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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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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五）

(2018-03-01 07:59:20) 下一个

（五）校园中的学生斗学生（下）

作者黄泽文

我被班文革指定为“黑五类”小组的组长，也不知是他们是有意与我为难，还是因为我过去的班干部身份，要我负责我们七个黑五类同学的行动，组织讨论，组织扫地，出了事就拿我是问。

自被隔离出来后，打扫教室就成为了我们七个黑五类子女的职责。本来，按照过去的规定，教室打扫由班上各个小组轮流进行，每一个同学都应该参与。现在，据红五类同学说，这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用劳动进行惩罚，这历来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用惯了的手法，而红色后代们学得极快。

从这天以后，我每天很早就赶到学校，当走到在教室门口时，就屈辱地站着，连声喊报告，获得准许后，方才走进教室。学生对老师喊报告，下级对上级喊报告进入办公室，极为正常；但学生对学生喊报告进入自己的教室，强迫我们履行这套仪式，却是我班当时的奇观，是掌权的红五类同学对黑五类同学的刻意折辱。我的这些红色同学们，现在是无师自通，拿对付犯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窗，以此显示他们的权威。但在狂飙突起，飞扬跋扈之时，谁能逆抗？待被允许进入教室，我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脸色也不想看，低头径直走向我的座位，我的眼睛常常盯着贴在桌面上的“七条勒令”发呆，有时候又把眼光转向外面的篮球场，看着同学们生龙活虎的身影而羡慕不已。我是一个篮球爱好者，要是以往，早就跑到篮球场上去了。现在，我们被明文规定不准打篮球。后之览者看见此文，一定会觉得奇怪，文革初期，红色后代们“以革命的名义”收拾异类，居然连打篮球的权利也给剥夺掉？但当时就是如此，这是我班“七条勒令”和“四项纪律”之外的额外规定。

文革初期第一问（沈汉武画）

我常常就这样呆坐一两个小时，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红五类同学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脑袋里只有一个麻木的想法：“这辈子我完了”。当时的我既胆小又单纯，全然没有独立思考，分析和判断事情的能力，也没有用当时已经发表并广为宣传的文革《十六条》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对班上这些红五类们的所作所为，只有逆来顺受，听其所为。

我这个组长有一个最难受的职责，每当红五类训话完毕，我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定，领头说：“黑五类的狗崽子们听见没有？”而其他六个黑五类同学则必须齐声回答：“听见了！”往往这时候，全班就哄堂大笑，如看滑稽表演。有几次我说得含糊了，或者六个人回答得小声了，或者不整齐，还得重来一次。在恶作剧的笑声中，红五类的同学们一脸得意，似乎从羞辱我们的表演中获得了某种快感，体会到了他们的权威。我后来经常会寻思，前几天还是友好相处的同学，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对立的两极？他们怎么对我等就有如此大的仇恨？是谁，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恶劣？

学校成了恐惧的象征，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我的心中。每当我拐过石马巷，走到马镇街上，看见迎面就是五中的大门时，心一下就压上了一块石头，刚刚从家里得到的一丝儿轻松就跑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今天又是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我不想进去，但又不得不进去。校门口经常是一大群手执皮鞭的红卫兵在守候着。

九月初的一天，我硬着头皮来到校门口，想埋头快速走进去。突然，一个我不认识的红卫兵指着我说：“他是黑五类！”于是我被呵斥着站住，我惶恐地站住了。一大群低年级的男女红卫兵恶狠狠地围了上来，没有动手，却围着我骂了起来。他（她）们强迫我立正，我立正了，又叫我稍息，我只得稍息，然后又叫我立正，周围立刻响起一遍嘻笑声，如看耍猴。我规矩地立正着，眼睛里包着泪水，望着周围各种嘲笑的、同情的、旁观的目光，羞怕难当，无地自容。

