浑然一色，阿空加瓜山的深邃和辽阔尽收眼底。可是贝拉无心赏景。走了4小时，来到了6400米高度的地方时，她把背包靠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倚着背包坐了下来，嘤嘤的抽泣，问母亲：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爬山？”

她们都着穿桔黄色的滑雪衫，蹬着冰爪鞋，戴着头盔和遮住了半张脸的墨镜。猛一看，分不出谁是母亲谁是女儿。

伊莎贝拉今年55岁。她热衷于野外活动，20多年前就开始登山、跑马拉松，还参加了铁人三项全能比赛。她丈夫大卫是一家能源公司的财务主管。他们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夫妻俩从小就培养孩子勇敢冒险的精神，鼓励孩子们参加那些刺激又危险的活动，像骑马从西伯利亚到戈壁沙漠之类的。他们知道，这些活动会给孩子一个运动员健壮的体魄、干事业的胆量，和敢于冒险的勇气。

老大20岁时就已经登上了地球陆地上七座最高的山峰，打破了同性恋登山者的记录；老二19岁时骑自行车从埃及开罗出发，到达南非开普敦；老三贝拉19岁时独自一人徒步太平洋屋脊山道。这条山道有4200公里，横跨内华达山脉和喀斯喀特山脉，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老四19岁时划独木舟横穿大西洋，是这项比赛中最年轻的选手；小儿子16岁，是州里中学生长跑运动中跑得最快的一个队员。

当伊莎贝拉被诊断出肺癌四期时，她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几个星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到骨盆、脊椎和脑子，剧烈的疼痛使她卧床不起。医生给她开了两种正在临床试验的新药。这两种药可止痛，阻止癌细胞扩散，但18个月后病情可能会恶化。

据国家癌症研究所报导，肺癌四期患者五年的存活率只有4.4%，约半数的病人在5个月内死去，可是也有活了10多年的。伊莎贝拉希望自己也能成为10年存活率病人中的一个，她相信，综合全面的治疗方案减轻了临床新药导致人衰弱的副作用。

化疗后，她作了一个决定：和每一个孩子出去旅游一次。这也许是她在这世界上最后几次旅游了。她的孩子最小的16岁，最大的25岁，她有话要和他们说。她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毅力、顽强和专心致志集中精力。

2018年4月，她和老四徒步圣地牙哥朝圣之路，这条路在西班牙，长800公里；2个月后，她和老大在阿拉斯加跑马拉松；9月份，她和先生及3个孩子在哈萨克斯坦跑超级马拉松；一个星期以后，她和老二在南朝鲜参加了铁人三项全能比赛 —— 游泳3.8公里、骑车180公里，再跑42公里。

今年1月，她和老三贝拉来到了阿根廷，她要和女儿一起征服阿空加瓜山。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一对母女、两个向导、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影师。

从技术角度来说，阿空加瓜山不算是最难爬的山，因为它不需要用绳索捆绑、用斧头凿冰，也不需要特殊的攀岩技能。可是，这是长达两个星期的路程，一路上天寒地冻，狂风肆虐，晚上只能睡帐篷。只有40%的人到达峰顶。伊莎贝拉化疗后很虚弱，体重不到100磅，她知道这座山会让她和女儿陷入困境，挑战她们体力的极限。

可这就是她想要达到的目的。她要给女儿上一堂课：人生的路有容易，也有艰难，“坦途和逆境都必须得面对，” 她说。

她们是从巴卡斯山谷上去的。第一天母女俩站在山路的进口处，脸上没有一丝的担心。

贝拉活泼可爱，22岁，是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学生。她戴着一顶米色的帽子，上面印有一个树獭。这是一种哺乳动物，以行动迟缓著称。她戏谑地称它为“我的精神偶像。”

伊莎贝拉瘦骨嶙峋，颧骨高凸，一头棕色披肩长发，两个眼睛细细长长，笑起来的时候，会眯成一条缝。她戴着一顶桔黄的帽子，帽沿上写着：“规规矩矩的女人不会创造历史。”

天空蔚蓝蔚蓝的，悠闲地漂浮着几朵白云。气温不冷不热，很舒服。山路蜿蜒前行，两侧耸立着红棕色的山峰，看上去并不难走。

“去野外活动时，我总是会想起我从哪里来，我的人生走了多远，” 伊莎贝拉说。

她出身在路易斯安那州，父母是传统的保守派。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她40岁开始跑步、学游泳，45岁时在利比亚和纳米比亚参加160公里长跑比赛。

