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普兰

爱德华•兰斯代尔生于1908年，死于1987年。他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专家之一，也是一个历经沙场的军人，可是却鲜有人知。《未走的路》的作者布特把他比作“美国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他反叛，有点古怪，可又充滿了魅力。他具有和人打交道的神奇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他能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周旋；他相信战争的艺术是去吸引那些旁观者、取得那些尚未表态人的支持。

他菲律宾领导了一场和游击队作战的战争，从而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走向；他在越南出谋划策，是越南战争刚开始时的一个关键人物。如果美国政府当初采纳了他的建议，越南还会落入北越手中，可是美国的死伤人数会减少很多，不会有58,000人死在那里。《未走的路》从浩瀚的书海中参考了无数历史资料，是一本英雄史诗般的鸿篇巨著，读后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它的风格体裁是：主人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英雄，通过讲他的故事去捕捉当时的年代。

兰斯代尔在底特律长大，邻居街坊都是工薪阶层。他父亲做汽车生意，成功后，全家搬到了郊区。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大学，专业是英语。读书期间他在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接受训练，结业后成了一名预备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任务是收集情报和招聘情报人员。他说，“虽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在那里干了一年以后，他应招入伍。在二战结束时他被派到菲律宾，在那里待了几年。1950年他重返菲律宾，身份是菲律宾政府的参谋，这时候他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

兰斯代尔和英国军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以及美国军官基特·卡森（Kit Carson）所见略同， 他也认为战争可以是武斗，也可以是文攻。他说，“我总是觉得，如果你要向上面报告什么事，你不能只听别人的话，要自己出去用眼睛看。” 他去接近、了解当地的百姓，把他们当自己人一样对待。这种做法是他性格的自然流露，而那时候的美国军官中很少有这样性格的人。他认为，对某个国家政策的答案应该来自于这个国家的土地。有一个菲律宾人评论，“除了魔鬼撒旦以外，兰斯代尔有能力和每一个人交朋友。”

菲律宾的游击队企图推翻政府。兰斯代尔很快意识到，菲律宾御用军鲁莽行事，他们正在和当地群众结仇，而这些人是需要争取过来的。他和当时菲律宾总统拉蒙·麦格塞塞（Ramon Magsaysay）是朋友。两人关系很亲密：他住在总统府；为了在某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他们会一连几天钻进山里考察。

在菲律宾和游击队作战的战斗中，兰斯代尔第一次提出了“公民行动”这个说法。他的意思是要给农村老百姓好处，这样他们就会和你站在一起。布特说，兰斯代尔是当年少数几个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兰斯代尔曾经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Keep the closest possible relations with the common people）。和群众打成一片，讲得轻一些，是和当地老百姓相处时，说话要和气，不要打人骂人，讲得重一些，就是不要歧视，不要发生冲突。兰斯代尔憎恨空袭，因为这伤害了很多无辜。他给菲律宾战士配备了照相机，让他们把打死的敌人拍下来。这个步骤简单，可是意义重大。它让死伤人数计算更精确，同时也让战士不要去伤害妇女和儿童。在1950年早期，兰斯代尔就有了讨厌死亡人数计算的念头。

在菲律宾战争胜利前夕，兰斯代尔去了越南。在那里他最大的敌人不是越南人而是美国军队里的高官。法国马上要从越南撒退了，美国要去扮演美帝国主义的角色。1954年法国战败后，越南分裂成两个部分：南部亲西方，称为南越；北部反西方，称为北越。北越被一个鼓吹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权统治着，它非常激进，发动了游击战争。

兰斯代尔没有得到約瑟夫·劳顿·科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的支持。科林斯是当时美国驻越南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太平洋战区和欧洲战区领兵打仗。正是因为这个经历使得科林斯形成了打仗的思维模式，而这个模式，根本不适合用于越南。和这两个战役相比，越战要远远复杂和艰巨得多。科林斯想要把南越雇佣军减去一半，他认为开支太大，太花美国纳税人的钱了。对此兰斯代尔有不同的想法。他想应该去占领那些被法国人和北越放弃的农村，然后把当地的民兵编入正规部队。他认为对付北越应该用越南的模式，而不是直接套用外国的。

