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文H
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正文
我的母亲孙清芸
（五）管制分子的生活（1），以泪洗面
过后的日子是母亲经常以泪洗面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时晚上醒来，看见母亲坐在我们的床头，含着眼泪看着我们，床头浸湿一片。我们问她，她不说话，只是含泪笑笑，给我们掖紧被子，叫我们好好睡。母亲后来说，她当时想死，但一看见我们三弟兄幼小的样子，又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我放学后时常会发现，在梓潼街东口靠近任家巷口的一个空置的茶馆里，母亲站在中间，被围坐的街道群众批判。我站在栅栏外面，看着里面的母亲，垂着手，低着头，沉着脸，一言不发。而众人则七口八舌，唾沫横飞，其慷慨激昂之态，不可具状。而批判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也早已记不真切。那是一种在中国上世纪50-70年代常见的场面，中国的老百姓在伟大领袖和革命运动的折腾下，不断地变换着批判和被批判的对象，互相折磨，彼此仇恨，社会的戾气日益积聚。
母亲决定搬家，她不能再看辜姓女人那张丑恶的嘴脸，和如此蛇蝎心肠的女人在一起，度日如年。我家搬得并不远，从30号搬到几十米外的一个院落，此院落是一个三进大院，归省交通厅设计院管理，和父亲所在的省交通厅公路局是兄弟单位。母亲通过熟人疏通，获得允许，于是全家很快就搬入此院中。此时院子里面已经住了七八家人，大都是交通厅的家属，但真属于设计院职工家属的并不多，和母亲年龄相近的人，母亲要我们叫某某姆姆，再也不是叫某某妈妈了。
自从母亲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后，街道上的孩子们常常嘲弄我们弟兄。稍微好点的仅仅是走到面前，一本正经地询问，你的妈妈是不是叫孙清芸？似乎要确定我们的身份，每到此时，我会大声回答，是的！眼睛直接对视对方的眼睛。更有甚者，同班同学中，住在梓潼街的都知道我的母亲被揪出来批斗，有同学就直接跟在我后面高呼：“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每到此时，我会打架，即便我被打得头破血流也绝不示弱，直到让那些孩子发现，这样做并不好玩。童年的遭遇养成了我内心的倔强。
长大懂事后，我有时会想，人的一生真是造化弄人。冥冥之中，无意识之时，机缘巧合，一件看起来不经意的小事发生了，当时只是雪泥鸿爪，春梦无痕，过后却是闪电雷鸣，洪水滔天，足以影响你的终生，让你万劫不复。假如母亲在1955年冬的某一天不去上街；即使上街，不去西玉龙街那家中医诊所；即使去那家中医诊所，不去和陌生的胡老太婆搭话，那我家就不会搬到梓潼街30号和告密的女人同住，或许母亲就能逃过此劫。 但转念一想，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或许母亲这样身份的人本身就难逃厄运，正如母亲后来经常在感叹时说的：“时也！命也！”。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自从留在康定后，很难回家休假；但每次回来，家中都像过节一样，母亲会变得高兴起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随时叮嘱我们，不要吵闹，因为父亲需要安静休息，安静看书。 父亲母亲会带我们出去玩，草堂寺，武侯祠，文殊院，望江公园都留下了我们全家的身影。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在修东巴路的时候，曾经遇险，他骑马视察工地时，连人带马跌入谷底，导致一只腿受伤，因此走路稍微有点跛脚。母亲会悄悄叫我们追后面观察父亲走路的姿势，那时候，父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做一个像父亲这样的有知识、有作为、有担当的人，是我们三弟兄当时很自然的想法。
母亲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后，在街道上被称为管制分子，她走任何地方去都必须事先向街道干部请假，获准后方可出去。每逢节假日，特别是国庆节，她则必须自带小板凳到忠烈祠西街派出所去听公安管教干事训话，并呆在里面学习，不能出来庆祝新中国的生日。这在上世纪50-70年代，在节假日时，你如果在街上看见自带小板凳低头伛偻而行的身影，那大都是母亲这种身份的人。文革中，成都有些地方甚至给五类分子戴上了胸牌，一种缝在胸口的写有你是某某分子的标识，我在桂王桥街附近就看见过，这和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给犹太人戴上标识如出一辙。按照革命的逻辑，他（她）们是人民的敌人，敌人分为五类，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统称为“五类分子”，文革中更升级为“黑五类”。当时公开的义正言辞的宣称是，“不准五类分子乱说乱动，只准老老实实，在人民的监督中改造，争取重新做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我母亲已经沦落为“不是人”的地步，必须要彻底改造，争取到重新做人的资格。这就是中国革命后的一个结果，一部分人做了主人后，让另外一部分人成了贱民。
