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支持受迫害的同学

作者  黄泽文

我们不仅坚持与保守派的红卫兵斗，而且还支持曾经遭受过他们打击的同学，勇敢地站起来和他们斗。

一天，我们几个人正在“红教工”的队部闲聊。红教工是文革时期，学校老师们搞起来的造反组织。那个年月，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成立造反组织，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合乎时代潮流的事情。

文革之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籓篱消失了，昔日的师生，成了今日的战友。有的青年老师，不过比我们大五六岁，但他们受过大学的培养，眼界宽阔，思维缜密，知识丰富。我们几个高一的学生，喜欢和他们聊天，无论聊形势，还是谈文学，甚至摆龙门阵，总能感受到智者的启迪。

聊天之中，原初三（7）班的班主任，戴眼镜的魏舜华老师说到，她班上有一个叫徐群瑶的女生，是个工人的女儿，父母都是本分的老实人，家住在五中隔壁的成都市中医医院。去年八、九月间，在校文革当政，学生斗学生成风之际，徐被其班上掌权的红卫兵打成了“反革命”，污蔑她写了反动标语。遭受到班上红五类同学的反复批斗，辱骂，甚至毒打，监管。

魏老师接着介绍说，这个女生不服，她只身起来造反。昨天，她写了一份控诉大字报，讲诉其冤屈，但被“八一敢闯队”的红卫兵当场撕毁，还威胁，恐吓她。她孤掌难鸣，唯有在校园的寒风中低头痛哭。

文革中，甚至文革前，这种捕风捉影的指控实在不胜枚举。现在举两个例子，来看看在“千万不要忘记”的熏陶下，在“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鼓动下，写反动标语的罪名是如何被构陷出来的。

案例一,你正在写大字报，发现毛笔不好使，就在报纸上胡乱拖了几笔，想整理笔锋。可是，你没有注意到，报纸背面是伟大领袖正在笑容可掬。那年月，报纸上出现红光满面的笑容的几率实在太高。这正好被一个革命警惕性极高的同学发现，拿起报纸，在光线的穿透下，这胡乱的几笔正好以一定的角度穿过红光满面的笑容。于是惊呼，于是上报，于是逆天之罪构成，正好抓你小子一个现行。

案例二，你在百无聊赖地听讲台上宣读一篇来自高层的大块文章，满耳是什么“打倒，摧毁，粉碎，揪出，…”之类的强横语句，于是你就用笔在一张废报纸上无意识地划着“打倒，摧毁，粉碎，揪出，…”，可你没有注意到报纸上印的那些小字是什么。当下课时，你走了，但一个有心人来了，拿过报纸，看见你写打倒，摧毁，粉碎，揪出的后面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于是惊呼，于是上报，于是逆天之罪构成，正好抓你小子一个现行。

看着这些，当时的你目瞪口呆，你能说什么呢？抗争？那就是“抗拒从严”！低头认罪吧，也许你能争取一个“坦白从宽”！

其实，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在文革前就已经蔚然成风。由于伟大领袖对党外的资产阶级和党内的修正主义成天忧心忡忡，他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 “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 于是，全国上下均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拥护，紧跟，执行。国家的宣传机器和这个机器指挥下的各色人等，利用各种媒介和专业特长，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影、戏剧、歌曲、绘画、雕塑，…，向着老百姓，向着我们中小学生，成天灌输着“革命立场”，“阶级仇恨”，“对敌斗争”，“提高警惕”，“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东西。

于是，在这火热的、激昂的、警惕的环境中，大家都把眼睛睁得亮亮的，彼此注视着；大家都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彼此探听着；同时，人们又处处小心，谨小慎微，彼此提防着。下面笔者再简要介绍亲身经历的两个例子，供后之览者了解当年大搞阶级斗争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环境。

记得在上初三的时候，1964年底或1965年初，突然消息灵通的同学拿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说封底上的绘画是反动画。是读者发现，全国波及，中央震惊。我一看，那是一幅农村青年们在广阔天地挑担奔跑的劳动画面，画面前方是一遍芦苇 [3]。据同学说，画面的芦苇中藏有“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同学还说，画面上的芦苇倒向左侧，是暗喻“左派被压倒”。我们拿着此画端详，横看，竖看，仔细看，反复看，背对阳光看。我等愚钝，就是没有看出有任何反动的地方。

