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的那首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每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秦叔叔，他还活着。

他是和莫言、刘震云、高洪波一起的鲁迅文讲所学员，但没有能够成为顶尖作家。十多年前网上有人把他的作品和路遥相比，但他没有留下像“平凡的世界”一样的传世之作。甚至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女活佛”出版的时候，我是在新书柜和处理书柜上同时看到的。但是，几十年来，他的赤诚之心和他的写作风格一直在影响着我。

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的时候，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上有几个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我父亲在他们几个人中年龄居长，就成为他们的召集人。其他几个人，有的擅长美术，有的擅长书法。秦文玉是他们当中的小弟弟，在镇上(当时叫公社)写作组工作，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和作品。我父亲带着我参加他们的每次聚会。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让我跟其中一位叔叔去学画画。他是画国画的。我第一次到他家之后，他让我磨了两个小时墨。以后呢？就没有以后了。我告诉我父亲不想再去了。我父亲说，那你想学什么呢？我说，跟秦叔叔学习写文章吧。最近和秦叔叔的妹妹聊到这件事，她夸奖我的好学精神。我心里在偷偷笑，当初就是为了逃避磨墨，而选择了自己喜欢而又容易的办法，要是好学我就要去学画画了。

我父亲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后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新华日报”、“扬州日报” 、“扬子晚报”上。他自认为水平比不上秦叔叔，但喜欢给我出作文题。随后的两年，就是每个月我父亲出作文题，我写完拿给秦叔叔，他再帮我批阅修改。

1973年，秦叔叔被推荐去上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那个暑假的一个晚上，月光如练，父母没在家，我已经上床睡了，忽然听到有人在敲窗户。我爬起来开门，是秦叔叔。他问我家里有没有他的那一篇处女作小说“白马桥上”。然后他又问我还想不想继续跟他学习写作文。我当然很高兴了。他告诉我，他也不知道去了大学学习任务怎么样，能不能有时间帮助我。可不可以要等入学之后再告诉我父亲。他离开我们镇之后，和我父亲一直保持通信。我父亲把秦叔叔的每封来信都拿给我看。他们互相联诗作词填对联。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他们几个文友之间的诗词是用复写纸誊写出来，再一起寄给另外几个人的。大概半个学期之后，他给我父亲来信，说他有时间帮我改作文了。随后的几年时间，我差不多每个月写一篇作文，或附在我父亲给他的信中，或者我单独寄出，秦叔叔帮我修改后再寄回，直到1977年我复习高考。其中有一篇写我们公社一位患肝癌去世的亲民书记的文章来回改了四次。1978年我高考语文87分。那一年，江苏省高考总分第一名477分，其中语文单科86分。我后来又在“人民日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发表了不少文章。作为一个研究论文被诺奖得主多次引用的理工博士，我的中文写作功底，没有秦叔叔的指导，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

1974年，秦叔叔寄给我父亲一套竖排版的“红楼梦”。那时候我还小，第一次拿起书来看了没几页就读不下去了。第二年黄梅季之后，我父母把家里的藏书拿出来晒，让我在旁边看着。我坐三十几度的大太阳底下，又把这套“红楼梦”拿起来看，感觉很有意思，一口气竟然把前五章背下来了。

1976年暑假，我到上海去了几个星期。回家时，在从公交车站回家的路上，我父亲让我猜一下秦叔叔要到哪里去工作，然后拿出一份“新华日报”，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说，秦叔叔要去西藏了。我至今记得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站在最前线”。

去西藏以后，秦叔叔参加了“西藏文艺”编辑部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副主编，后来还担任西藏作协副主席。在“西藏文艺”创刊号上有一篇他的散文“日光城”。他怀着满腔的热情，讴歌了离太阳最近的城市--拉萨。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遍，把它背下来了。它也成了对我写作文风影响最大的范文。

