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中学的学习（1）

在读初一和初二时，我的班主任叫周寄凡，是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女老师，个子矮小，面容和善，但眉宇间略带忧伤。后来方知，周老师独自一人支撑家庭，其丈夫罗承尚是修筑成阿公路牺牲的烈士，1956年，当成阿公路完工后修建龙日坝至唐克支线公路时，被叛匪杀害于唐克农场，史称“唐克事件”。此后，周老师独自一人支撑家庭，以一个中学老师的微博工资，抚养几个孩子，她的两个女儿均在五中读书。

周老师教我们的语文。她用普通话讲课，不急不慢，言谈举止间透着知识女性的内敛和稳重。整整两年的受教，我从未见过她严词峻言的模样。后来在初三接着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叫王慧明，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到四十之间，短发齐肩，带一副秀锒架的眼镜，面容清秀，说话细声，走路轻快。到了高一，语文老师则是一位老夫子，叫杜近民。杜老夫子高高的个子，细眯眯的眼睛，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笑容可掬，普通话说得慢条斯理，把“华”念作“花”，同学有叫李正华的，他念李正花。后来知道，在诗词中，这两字通读。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已作古多年的鲁迅成了声名显赫的作家。鲁迅被赋予了思想家和革命斗士的角色，他的尖锐思想和犀利语言，是投向旧社会的匕首和投枪。当年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本中，选了不少鲁迅的篇章，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孔乙己》、《记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一件小事》、《论雷峰塔的倒掉》等。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我领会得不多，但我很喜欢鲁迅先生回忆儿时的文章，以及他笔下的那些充满泥土气息的人物。课后，我想办法借到了一本鲁迅的《朝花夕拾》，看得津津有味。

除了鲁迅，我们的语文课本中还选有一些当代作家的散文，但篇章不多。如叶圣陶的《记金华的两个岩洞》、茅盾的《白杨礼赞》、杨朔的《泰山极顶》、《海市》等，文字洗练、优美，引领了我们的美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革命家的毛泽东却又是个诗人，有着浪漫的情怀。在进中学后，我们在语文课上学了不少毛泽东的诗词，如：《菩萨蛮·大柏地》、《浪淘沙·北戴河》、《清平乐·会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水调歌头·游泳》、《七律二首·送瘟神》等。毛泽东的诗词气势磅礴，视角独特，自成一家，非常有感染力。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中国古代有这么多名称奇特且带有诗意的词牌，但却不知其来历，亦不知其涵义，更不知还有平仄要求。几位老师并不给出解释，估计是有意避开，当年这些东西算“封资修”的玩意儿，而只是讲解历史背景和字句涵义。

除了诗词，当时的课文中，毛泽东的文章占有相当的篇数，记得的有：《长征》、《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纪念白求恩》、《青年运动的方向》、《别了，司徒雷登》、《反对自由主义》、《介绍一个合作社》等。毛泽东的语句和言辞，简练有力，气势逼人，论说通透，极富鼓动性。在后来的文革之中，是写大字报的中学生们极力模仿的范本。

我读中学的时代是革命蓬勃的时代，“做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接班人”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我们在语文课中学了不少记载革命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的文章和诗歌。如朱德的《母亲的回忆》、陆定一的《老三界》、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记者李庄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贺敬之的《回延安》、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孙犁的《白洋淀边》、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柳青的《梁生宝买稻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茅盾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周立波的《分马》、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等。其中有些篇章来自当时的很有名气的小说，如《梁生宝买稻种》选自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分马》选自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这些小说我当时都先后找来读过。

当年，我们的语文课本中外国作家的作品很少。那时候的的少年人，很少有机会张望外部世界。少有的几篇入选文章，也是外国的“革命”文章。记得学过德国诗人海涅的《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和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文革前四年进入中学学习，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本中还选有不少古文和古诗词。记得的有《明日歌》、《木兰诗》、《晏子使楚》、《口技》、《核舟记》、《曹刿论战》、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白居易的《观刈麦》、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韩愈的《师说》，还有选自司马迁《史记》中的篇章，如《周亚夫军细柳》、《陈涉世家》等。我们也学过一些中国的古代寓言，包括：《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刻舟求剑》、《黔之驴》等。课本中还有施耐庵著的小说《水浒》中的章节，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和《智取生辰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一些章节，如：《范进中举》、《王冕》。