《你追我赶》（油画）作者 李泽浩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滑稽。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塑料底的布鞋、凉鞋开始流行，塑料底为模压而成。突然有一天， 一个同学神秘兮兮地跑来说，快检查你的鞋底，看看有没有问题？我抬脚给他，他仔细看了好一会，说：“你的没有问题。”我却奇怪了，问：“你说的是啥问题？”他才小心地告诉我，有人发现，有的鞋底后面，塑模压成了一个“共”字，有的压成一个“毛” 字。

这种人人自危，动辄得咎的日常生存环境，令人心惊胆颤，不啻水深火热。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态。长久浸染于内的中国人，从此谨小慎微，处处防范，如惊弓之鸟，如野坟之人。

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时间推移了近一个甲子。某些家伙又在鼓吹“大搞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无视世界潮流、历史进步和人民的福祉，面目庄严，信誓旦旦，用心叵测。我真希望他们能生活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中，看你小子是不是能逃脱那种彼此像乌眼鸡一样相互盯着，一不小心就被无辜构陷的命运。或者，把你划入打击对象，给你戴上高帽子，如文革中的走资派。

往事未曾如烟，不多说了！还是回到文革初期的成都五中，回到徐群瑶的班主任魏舜华老师身边。

魏老师详细讲述了徐群瑶同学被同班红五类同学无辜构陷，打击迫害的过程，我们听得义愤填膺，怒从胸来。我特别生气，几周前的共同遭遇使我心中冲起一股义愤。我说：“我们一定要支持她！”

成都市中医医院就在连接一号桥的红星路一段上。五分钟后，我和魏老师来到徐群瑶的家中，站到了徐的面前。魏老师讲明来意，我就鼓励她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不要怕，起来和他们斗，我们支持你！”我还说：“把被撕毁的大字报底稿给我，我们帮你抄，重贴出来，谁敢再撕，找谁算账！”

徐群瑶站在我们面前，开始还咬着牙，低头不语，这时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委屈地哭开了，边哭边讲她前几个月来的经历。听其语，观其容，我心收得紧紧的，腮帮子鼓起，我也想起了我在那几个月遭遇的屈辱，真有同病相怜的感受。最后，我和魏老师走了，临走时我说：“到学校来干吧，自己解放自己是最好的出路。”

回来后，我们把徐的大字报抄好，替她贴在学校的显眼处。我还特地写了一份“强烈抗议，坚决支持”的大字报，为徐群瑶同学的大字报叫好，并要求她班上的红卫兵们交出徐的黑材料，为徐平反，恢复名誉。大字报警告那些违背《十六条》，至今还在压制同学的红卫兵们，“要认清形势，迷途知返，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在我们的支持下，徐毅然站出来造反了。而“八一敢闯队”的那些同学，此时也变得小心起来，没有敢再来挑衅。徐群瑶同学加入了我们的战斗队，成了我们队伍的第四个成员。

随着形势的发展，起来造反的同学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不少初、高中的同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很快，我们形成了一个有二十多人的战斗集体，其中也不乏红五类的同学。我们的原则是：不问出身，只看态度。只要志同道合，就是我们的战友。

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交往经历，文革中独有。规范的校园，正常的学习，以班级为单位，在同一教室里，在同一老师面前，学习一样的知识，故有同窗和同学之说。文革以来，正常的学习被迫终止。革命使得同窗有可能成了对头，“同学”从此沦为“同也不同，学也不学”的境地。倒是在我们这样的造反组织中，以志同道合为纽带，以相近的观点为基础，共同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岁月，建立起了温暖的理解和深厚的友谊。其中一些人，后来发展成了终生的朋友。此可视为中学生在文革损失中的一个补偿。

形势对我们有利。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五中全校若干个造反组织决定联合起来和保守派的红卫兵斗。联合起来的组织称为“成都五中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下面简称“革联指”。这是一个联合的组织，其指挥机构不是什么总勤务组，而是各个组织的“联席会议”。勤务组是文革时期领导小组的自谦性叫法，表示领导者是大家的勤务员，当时这样的称谓很时髦。

就这样，成都五中形成了两个直接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前期成立的血统纯正的红卫兵，一边是后来成立的各种造反组织的联合体,也自称红卫兵。当年的中学生们，均奉伟大领袖为自己的红司令，都拼命要想成为捍卫红司令和红色江山的红卫兵。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在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2] 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7月7日。

[2] 李泽浩油画作品“你追我赶”，《中国青年》1964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