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工宣队进校

作者  黄泽文

1968年8月下旬，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 全国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工宣队进驻学校，占领上层建筑，领导教育革命。

成都五中的工宣队来自东郊的69信箱。69信箱对外称新兴仪器厂，也叫719厂，是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一，主要生产航空通信和导弹控制设备，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宣队进校那天，由一百多工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五中校园，受到全校师生的夹道欢迎。

这时节，正是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的时候。据说，芒果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带来的礼物。表面上来看，毛主席送芒果，是慰问为进驻清华校园而付出鲜血代价的首都工人宣传队。但实际上，他是在部署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工人阶级进入上层建筑，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

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芒果热。全国各地的工宣队，都收到了毛主席赠送的芒果，成都也不例外。为迎接这一圣果，当时四川和成都的党、政、军领导，率领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庄严的迎接仪式，发表感恩讲话，绕游芒果台瞻仰，载歌载舞欢呼庆祝。[2] 但巴基斯坦友人送芒果时，显然没有预计到这一战略部署，没有送那么多。因此，我们后来听说，万人空巷迎接的芒果是蜡制的复制品。

芒果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人阶级要在上层建筑领导一切。有了毛主席的部署，工人阶级成了学校的领导力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69信箱的工宣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怀着毛主席的重托，踏进了五中校园。

从这天起，同时有三个领导机构在五中校园里面工作：工宣队、军训团、校革委会。至于他们如何协调，如何分工，本人当时懵懂，不能提供细节。但此时，他们领导开展的工作，我留存的日记中记载。可以概括为：从大批判入手，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动力，逐步划清阶级阵线，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再逐步整党，接着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师资队伍，建设一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革命化中学。

从此时起，学校原有的两派组织解散，学生均回原班级闹革命。班级不再称“班”，称“排”，班长因此不再叫班长，得叫排长。依次类推，年级称“连”，全校由六个连队组成，弄得和部队编制一样。大概，这就是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一项具体行动。权力终于重新被掌控起来，闹腾了两年左右的各派群众组织，自此开始退出文革舞台。大致说来，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底结束了。

大批判是批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清理阶级队伍，在我校就是把当年有点历史问题的老师拿来再清理一遍，贴上各种身份标签。二者均是打死老虎，学生们的感觉似乎已经迟钝，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学校成立了专案调查组，专政大军，矛头指向这些老师，过去工作组和校文革那些整人的套路，又依然故我地拿了出来。但对学生造反派，若无重大犯罪行为，似乎不在清理之列。只是要求我们每天呆在教室里，学习文件，读报纸，讨论发言，围剿派性。

工宣队和军训团，把“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带进了学校。所谓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3] 进入上层建筑的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拿出了最大的热情，带领全校师生，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一如前面我所描述的那样，每天手持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每当颂祝之时，全体起立，庄严注目，众口齐颂，行礼如仪。不过，天天如此，久则生怠，渐有应付之态。

感觉新鲜的是，学生重新走进了久违的教室，经久不见的面孔又同窗相聚。但是，此时的学生，已不再是两年前的模样。我们这些原高一的学生，折腾了两年，均已年满19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龄，却淹留至今，还只有高中一年级的知识水平。

由于桌椅大量毁损，我们东拼西凑，好歹给教室里放上一些残存的桌椅，由于数量不够，再也不能照过去那样整齐排列。大家只好围坐在一起，有的人不得不两人挤坐在一张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展着三重领导不断布置的学习活动，冷清且走过场。

学校也会出现热火朝天的气氛，那是课间操的时候。课间操不再做操，改跳“忠字舞”。忠字舞是“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文革中风靡全国。[4] 全体师生，在军人和工人的指挥下，站满大操场。此时，高音喇叭奏响音乐，排列整齐的师生，不论男女老少，随着音乐节奏，跟着前面的领舞者，昂首挺胸，挥手摆腿，扭腰动步，以表忠心。