她在雷曼兄弟公司当律师。孩子一个个出生后，她辞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一晃眼的功夫，孩子们都长大离家求学去了，只有小的还在身边。当她正满怀憧憬地想象未来的生活时，医生打电话来，肺癌晚期四期，已经扩散。

“我从娘家来到丈夫的身边，有了5个孩子。当我马上要自由了的时候，我得知自己得了绝症，” 她一边说一边把吊在胸前的背包调整了一下。胸口有很多针头，静脉注射的药就是从那里打进去的。

母女之行有值得回味的时候。贝拉14岁时，她们一起去爬乞力马扎罗山。这是非洲最高的山，被称为“非洲屋脊。” 当她们好不容易登上峰顶的时候，向导说，“走错了，要去的是对面一座山。” 贝拉耍赖皮，不肯走了，母亲怎么劝也没有用。贝拉说她最后肯去的原因是因为向导的一句话：“如果你是我的女儿，我一巴掌打死你这个蠢货。”

“母亲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她推动着我们前进，” 贝拉说。她把一瓶水递给母亲。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把水都放在自己的包里。“我中学毕业时，想休学一年，去某个地方爬山。当我告诉母亲时，她说，你讲话要算数，要爬山的话，就去P.C.T.，” 她指的是太平洋屋脊步道。

在那条山道上，贝拉半夜打电话向母亲求救。电话里她惊慌失措，情绪失控。天暗下来了，雨夹着雪，不时还有冰雹。她上下湿透了，冻得浑身发抖，整个深山老林里就她一个人。伊莎贝拉说，继续走，不要停，这样可以保持体温。一定要找到可以避雨的地方。贝拉听母亲话走了整整一个晩上。第二天早上她找到了避雨的地方，那是一个废弃了的厕所。

第二天看到山顶了。重峦叠嶂，一朵朵白云在高处盘旋，阿空加瓜山迷人又让人敬畏。向导指着山上的一个地方告诉大家，这是3号营地，是我们向山顶冲刺前住宿的地方。我们要走波兰人小道，从巴卡斯山谷上去到大本营，然后再从西北边绕着群山登上峰顶。

伊莎贝拉已经有点累，不像咋天那样精神了。化疗使得她的骨头脆弱很容易骨折，所以她下山时很担心怕摔跤。上山的路崎岖盘旋，满是石头，坑坑洼洼。有时，她要向导拉她一把。不过，这里只是小菜一碟，难走的还在后面。

石屋之家营地到了。这里依山傍水，在阿空加瓜山的山脚，旁边是一条河。伊莎贝拉一头栽进帐篷，立马睡得像头死猪，她累坏了。第二天早上当向导喊大家吃早饭的时候，她踡缩在睡袋里不肯起来。贝拉逗着母亲，可她纹丝不动。不一会儿，当母亲还睡着的时候，贝拉一下子把帐篷拆了。这种严历的“爱”，贝拉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吃了早饭后动身前往大本营。这段山路很难走，狂风挟着冰雹从四面八方吹来，伊莎贝拉担心自己会被风吹下山去。

贝拉不顾母亲的担心。一开始就要求走一条较难走的路，那条路要穿过冰川。她自己开辟一条道路，顶风而上。

几个小时后，贝拉坐在路边，直说，累死了累死了。伊莎贝拉又恼又气，一声不吭地看着她。过一会，向导说话了，“跟着大家走，不许离开队伍！”

大本营到了！这里海拔4270米，有几个圆形的帐篷，里面有餐厅、阅览室、可以上网，还有太阳能热水器浴室。帐篷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当现煮的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面的时候，一天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吃饭时，伊莎贝拉宣布，这是我最后的一座山。“我已经不能再登山了，我走一天算一天，不敢幻想我能登上峰顶。”