几位老师教古文和古诗词时都特别仔细，人物生平、写作背景、字意、发音，涵意等讲得面面俱到，一丝不苟。古诗词和某些古文的选章，言简意赅，语言优美，排比精妙，朗读起来铿锵上口。老师们要求我们必须背诵，不时要抽查，并要求同学互相检查。这样的训练属于童子功，记住了，一辈子也难忘记。四年的训练，给我们砌定了文言文的基础，开启了“张皇幽眇”的能力，尝到了“沈浸????郁，含英咀华”的美妙感觉。因此，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图1）这些书，成为了我成年后最爱翻阅的书，其中许多篇什，皆能背诵。

图1

语文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作文。我喜欢语文课，但不喜欢作文。每当拿起笔来，就有茫然无措，笔头涩迟的感觉。当年几位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都比较宽泛，除了紧跟国内外大形势的题目外（诸如记一次学雷锋的活动，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等），记得做过的题目有：一件难忘的事，我的理想，记一个熟悉的人，有意义的周末.……等。老师们针对我等孺子的茫然，耐心指教，还选用课文或者同学中的好文示范，解说写一篇记叙类的文章，依序要有立意,选材，构思,布局；强调夹叙夹议，且要注意语言，修辞,标点；关键是抒发出内心的感悟，并引发读者的共鸣。针对我们当时作文的倾向，老师们主张作文要贵在真实，不要凭空编造。我班不乏作文高手，记得当年选评一篇龙姓同学的文章，描写周末去人民公园参观菊展，文章极有情趣，且语句优美，其中有“奶白色轻纱般的薄雾”，“银铃一样的笑声”之类的美句，震得我等一愣一愣的。

在中学的课程中，最吸引我的是代数和几何，学得最得心应手的也是代数和几何。这除了数学本身的魅力之外，多少也受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当时的名言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更何况我早就有个理想，将来要像父亲那样，当一个工程师。

教我们代数的先后是兰顺华、纪宏杰和白凤鸣老师，其中印象较深的是白老师，她是一位刚从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年青女老师，笑容可掬，一笑，眼睛就变得弯弯的。上课伊始，就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数学不需要背诵”，“很多公式、定理、运算法则，你们必须烂熟于胸”。一开始学习代数，其内容一下子就把我给牢牢吸引住了：什么实数、有理数、函数、幂、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还有开方、乘方、因式分解、乘法公式等等，和小学学过的知识大不一样。许多概念需要透彻理解，顿悟觉醒，是顺利进入中学学习的一道坎。我有个小姑妈，也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在当时的成都工学院（现并入四川大学）基础部教数学，拜她所赐，耳濡目染，对一些数学概念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于进入中学的这个数学飞跃，还算比较适应。

兰顺华老师后来改教我们平面几何，他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兰老师白净面孔，戴一副眼镜，看见他的时候，手上总是拿着一副在黑板上画图用的三角板和大圆规，衣袖上总沾一点粉笔灰。年纪轻轻的兰老师中气十足，声音洪亮，在教室里教我们证明几何题的时候，大嗓门把我们全吸引到他的数理逻辑思维中去了。兰老师从黑板左上角开始，列出已知条件，求证内容，然后开始证明，在一系列的因为∵，所以∴之后，通过层层推理，在黑板右下角达到证毕。简单的几何图形，连上几条线，关注几个角，居然就显示出如此严谨的逻辑关系，神奇，巧妙，无懈可击。我喜欢上了平面几何，把各种几何图形的公理、定理、推论背得滚瓜烂熟，沉浸于证明，求解的各种习题之中，享受着严谨逻辑推理所带来的思维快感，还基本学会了如何引辅助线，绞尽脑汁去达到“证毕”的结果。

当年，中学的学习紧张，要求严格，每个学月都要考试，第二学月则称期中考试，第四学月就是期末考试。记得初二的时候，我每次的几何考试都是100分，代数也在这个层次，于是在班上得一绰号“板鸭”，又叫“科学脑袋”。当年，把认真啃书称为“板书”，板在此似乎是动词。但我至今不明白此称呼来自何种典故？板者，平也，副食品商场里面的卖的板鸭就是此种模样。相比起来，我更喜欢第二个绰号。

初二我们开始学物理。教我们物理的老师叫谢培忠，是一位个子矮矮，眼睛圆圆，脑袋圆圆的年青男老师。谢老师戴深度近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初中的孩子调皮，不知是谁，就给谢老师送了一个绰号：“谢皮球”。谢老师上第一堂课，俨然就有大家风范。他站在讲台上，一本正经地用普通话告诉我们：“同学们，什么是物理学？物理学就是研究物质世界道理的一门学问，它是研究运动的、力的、声的、光的、电的、热的学问。说得一词一顿，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些少年给吸引住了。

