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到工厂去经风雨，见世面

作者 黄泽文

没有教学活动的学校没有灵魂，没有学生的校园也就没有生气。

夺权后的五中校园依然冷冷清清，学生们散落在社会上，或者逍遥在家中。夺权后唯一的变化是，“革联指”指定的人掌握了学校的大印，几个学生代替了原来的校文革和校行政秘书。此时，大多数人已经心不在校园，纷纷要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

我们决定到工厂去发动工人。这既是循走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革命路径，也是遵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行为模式。

根据“革联指”的分配，我和我队的另外几个同学去了北门梁家巷附近的成都市文化用品社。这是一个生产笔记本，信封，信签，日历等文化用品的合作社，有300多个工人，其中不少人是妇女，机械化程度不高，设备多是老旧的圆盘印刷机。

当年的红卫兵，有毛主席加持的革命光环，在社会上声誉很高。在厂里，我们很受尊重，婆婆大娘们对我们一口一个“红卫兵小将”地叫着，前两个月阶下囚的滋味丢在了脑后，自我感觉很好。厂里甚至连生产会议也把我们找去商量，但毕竟年龄小，阅历少，不敢妄言生产，我们只是参与，并不作主，去决定什么。

在这里，我得到了机会，平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基层社会带来的变化。

文化用品社也是造反派当权。工人们，特别是一些小伙子们，建立了造反队，隶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他们把厂里所有他们认定的当权派，上至厂长、书记，下至车间主任、科室领导，有十来个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弄来批斗。干部们诚惶诚恐，规规矩矩，听从着年青人的颐指气使的命令，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领导尊严。

群众似乎心中有气，出气最好的办法就是批斗领导。批斗时搞体罚：低头，下跪，弯腰，磕头，向后伸手呈“喷气式”状。最滑稽的是磕头，规定要磕头73次，因为1966年毛泽东年届73岁。每趴下磕头一次，就必须立身，举拳，放声大喊一次“毛主席万岁”，如此循环，至73次方休。众工人围着，边命令，边骂，边数，边看，边笑。命令威严，骂声噪杂，眼光闪烁，笑容灿烂。

我也在围观，但心中反感这样的胡闹。前几个月，我曾亲身体会过这样的屈辱和作弄。心中想，人这种动物还真狠，善于折磨同类。而且，花样百出，心思独到，行动残忍。

文革是一个群体暴虐的年代。当革命以“崇高”的声威逼退法制，正常的社会秩序为革命狂欢所替代，人性就会被兽性所取代。而有的人，折磨同类远远超过野兽。

只是由于客居此处，不便指责。从恶作剧的笑骂声中，似乎能感觉到，一般群众与领导者们之间，平时就存在着对立。文革来了，当权派倒霉了，普通群众趁机出口恶气。但一般的群众未必有这种胆量，当有人挑头起事，则可一拥而上，打他一个太平拳。

我们经常半夜跟随工人们到外面执行任务，白天却睡大觉。坐的是免费的汽车，吃的是免费的饭，而且还发夜班的加班费。工厂停产和减产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我当时心中就曾嘀咕：这样下去，这个小厂靠什么给工人们发工资？当时群情激愤，热火朝天，似乎没有人在关心这个极简单却也是极现实的问题。

我们跟随造反兵团的战士们参加了几次市上的大规模行动。一次是去红照壁砸抄“产业军”的总部。我们在夜色朦胧中出发，坐车前去“夜袭”。红照壁地处人民南路广场南端，当时是四川省政协委员会的所在地。这里是成都市的核心区域，战略意义重大。

“产业军”，全称是“产业工人战斗军”，这是文革时期成都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主要由原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成员构成，成员多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等根正苗红身份的产业工人。产业军从成立起就有明显的政治指向：保单位领导和省市委领导，专门与造反派对抗。于是，成都文革初期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

产业军多是由国营大中型工厂的人员组成。由于厂大人多，纪律严明，所以实力壮，战力强。他们的同盟者是成都近郊的“贫下中农战斗军”。顾名思义，这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多是青壮二哥，亦人多势众。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虽然也有一部分大厂的工人，但更多的是由像文化用品社这样的小厂工人构成，还有很多是供销社、商店等财贸部门的职工，年龄参差，人员纷杂。工人造反兵团中，甚至有一个街道工业分团，里面多有市井江湖人员，成员更为复杂。