他们突然放我走了，命令我跑步到教室，有个人还故意喊了一声：“预备---跑”，我没有动，屁股上早挨了一皮鞭，火辣辣的痛。毒打的威胁使得我冲了出去，我疯跑着，跑到大操场，我再也控制不住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人在篮球场中伤心地抽泣起来。我呆立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望着阴沉的天空，天空中偶尔传来一两声刺耳的乌鸦叫。我想，要是我能有飞鸟那样自在就好了，就不再受这人世之罪了。我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某个地方，思索着这样的日子我怎么熬过。突然，我想到了死，一死就啥也不用怕了，也不会受到羞辱。我想到了府河涨水的激流。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想到自杀，发生在离我满17岁还有一天的时候。但我又想到，我有什么罪？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仅仅是出身不好，我有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生，为什么要走绝路呢？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刺耳的铃声猛然把我惊醒，“别迟到”，我一下想到迟到的严重后果，又急忙向教室跑去。

过了几天，校文革组织全校师生到附近的和平电影院去看电影，电影名字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是一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根据山东阶级教育展览编撰的阶级教育片。那个年代，为了配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此类电影、展览、文学作品如汗牛充栋。其实，我们在1965年冬天就看过这部记录片。现在，到了文革初期，校园血统论盛行之际，又组织我们再看。反复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引发对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热爱，以便于一心一意紧跟上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政治教育的重点。这本来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我班新掌权的红五类们要用皮鞭押解我们七个隔离出来的黑五类子女，去看这场电影。其他的同学则可以自己去。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电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转引自网络）

我们没有反抗，听任红五类同学的侮辱性安排。曾经一班受教，均为同学少年，生于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在人为煽动的阶级斗争的仇恨中，因各自的家庭被贴上当时规定的“红”与“黑”的标签，俯仰之间，成了仇敌。对敌人，自然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雷锋名句）。在天天耳濡目染的阶级斗争教育中，这些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们，在他们心中，迫害和折磨我们这些同学是一种类似对待敌人一样的革命行动，甚至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正义之举。而身为家庭出身被标上“黑五类”的我们，心中也惶惶然地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羞愧，害怕被置于革命的对立面上，变成反对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从而成为革命的对象。因此，当时的我们，逆来顺受，规规矩矩，极少反抗。

这天，初秋的烈日高照，太阳下我们七人在校园中排好队伍，成一路纵队出发。我作为黑组长，走在第一。班上的两名红卫兵，手执皮鞭，走在我们的两边。这队形，像押解劳改犯。我们从马镇街校园出来，一路向西直行，沿小关庙，东通顺街，正通顺街，北东街，左弯到草市街上的和平电影院。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低着头疾步前行，两位红卫兵不时摇动着鞭子，恶声呵斥着，一会儿要我们跑，一会儿又要我们走。街上的婆婆大爷，男女老少都吃惊地看着我们，看着这群在押解的皮鞭下作长街游行的“小犯人”，也有人指着我们说，这些人是黑五类子女。目光中有愕然不解，也有嘲弄嬉笑。文革初期，革命狂飙之中，这种人侮辱人的街头演出其实并不鲜见，步行游街只是其中之一。但在中学，把同学押解起来作“游街”之行的，还极为少见。

熟悉的街道在我的身边迅速地后退着，本来不远的路，今天却觉得特别远。我希望早点到，希望早点淹没在黑色的电影院里，路人的目光我受不了。和平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我极为熟悉。从小起，我在这里看过无数的电影，包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令千人排长龙购票的《刘三姐》、《五朵金花》等，还包括宣扬阶级斗争的《夺印》、《箭杆河边》、《年青的一代》等。但今天看这电影却大不一样，全无愉悦，只有沉重，还带屈辱感。

终于，我们到了和平电影院，但是，我们到早了。两个押解的红卫兵命令我们站在电影院街对面的空地上，烈日当头，立正罚站，听其训话。在罚站训话时，路人纷纷围观，用各种眼光看着这奇怪的场景。训话的要点是：狗崽子们要认真看，看你们这些人家当年是如何欺压穷人的。看完电影后，每个人必须写心得体会，第二天早晨交给他们审查。其语言逻辑，大有父债子还的意思。言者凿凿，听者藐藐，我心中极为抵牾，但心得体会还是得写的。训话完毕，方才把电影票发给我们。我们随着最后一响的电影院铃声，如释重负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