我喜欢物理，但也发现，学物理的难度比代数和几何大。物理是一门既需要实验观察，又需要理论思维的学问，同时还要求有好的记性。物理课涉及大量的物理概念、定义、定理、公式，必须认真领会并记牢，甚至连物理量的量纲单位也马虎不得。谢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讲课时，随时都会把你叫起来回答问题，并立刻给一个分数，算作平时成绩。记得有一次，讲连通器的原理时，我自以为懂了，没有专心听，在下面翻看其他书籍，结果被谢老师发现，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茫然无知，张口结舌，结果得了一个破天荒的2分。这是我这辈子进学以来，唯一的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对我震动极大，从此不敢大意。

到了初三，又增加了化学课。教我们化学的老师叫石孝杰，是个年青的女老师，模样秀气且腼腆，讲课的时候经常脸红。不知是谁，给她送了一个绰号：“石小姐”。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课程，需要仔细观察实验，注意反应结果，但同时也要求认真理解后的牢固记忆，记住各种元素和物品的酸碱特性、活跃程度，以及若干自成一体的小规律。石老师教我们很多规律性的记忆，如按照特性记忆元素周期表的各个“周期”和“族”、金属的活跃顺序表、以及各种化学反应方程式。在实验室课堂上做实验，石老师则特别小心，告诫我们各种可能的危险，严格督促我们戴上防护眼镜和手套。当年，石老师正值青春妙龄，不乏校内年青男老师的追求。追求者中有教音乐的龙厚仁老师和教体育的但功治老师，同学不知怎么也有所风闻。上实验课的时候，有同学调皮，在配置溶液的时候，就有意问：“石老师，你说，这溶液是要浓（龙）？还是要淡（但）？”石老师一听，顿时一个大红脸。

在五中我学的是俄语。学校的安排是，初65级1-4班学英语，5-7班学俄语。我一听见这安排，最初心中不高兴，因为父亲告诉我，英语是世界性语言，用处最大。俄语却是老大哥的语言，使用范围有限。而讽刺的是，此时中苏关系已经有了龃龉，但由于50年代蜜月期的俄语热，中学的俄语师资已然成势，我们只能继续学习这种用处受限制的老大哥语言。

我们的俄语老师叫宋良臣，是个刚刚20出头的小伙子老师，刚从成都师专毕业，个子挺拔，朝气勃勃。而我，一个心中不想学的学生，被他指定为俄语课代表。所谓课代表者，大家在中学读书时都知道，乃本课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联系纽带，干些代老师收作业本，发作业本之类的琐事，但既为此课之代表，成绩就不能太差，否则对不起这个称号。于是，我开始认真学习俄语。

开课伊始，我就发现俄语不可掉以轻心。俄语字母中辅音发音很有讲究，有轻有浊，有软有硬，其中弹舌音p难度犹大，而且和其后的元音а、у、ы、о等拼读时，要弹出整个音节，难度更大。吃多了辣椒的川人，要滴溜溜轻快而灵动地弹出来，并非易事。宋老师花了不少精力，做口型，讲舌位，教我们正确发音，反复做拼读练习。外语的另外一个难点是背单词，背了忘，忘了背，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有无数个清晨，花费在这上面。此外，俄语的语法相比英语也复杂了很多，动词变位、名词变格，名词、形容词和代词的阴、阳、中三性区分，而且更难的是一些特殊的变法,均需记牢。

宋老师针对我们初中生的特点，除了把语法讲清楚外，注重培养我们的读、写、译、听、说的能力。还时不时把老式唱机搬到教室里来，放原汁原味的俄语给我们听，以训练我们的耳朵。有时还放俄罗斯的老歌唱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马车》，给我们营造俄罗斯的文化氛围。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着学着，我就进入到一个比较有自信的境界，到高中后，在俄语能力的几个方面上都有不小的进步。可惜，后来遭遇文革，我们的俄语学习戛然而止，500多个学时的努力付之东流。现在能记住的，大概只有一些字母的读音和一些当年背诵的课文的一些片段。

在初中阶段，在一般学生眼中，历史、地理、生物等属于“豆芽儿”学科，只要及格即可，但我却很喜欢这些课程。教我们历史的老师叫任君实，是一位高个子的中年男老师，性格诙谐，讲课风趣，深深引导着我们的兴趣。任老师讲到得意之处，他自己会忍不住低头暗笑。比如，当讲到中国古代农民的农具“耒”时，他在讲台上，边讲边用动作做演示，边演示还边念念有词。让我们立刻醒悟了这种原始农具的用法。他还教我们把中国历代的朝代背得滚瓜烂熟，许多历史人物也能了然于胸。