忠字舞是文革时期一种人人参与的群众舞蹈。以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以及某些语录歌为伴奏，上千人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一边唱，一边跳。以歌曲《敬爱的毛主席》为例，歌中唱道：“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当年，编排“忠字舞”的人员很有见地，颇为了解这种大众舞蹈的特点，动作只求简单，夸张，但形象表意。主要动作包括：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跨弓步表示追随领袖前进；紧握双拳表示革命决心，手贴胸膛表示红心永在。跳“忠字舞”时，手里还可挥动语录本或红绸巾，以加强效果。蹦跳挥摆之时，要求面带微笑，心情激荡，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可是，我等男生，手足僵硬，舞感缺失，动作常常走样。好在是千人起舞，动作参差，大家都在比划，谁也顾不上看谁。

文革进入到这个阶段，个人崇拜已进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之外，大家还纷纷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各样的“忠字画” 、“忠字牌” 、“忠字匾”。以《毛主席去安源》、《毛泽东在陕北》、以及各种各样的毛泽东头像为底本，配上他的诗词或语录，填入“忠”字，饰以葵花，精心构思，植入虔诚。采用的材料则各显神通，或用晶砂粘贴，或用丝线彩绣，或镶嵌颜色玻璃，甚至可用红绿黄的粮食颗粒，…，不一而足。

不仅学校里做，街道上，商店里，家庭中，都在做，全民动手。花费若干时日做好了，就挂在显眼之处，以示忠心。机关单位、市面商店、街头巷尾、墙壁床头，处处可见。但这些物件，表面凸凹不平，久则生灰，颜色褪败，远远看去，效果不佳，有乡间小庙中某些装饰物的感觉。后来，据说中央专门发文，制止了这种全民颂圣，走火入魔的行为。

在我们的纵队解散时，大家决定合影留念。照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而我们也知道，此次相聚，今后不再，值得珍惜。时值晚秋，一个周末，我们全体30多人，欢聚在一起，在校园，在东郊游泳池，进行了纵队的最后一次活动。

照相时，大家都穿戴整齐。每人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像章下面是组织的胸章，左手佩戴红卫兵袖套，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背景是毛主席的巨像，或者是纵队的大旗。按下的快门记录了青春的身影和一脸的严肃。这是文革当年中学生的典型形象，有点现在的青少年搞行为艺术的味道。和现在的青少年一样，这些现今爷爷奶奶级别的人，当年也以青春的狂热追“星”，追的是当年亿万人奉若神明为之癫狂的“大救星”。

我至今怀念我的纵队。自从我与城坚和建军在地下室“扯旗造反”，已近两年。两年来，我们从三人发展到三十余人，以高一各班的十多人为核心，吸纳了初中各年级的男女同学各半，组成了一个极为团结的队伍。这个队伍由于创建者的身份，只能属于造反派阵营。这个队伍，既无欺凌同学的劣迹，亦无打斗老师之恶行，虽然参与派斗，却只诉诸笔头，或有过激言论，但并不制造仇恨。因此，当大家以知青身份领命下乡之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无论八二六派还是红成派，均交往自如，谈笑风生了。

文革对我们老三届的中学生伤害极大，但却也有一利。文革打破了班级和年级的界限，六个年级的同学开始自由交往。过去的中学，社团活动不多，中学生大都囿于班内，思维眼界均受限制。而在文革之中，虽然黉门毁败，学业荒废，但确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出不少的能力，在写作，组织活动，与人交往，应付突发事件，协调不同意见，开发思辨潜力等方面均有历练和收益。而更有甚者，随着年龄增大，眼界渐开，开始独立思考，依据自己的亲身体念，更容易看清楚其中的问题，从而摆脱心魔，走出精神桎梏。

1968年11月，正当忠字舞跳得热情似火的时候，我被推荐到学校的教改组去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要革文化的命，革教育的命。教育界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首选领域。因此，在夺权之后，在排除群众派斗干扰之后，教育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给出的“五·七指示”，是一份社会改造纲领。在其中，“教育革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十七年的教育被批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5]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6] 其突出的表现是所谓的“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因此，教改的主要措施是：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联系生产实践，突出工农，且精简内容。

教改组，其工作包括批判原来执行的旧教育制度，建立城市普通中学的新教育制度，确定教改方案，编写革命化的新教材等。制度和方案，这是工宣队领导们考虑的事，我们学生主要干具体工作。最初的工作范式是，他们出题目，我写文章。