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真是敌人，他们是不是真要与新中国为敌，那倒不一定，从一个浅显的分析中就能看明白。五类分子之中，地主、富农仅仅是因为拥有一定的财富而成原罪，财产被剥夺后，人还要受到持续的侮辱，连尊严和自由都被剥夺，而且殃及子女。地富子女在当时的中国也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身份，在读书、就业、参军、入团、入党等等方面均受到明显的歧视，其中的辛酸，非当事者不能理解。反革命分子大都指前政权的人，也包括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中有人仇恨新中国，但也有很多人愿意为新中国服务。中国历来有改朝换代，但如此大规模收拾前政权的人，尚属首次。而持不同政见者大都是在思想上对新政权持有异议，以思想入罪，而且往往以无限上纲的方式来定罪，则流弊深远，难以服人。至于划右派，那更是新中国历史上错误率最高的一次政治打击行动，二十二年后的几乎全部改正本身就证明了掌权者当时的重大失误，此处不说也罢。唯有坏分子，大都指刑事犯罪之人，如贪污、抢劫、偷盗、强奸者，这在任何社会都是要惩罚的，也许在当时算得上罪有应得。但其中是否有冤枉，或量刑过重，则不得而知，从当年常以搞运动方式进行惩治（运动一来，往往严打）来考虑，或有不准。总而言之，新中国肇始之际，掌权者挟新制度建立之狂飙，对社会人群进行政治划分，将阶级出身作为民众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高低不同的政治待遇，对上述五类分子则进行专政打击。这种打击一年重于一年，一直到1979年，在邓小平复出后，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方有根本的改变。
母亲的风湿性关节炎仍然在折磨她，当时的医疗水平似乎不高,母亲靠长期注射青霉素控制, 但似乎效果不佳，家中的柜子里堆满了注射完了的青霉素针药瓶。当母亲不能洗衣的时候， 就由我们三弟兄动手洗，包括洗被盖、床单等；当母亲不能做饭的时候，哥哥搭着凳子做给大家吃。因此，我们三弟兄很早就有家务自理的能力，洗衣、做饭、清扫样样都能干。京剧红灯记中有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每听到这句，我都会想到我们小时候的情景，自以为：“我们这样的孩子也能早当家”。
这时候，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名叫王祉珍，人称小儿王，据说他曾参加过一贯道，但认罪态度较好，政府放在狱外替群众看病，让他有机会发挥一技之长。此人看见我母亲年纪轻轻（当时仅36岁）却病到如此程度，医者仁心，就放开手段给我母亲治病。他要求母亲先去拍一张照片，照片上母亲瘦骨嶙峋，举着双手，双手骨节肿大，面带苦痛。此名家开的药方极为古怪，多有蜈蚣、蝎子之类毒虫入药，也有桂圆、大枣之类好吃的东西，并辅以针灸治疗，外用洗搽之药，几个月下来，母亲逐渐好转，关节肿大渐渐消减，疼痛也渐渐消退，以至后来痊愈，再也未曾复发。此乃母亲这一系列苦难遭遇中的一大喜事，母亲对他千恩万谢，欲酬以重金，王祉珍医生却拒不接受。他说：“再去照一张照片送来，再送一面锦旗即可”。母亲于是又去照一张照片，照片上母亲虽仍然消瘦，双手骨节却已恢复正常，脸也有些光泽。王祉珍医生医术高妙，救人危难，医德昭昭，至今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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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马云也有这样的举动。
我妈出身是地主，其实家里是开药铺的，我父亲当年是穷人出身，
新社会给了他吃的和用的，但是也用恐惧统治了他的心。他是不敢反抗的。
我这些年常常苦笑道，党经常吓唬他。党让他觉得自己是坏人。
其实党是什么？就是一些没有文化，很多心理不健康的人组成的。
甚至刘少奇，那个“驯服工具”理论都是软骨症患者发出的呓语，被人当成真理。
所以才会有那种黑色幽默，人对着山羊说，去，把你的后腿卸下来，涮涮给人民吃。
这个做法和佛的“以身饲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佛是知道自己的高贵和自主能力，
而驯服工具熏陶出来的是充满罪恶感的人。真正败坏人心。
你们兄弟真是好样的。
谢谢楼主的精彩文章。写的过程一定很痛心吧。你讲得对，历史的碎片很有价值，应该记下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