我喜欢地理却和老师没有太大的关系。最初的老师叫曾国栋，尚能激发我们的兴趣。但后来换了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青年老师，叫栾长禹，是一个高个子东北人，口齿木讷。栾老师初上课时怯场，讲不出来时，口中一边支吾着，一边侧身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划道道，我等小子此时就坏坏地笑着，并不说话，直瞪瞪要看老师的窘态。但我还是喜欢地理，这兴趣也许来自于一个内地少年对外面大千世界的好奇和向往。祖国博大，山河锦绣，横亘万里，无论民族、气候、地形、生态、出产，均变化万千，极易引发遐想和神思。当时，我的一种享受是看地图：打开地图，看清图例，然后就默读地图，手指眼寻，任由想象驰骋：天南海北、高山大川、平原湖泊、古今中外、大小城镇、铁路公路，尽收眼底，浮满心头。

教我们生物的老师是资深老师杨杰，当年已经五十来岁，讲课风趣幽默，深入浅出。我对植物课兴趣索然，但对动物课却兴趣盎然。杨老师从单细胞的草履虫讲起，历经腔肠、节肢、脊椎动物，一直讲到两栖、爬行、飞行、哺乳动物。按照地球自然环境的演进，和进化论的基本观点，给我们捋出了一条大致的动物演变路线图。看着他给我们展示的古代环境和古动物的还原挂图，眼睛盯着恐龙（图2，来自网络）、猛犸等的巨型身躯，我等初中生听得神思张扬，想入非非，兴趣十足。讲课的时候，杨老师还把门、纲、目、科、属、种的生物学物种分类也大致给我们作了介绍，其分类原理虽然不甚了了，但这些名词却在脑子里生了根。

图2

动物课有操刀动手的实验课，杨老师弄来青蛙、兔子等，教我们作解剖观察，极为有趣；还有巴甫洛夫所提出的“条件反射”原理的演示，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杨老师课下还和我们聊生物界的学术之争，什么李森科学派，米丘林学派，摩尔根学派，听得我们不知究竟，莫测高深，但却激发了我们对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兴趣。

在整个初中学习期间，真正使我不那么感兴趣的，除了政治，就是音乐和图画课。这可能和我从小缺乏这两方面的天赋有关。我天生是个左喉咙，一唱歌就跑调，俗称“五音不全”。当年电影《刘三姐》曾风靡全国（图3，来自网络），我也喜欢鹦鹉学舌地跟着唱。有一天，我正在家中唱得起劲，哥哥对我说：“你还是别唱了，左腔左调的。”从此，我知道了我的歌声给别人带来的感受，于是息声静音，老老实实地只是听，自称是要争取当一个有水平的音乐鉴赏者。

图3

但教我们音乐的龙厚仁老师却是个称职的老师，他就是我们上化学课时的调皮问题：“溶液要浓（龙）还是要淡（但）？”之龙老师。龙老师个子不高，还有点胖，是个浑厚的男中音，给我们上课，自拉手风琴，自唱当年的诙谐叙事歌曲《真是乐死人》。歌曲娓娓叙述一个新兵参军的悲喜经历，既风趣又好听。龙老师拉唱到高兴处，一身随着音乐节奏不停地摇动，胖嘟嘟的脸上泛着红光。

龙老师不仅音乐了得，还是一个篮球好手，虽然个子不高，却灵活机动，劲头十足，由他打组织后卫的五中教工男篮在成都中学界也是名声在外的，有时候也敢和风头正劲的五中学生男篮对阵切磋。初中时，龙老师还组织红领巾歌唱队，我这个左喉咙居然也入选其中。记得我们还到青龙街处的十三中去参加全市中学生的歌咏比赛，唱的是抗日歌曲《红缨枪》：“红缨枪，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 …”。在龙老师的指挥下，几个声部时而合唱，时而分唱，十分投入，百分好听。

至于图画，我向来缺乏兴趣，每次图画的作业，都是应付，虽然还没有像当年的少年毛泽东那样，就着“半壁见海日”的命题，只画一条线和一个圈，但也草草了事。于是，每次只能得个3分。但教图画课的任宗文老师却一定是个画家，因为他经常穿一件长袍，上面不时沾了些颜料，埋着头，急匆匆在校园里走过。他的素描功夫了得，经常教我们画静物临摹，用他的作品作示范。任老师耳朵不对称，一边耳朵大些，一边耳朵却小些。有一次，上课画一双耳壶瓶，有同学调皮，故意把壶耳画得一边大一边小，任老师发现了，不动声色，给不及格的两分，批注为：“观察力不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