1978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当时我15岁，我父亲38岁。可能有的朋友读过秦叔叔的同学刘震云的回忆文章，他父亲恨不得把刘震云兄弟两个一起考上大学的喜讯告诉每个人。我父亲也想把我的喜讯与别人分享。他在我拿到通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让我写信告诉秦叔叔。

1979年春节之后，我返校回到南大。有一天晚上在寝室自修的时候，秦叔叔来看我。他给我带了一包花生。还跟我聊了书记处主要领导胡YB视察西藏时和他交流，鼓励他努力工作的情形。他走了之后，我同寝室的同学一脸羡慕地问我，这个人是谁呀，做的工作能够到高层的关注。

后来秦叔叔到鲁迅文讲所、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并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国作协机关副书记。1991年在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大会上，他是和中央核心并排坐在主席台上的，他是最边上一个座位。

再后来他到作家出版社担任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总编兼“作家文摘”主编。1993年3月，我到北京出差，最后一次见到了秦叔叔。那天晚上我到他家时，他说下午刚输掉一场官司。那个三条驴腿的穷棒子农业社社长起诉一名作家，把出版这部作品的作家出版社一起起诉了。他说，现在担任行政工作,没有什么时间从事写作了。谈话中，我聊到刚刚上任的文化部部长是从南京某大学领导调到北京去的。江苏长大又在南京读书的秦叔叔说，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背景呀。后来我和我父亲聊起这次谈话，我父亲说你秦叔叔不是做大官的人。临走的时候，秦叔叔送给我两本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 “不朽”。

那次在他家中，秦叔叔还聊到了刚创刊不久的“作家文摘”。那是那个年头中国最好的文摘类报纸，没有之一。但那一年不能订阅。我那时每周到报栏去买。后来订阅了很多年。来美国以后。还请我国内的朋友帮我订了十多年，过一段时间帮我寄过来。2009年回国，我朋友指着摞了一米多厚的“作家文摘”问我还要不要订阅。那时已经有光盘版了。我说不订了。现在我还在阅读“作家文摘”公众号。

1994年秋日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到报栏去买“作家文摘”。拿到手一看，头版上有个黑框，是秦叔叔车祸去世的消息。我赶紧打电话给我父亲。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连忙打电话去作家出版社。确认之后，他向作家出版社的领导表达了对老朋友的哀悼。作家出版社给他寄来了有关秦叔叔去世和追悼的有关资料。

秦叔叔去世一个月之后，江苏作家黄蓓佳在“扬子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朋友走了”。她也是我们那儿出去的作家。她的先生和我同时在南大读博士。他和秦叔叔是好朋友。很多故事秦叔叔都和我讲过。我个人的感觉,黄蓓佳的作品有点矫情，或者就是有点小资，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但她这篇文章是她的真实情感，让我感受她对好朋友的超越了朋友之上的那种友情。这篇文章通篇没有提到秦文玉三个字，但每个字、每个故事都敲打在我心中。我知道其中的几个故事。我一看就知道写的是秦叔叔。我一直记在心里的是，她说秦叔叔看人都是看到正面的地方，把人都往好里想。另一方面，这也限制了他成为顶尖作家的脚步。和父亲谈起这篇文章时，我父亲说你秦叔叔的眼睛不够毒。如果他的他的眼睛像戴晴、刘宾雁那么毒，他就不是秦文玉了。

我是一名理工学者，是文学圈外边的人，甚至连文学青年都算不上。我看当代中国的作家风格，有的磅礴大气，高屋建瓴，有的细腻含蓄，有的朴实通俗，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刻薄尖酸。绝大多数作家写作时置身事外，嘻笑怒骂，拿得起放得下。而秦叔叔和路遥、周克芹他们几个是进入到作品中，和里面的人物同呼吸共喜乐，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从他们的作品看到是他们的一片赤诚，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正如秦叔叔在“日光城”中讲到的一样，他的心中装着一颗太阳。25年来，我一直没有觉得他离开了。正如他妹妹和我讲的，“我哥哥在我心中只是出差到远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