但当年的工人造反兵团占有三个优势。其一是，顺应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因此理直气壮，占有“革命”高度而睥睨文革众生。其二是得到大中学生们的鼎力相助，包括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首都红卫兵的支持。大学生，如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头脑，给这些市民阶层的造反者出谋划策，处处能抢占先机。其三是，由于造反兵团的人员来自市区各阶层，“接地气”，因此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而强悍的产业工人军和贫下中农军，此时却恰恰缺乏这关键的三个优势。他们在特定的时期，突然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这一点，当时的他们，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想明白。不过，人多势众的我们，在高呼“捍卫”，“打倒”，“砸烂”时，又有几个人能想明白呢？

我们去时，时夜将半，夜色阴沉，大门紧闭，寂无人声。偶尔能看见里面有几个人影在黑暗中移动，但很快不知去向。层层叠叠的造反派工人们拥挤在门口，经过一番努力后撞开大门，冲了进去。进去后，径直奔向大楼，却发现大楼里已经空无一人。显然，产业军因寡不敌众，已经闻风撤退，留下一座空楼。

另外一次发生在十来天后，去支持川医的造反派红卫兵——川医九一五，支持他们抢夺位于皇城城楼上的“解放大西南广播台”。

解放大西南广播台是川大井岗山野战军占据的一个据点。广播台就建在皇城的城楼上，因处于市中心，位置重要，作用巨大，是川大造反派的重要喉舌。四川大学是成都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里面的学生藏龙卧虎，多有能言会道，文笔生花者。这天天的高音宣传，顺风而放，影响着几里之外的川医校园，不绝于耳，被视为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

这里先得介绍一下成都市天府广场处的变化。1968年前，在现在这座面对广场的“四川科技馆”处，矗立着明代蜀王府的城楼。王府的城楼高大，坐北朝南，下有三个拱形门洞，巍然耸立，庄严肃穆，素有“小天安门”之称。城楼内有明远楼等古建筑群，系清代重建，高大而宽敞，典雅而精致，实属不可多得的历史建筑。文革期间的1968年底，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全国颂圣高潮中，由当时主政的四川和成都的领导决定，把王府建筑全部拆除，在原址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纪念馆。纪念馆是一个简单几何形体的现代建筑，毫无个性和建筑美感。1979年，“万岁馆”更名为“四川省展览馆”，尔后又改为现在的“四川科技馆”。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文革前期成都学生中造反派的两大派系，一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一派以川大八二六为首，前者较为温和，后者更为激进。两派原是一派，在文革初期一次针对西南局、四川省委的批判大会上，后者与前者观点相左，认为前者过于温柔，当场造反，不欢而散。后来矛盾加深，终致分手，从此开启了成都学生中的两大造反派系的争斗。

这种派斗，大学生如此，中学生也如此；学生如此，工人也如此；成都如此，全国也如此。这样的派斗，后来发展成历时一年半的血腥武斗，有的地方，如重庆，甚至出动坦克，炮艇进行全面野战。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抛洒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如果后之览者想知道这中间发生的惨烈，不妨去重庆沙坪坝公园看看，那里至今保留着一座“红卫兵烈士”陵园。

在两派分裂初期，一切尚在“文明”的框架下进行。抢广播台，是这“文明行为”中的一个典型行动。大家从革命实践中都知道，革命要靠舆论宣传，而舆论宣传的效果要靠声音大。现在的老人们，即当年的年青人，有一些至今喜欢大嗓门说话，或在山水清明之处肆无忌惮地放声高歌，或在市区广场上用高音伴奏跳舞，据说，这就是文革熏陶所留下的习惯。

井冈山野战军属于川大八二六派系，而川医九一五则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队伍。此时，已经由观点不同而越走越远，终于出现攻击对方的此次行动。可惜，当年的成都就是这样的政治态势，当造反派和保守派酣战未已之时，造反派内部已经剑拔弩张。

我们一到，就发现上当了。我们本来就是川大井岗山野战军的中学生扈从，怎么跟着兵团的这些家伙来抢自己家中的东西？工人造反兵团也是属于川大八二六的阵营，但文化用品社的兵团领头人，此次却听命于红卫兵成都部队，要么糊涂，要么就是故意为之。

我们立即退出，并指责文化用品社的领头人。但还未等我们走开，双方的人马就混挤成了一锅粥。先是地院和川医九一五的学生抢夺了进去，里面的井冈山野战军仅有十来个人，寡不敌众，被众人肆意打，砸，抢。然后是工人造反兵团的援军闻讯赶来，又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们堵住里面，要把抢走的器材抢回来。

于是，人挤人，面对面，开骂；人推人，面对面，开打。幸好，此时还是派斗初期，鲜血尚未淋漓，理智尚未丢失。争斗仅仅靠赤手空拳，拥挤推搡，兼以讽刺挖苦，尚未诉诸器械，不至于造成大的伤害。

我们终于挤了出来，身上挨了几记老拳，狼狈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