1955年兰斯代尔和他的团队为南越写了一份反暴动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理念是保护当地的老百姓，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去打一场又一场的大战役，占领更多的地盘。他认为，后者只有在有非常可靠的当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是上策。就像当年在菲律宾时和麦格塞塞总统交际往来一样，在越南他也和政府官员和部落首领联络友谊，他的朋友中包括南越第一任总统吴廷琰（Ngo Dinh Diem）。有人责怪他用钱去收买这些人，可是就像当年英国人为劳伦斯辩护的那样，“没有人提供金子，他肯定干不了这事，可是既便化了十倍的钱，也没有人能干成这事。”

兰斯代尔在50年代凭直觉和天才预计到：将来只会打游击战，却不会有像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的战役。他给肯尼迪政府提议，美国需要派一个新的驻越南大使。这个大使要能够通过同情去影响亚洲人，清楚北越正通过游击队战术去颠覆南越。在几万具尸体从越南战场运回美国后，强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后来写到，兰斯代尔给了当时最后一次机会去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

南越的吴廷琰刚开始时和美国对着干。兰斯代尔在1950年指出，即使吴廷琰有很多问题，可是他仍然是西贡南越政府总统的最佳人选。他担心的是吴廷琰的弟弟吴廷瑈和他的妻子陈丽春。他觉得吴廷瑈是一个类似墨索里尼的人，偏执多疑。他的担心与日俱增，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给肯尼迪总统建议：让吴廷琰继续当总统。

肯尼迪政府没有听从兰斯代尔的建议。吴廷琰下台了，随之而来的是内战、更多的暴动。“战略村计划”也以失败告终。这个计划通过保护村庄的办法不让北越军队入侵，从而达到控制农村平息叛乱的目的。不久吴廷琰被刺杀了，他的死让越南的形势从狂风恶浪变为千钧一发。于是，美国大规模增兵，死亡人数激增，百姓人人皆为恐怖分子。战争就这么持续下去一直到1968年。那年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任驻越南美军最高指挥官，他把战略战术调整到类似兰斯代尔所说的那样。

这本传记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是兰斯代尔向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汇报越南情况。那是1961年，他刚从越南回来，麦克纳马拉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在麦克纳马拉一尘不染的办公室里，他把一大堆沾着血和泥土的武器扔到办公桌上，举止粗鲁。他告诉部长，这些是刚刚使用过的武器。然后他开始汇报：北越敌人身着破破烂烂的睡衣，脚穿拖鞋，南越军队靠着美国提供的精良装备武装到牙齿，可是北越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南越。他们怎么赢的、为什么会赢。他告诉部长，战斗的输赢不在于武器装备、生活设施，而在于理想和信念，而北越政府不乏这些。麦克纳马拉听着，脸上毫无表情，他不能理解这些。兰斯代尔的汇报代替不了数学的逻辑，毕竟国防部长是靠着数字生活和呼吸的。

另外，兰斯代尔也没有得到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Childs Westmoreland）的支持。威斯特摩兰将军是约翰逊总统当政时期的军队总司令，他在1964年至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任驻越南美军最高指挥官。兰斯代尔在60年代中期的一封信中写道，“农民正在稻田里种地，他们的位置正好在射杀目标的范围里。是格杀勿论，还是应该受到保护？” 威斯特摩兰选择了前者。兰斯代尔1968年不再让管越南的事情，1972年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他收到了调遣令。15年后兰斯代尔去世，他死于心脏病，亨年79岁。

布特没有忽视兰斯代尔的失败和不完满之处，他在书中提到兰斯代尔和家里人关系不好。他把主要篇幅集中在记录兰斯代尔想法，以及兰斯代尔是如何把这些想法运用到东南亚的。按照布特判断，如果麦克纳马拉、威斯特摩兰和其他美国将军听从兰斯代尔建议的话，战争不会那么血淋淋，也不会化那么多钱。《未走的路》给一个优秀卓越的男人画了一幅肖像，画的是那样的逼真和生动，也很理智地挑战了一个未经脑子思考的假设：这场战争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而这个失败是如论如何也挽救不了的。

照片：网络

翻译：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