贝拉说，妈妈，下次我们去海边。

饭后，向导开口了，他不担心是否有人到不了山顶，他也不担心伊莎贝拉。“山自有它自己的方式让人们闯过一关又一关，直达峰顶，” 他边说边呷了一口热茶，那是阿根廷茶。

且慢，还有好几天要走呢。

第二天早上贝拉睡眼惺忪地从帐篷里出来，一只手提着一筒尿，另一只手拎着一袋呕吐物。厕所在外面，晚上太冷，大家就在帐篷里就地解决。男的用筒，女的用特制的便盆。高山反应，再加帐蓬又拥挤，伊莎贝拉吐了几次，还把一盆尿打翻在帐篷里。

贝拉先打扫卫生，然后去吃早饭。正当大家坐着吃鸡蛋和烤松饼的时候，她开口了，“我原谅你，妈妈。”

伊莎贝拉看着女儿，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肯定是加深母女感情的一种好方法。”

每一个登山者在上山前都要做一次体检。

医生用听诊器检查了伊莎贝拉的肺后说：“Ok，你的肺功能正常。”她一听泪如泉涌，就在一年前的今天，医生检查出肺里有癌细胞。

那段时间她很忙，家里有很多事情：外甥细菌感染，老四正在计划划独木舟横穿大西洋，贝拉滑雪时伤了脖子。她忙着照顾家人，而把自己的病痛置于脑后。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症状就出现了。她抬右腿时很艰难，腰也痛，就像是有人拿一把榔头在砸。可她一直到痛得实在无法忍受时才去看医生。

诊断出来后，她很吃惊，但没有让这个坏消息影响她的心情和每天的生活。相反，她心怀感激：幸亏查出来了。

“以前的我是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人。现在得了病，要和以前的那个我说再见，有点伤感。现在要给自己重新下个定义，我不要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病病殃殃的人。我也正在学会接受身体会逐渐衰退下去的事实。”

一路上，骡子驮着大家的睡袋、帐篷、餐具和食品，可是到大本营后，它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大家必须背自已的东西，很重，约有50磅。伊莎贝拉体重只有92磅，身体不堪重担，她计划雇人把行李背上山。

贝拉不喜欢这个主意，她想自己背。伊莎贝拉说，目标是两人安全到达山顶，为了这个目标她必须请人帮忙。

向导宣布，明天离开大本营，以后几天每天换一个营地。每个人必须跟上队伍，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能停下来休息。他发给每人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要方便必须用塑料袋。从现在起雪是惟一的水源，所以不能随地大小便。

伊莎贝拉不停地呕吐。风吹日晒、暴露在低压低氧的环境里，她日渐虚弱，再加上空气稀薄，喘不上气来，晚上睡不着觉，她担心自己只能留在大本营了。

可是第二天她走出了大本营，和大家一起上路了。当到达了下一个营地的时候，母女俩情绪高涨喜笑颜开。帐篷很小，还有霉味。休息时，伊莎贝拉告诉女儿，她想给孩子们的，是自己小时候没有的东西，“野外活动是其中一个，” 她说。

贝拉看着母亲。她的脸色通常是严厉的，可是这时充满了柔情蜜意。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还有比你更坚强的人，” 贝拉说，“我永远做不到。”

“你开玩笑吧，你可比我坚强多了。”

3号营地到了。这里海拨5800米，一顶顶桔红、黄色的的帐篷在四周起伏群山的映称下，煞是好看。风嗖嗖的，很冷，贝拉赶紧把母亲羽绒衣的拉链拉上去，然后扶着她的肩膀，极目眺望远方。

这次爬山逼着贝拉成熟，逼着她变得像母亲那样会照顾人。

第二天向山顶冲刺。一路上大家一声不吭，是啊，难走的路总是要求集中注意力，不能走神。太阳升起来了，桔黄色的光辉照耀着白雪皑皑的群山，阿空加瓜山的轮廓巳经清晰可见。

伊莎贝拉眼神坚定有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走着。在离开山顶500米的地方，贝拉走不动了。伊莎贝拉说服女儿坚持到底：你每次都能到达山顶，这次也一定会。

6个小时后，母女俩终于成功登上了山顶 —— 美洲大陆的屋脊。两人相拥庆祝。伊莎贝拉流泪了，她说，山总是能让我心动。

她们筋疲力尽，已经走不动了。向导给了她们一根绳子，让她们拉着绳子下山。

回到3号营地时，伊莎贝拉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下山的路难走，还有艰难的日子在等着她们，可是，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和贝拉一起爬这座山，这真是太好了！” 她说，“我想让她知道，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内心深处一定会有东西让你克服困难，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