主持五中教改的是工宣队的两位工人师傅，老李和老魏。老李年青一些，年近三十岁，机灵而主意多；老魏稍大，三十出头，憨厚且寡言语。

首先布置给我的任务是，执笔写一篇“旧五中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调查报告”。老李扔给我一叠凌乱的素材，多是一些四清和文革初期老师和学生的揭发材料，也有一些工宣队搞出来的统计资料。我硬着头皮，花了三天时间，模仿报纸上早已成风的调查报告的模式，采取文革视角，使用文革语言，完成了这项任务。说来羞愧，这是学生提笔污蔑自己的母校，污蔑当年的领导和老师。现在只好借用三国时期陈琳答曹操的话语，来给自己开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我成为教改组笔杆子的地位。老李和老魏，看见孺子可用，什么样的文章写作都一股脑儿向我推来。在两个多月的教改组工作中，我照指示，先后写了“我们对城市普通中学教育革命的几点意见”，“从新旧五中的对比看定厂办校的好处”，“六九信箱定办成都五中的方案”，“成都五中1969年招生方案”，甚至有给人民日报投稿的“教材革命是一个重要问题”。弄得我绞尽脑汁，天天伏案，手酸膊疼。不过，好处是借此躲过了那些“三忠于，四无限”的颂圣活动。

有趣的是，写好的文章成了老李用来显摆邀功的东西。一当我写好，他立即打印成文，连夜油印，选出最清晰的四份送出。一份送市革委，一份送川报，一份送新成都报，一份送学校工宣队、军训团、校革委。老李成了忙人，常常骑着自行车，往返忙碌。

在两位工宣队师傅的眼中，我成了踏实肯干的后生。我们之间，变得随便，渐渐亲密，有了私人友情，以至于老李结婚，我们也受邀参加，喝了他的喜酒。

接下来，要编新教材。这是为69年新生进校准备的。初中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课统统取消，知识体系被打乱，代之以“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以改变过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的“三脱离”现象。

老李带着我和刘定军同学，到成都东边的简阳县去搞调查。我们在简阳的周家、贾家、石桥等几个公社游走，除了开教育革命座谈会外，还行走于田间地头，为编写“农业基础” 教材收集素材。时至隆冬，霜冻逼人，僵手僵脚，我们时常在雾气笼罩的地头跑来跑去。

记得，在“农业基础”的新教材里，我负责编写一些数学题。每题开始，照老李的意思，都必须加上一个“帽子”。如一道简单的数学应用题，必须这样写：“解放前地主残酷剥削贫雇农，地租年年上涨，雇农张大爷给地主交租，第一年每亩稻谷交355斤，第二年交415斤，问地租增涨率为多少？照此增涨率交租，张大爷四年后每亩要交多少斤稻谷？”这样写，才能体现毛泽东的教导：“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此外，我们还在田间地头，观察冬小麦，油菜的苗情；也和社员交谈，关注播种，生长和收获的情形。这是为了编写有关农作物的生物特性而进行的现场调研，这些农作物的生长知识，将和代数、几何、物理等内容，同纳于“农业基础”这门课中。之所以这样的杂合拼接，按照工宣队的说法，是要体现毛主席的“课程要精简”的要求，同时避免城市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就这样，我在教改组工作到下乡之前。老李和老魏，甚至工宣队的队长，都希望我能在教改组继续干下去，暂时不下乡。即使在全校学生都纷纷下户口，整行装，准备上路时，他们还在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安心干，且许愿说，不会亏待我。我婉言拒绝了。我知道，在这个阶段我尚有使用价值，但工宣队不会对抗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形势，与其后来孤身远去，不如现在和我的好友们结伴同行。

于是，1969年1月22日，时值大寒，我和成都五中因文革而被积压的六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冒着严冬的寒意，出发去了仁寿方家。从此，以知识青年这个名头，开始了仁寿山乡的农村生活。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968.08.25；中发［68］135号。

[2] 文革风靡成都的“芒果热”，四川档案，2013-12-13。

[3] 三忠于四无限. 环球网. 2006-05-12。

[4] 《舞蹈——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中国青年》“过去百年大回眸”。

[5]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6] 毛泽东，《五·七指示》，1966-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