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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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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孙清芸（三）

(2017-08-12 08:03:35) 下一个

我的母亲孙清芸

（三）最初的平和生活

我最初的记忆开始于灌县（现在叫都江堰市），那是我三岁左右的时候。母亲的内心忧伤我还体会不到，但她的辛劳我却有深刻的记忆。时值1952年，父亲由于设计施工任务紧张，长驻白沙，不能回家，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去白沙看望父亲，顺便给父亲捎点衣物和食物。母亲抱着弟弟，而我和哥哥随母亲走路，由于年龄幼小，走不了多久就受不了，石头小路坎坷不平，漫漫无尽头，烈日高照，口渴难忍，母亲满头大汗，背着给父亲的东西，抱着小儿子，无奈之下就雇一挑夫，用箩筐担着我们哥俩，一头坐哥哥，一头坐我，这样走了很久，才到了父亲的工作地方。

井福街上的灌茂公路工程处租用的是一个有几进出入的大宅院，黑漆大门，门槛很高，天井方正，房屋整齐。记得有一次突然要消灭狗类，全院大门层层紧闭，老少全体出动，青壮手持棍棒，吆喝呐喊，穷追猛打，向狗施暴，打得狗类四处奔逃，哀叫不止。母亲不准我们出门去看。事后，青年后生们坐在堂屋用大碗饱餐狗肉，母亲则斥之为“作孽”。

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子，摄于1953年

尽管母亲已经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最初的几年似乎还不算太难为她。由于是住在单位里面，父亲的几位同事的妻子和她年龄相仿佛，彼此的孩子们年龄也相近，故来往颇多。
这几位和母亲来往频繁的长辈我们均按照单位里的习俗以妈妈相称，至今记得的有陈妈妈和两位刘妈妈，待人和气，颇有教养，对我母亲绝不以异类相视。他们的孩子们也和我们三兄弟很要好，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后来。

到了1953年，父亲仍然兢兢业业地奔忙于成阿公路的工地上，而母亲带着我们三弟兄回到了成都，由于青龙街的房子因减租退押和土改已经卖掉，我们只能辗转租房子居住，先后住过北大街、东二巷和江汉路。在江汉路的住处位于与宁夏街相接处的北侧，此处当年有一深巷，入内右边第一家，是一大门斜对来人的院落。打开紧闭的大门，迎面是一庭院，行十余步，面南有一栋两层楼的西式楼房。沿阶梯而上，进入红漆地板的甬道，甬道左边就是我们的居室，甬道尽处下阶梯则有一进小院，院内有厨房，院中安装有一手压式抽水机，小院与楼房的东侧空地相通，其间遍植树木，森森然，是我们玩耍的地方。房东乃是我去世的祖母的一个堂妹，我们叫幺姨婆，其丈夫姓张，是当时一位颇有造诣的机电工程师，因此颇有积蓄，且1949年之后无财产没收之虞。幺姨婆住在重庆，此处居住的是她的一个寡姐，我们称为二姨婆，二姨婆面容严肃，不苟言笑。和她在一起居住的是她的两个女儿，少婉和少泽，两位嬢嬢笑容可掬，容易接近，特别是少泽小嬢，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性格平和安静，经常带我们三弟兄一起玩耍。

到1954年9月，哥哥满7岁了，上的是当时离家最近的西城角街小学。其实，此学校离家甚远，还要经过一片稻田，其间水沟密布，使得母亲经常担心，每天下午放学，母亲都要去接他。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无忧无虑的时光，也没有感觉到母亲在社会上被人以另类歧视。但是，好景不长，到1955年冬，幺姨婆突然来信说，房子要作他用，母亲不得不又考虑搬家。而这一次搬家，直接导致了她这一生厄运的到来。因此，后来我长大后，对幺姨婆成见极深，每次见到这个老太太来访，我均板着脸不予理睬，直到母亲批评，方稍作缓颊。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在一次不经意的上街时，在西玉龙街一个中医诊所碰见了一个老太婆。母亲面善，待人热情，容易和陌生人搭上话，于是两个年龄相差颇大的女人就聊了起来。
母亲诉说正着急找房子租住；老太太则说，她家住在梓潼街30号，正好有两间空房招租，而且一聊下去我母亲才发现，此处居然还住着黄家的一个亲戚，此家亲戚是我祖婆娘家兄弟的儿子，我去世祖父的表弟，我父亲都得称呼为张大叔，我们得称张大公。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约定好时间看房，同时拜访亲戚。

记得这次拜访是母亲带着我去的，一路行去，走到鼓楼北二街，仰头看见高大整齐的连排二层楼房和高高的骑马墙，鳞次栉比，印象很深。母亲就近买了几斤橘子，牵着我，一转弯就到了梓潼街。进入梓潼街30号，先是一窄窄的走道，宽仅数尺，但足有好几丈深，入内左偏，突然宽敞，有一废弃门厅，厅尽之处，一黑漆大门虚掩。母亲牵着我进得门来，便见一个小巧精致的院落，庭院不大，干净整洁，西墙边有一高台，上植花草。正房向西，两侧均有厢房。我们要租住的是左侧的正房，前后两间，后面还外带一个厨房，正房与主人住的右侧正房相对，中间是一过厅。看了房子，拜访了亲戚，母亲甚是满意，当场讲好房价每月10元。此房东老太太家中姓胡，是位于春熙路北段路口处胡开文文具店的老板，说一口下江话（下江是成都人对长江下游的统称），据说是来自安徽绩溪的胡家。胡老太太对我母亲的干脆决断也甚是满意，后来我们彼此相处颇为融洽，胡家的两个孩子和我们弟兄的年龄相仿佛，经常在一起玩耍，一起玩耍的还有张大公的独生女儿，和我同年，但我得叫她小嬢嬢。

我们很快就搬入到梓潼街30号的新家。此时，父亲参与修建的成阿公路也竣工通车，他又开始投入到宜宾至西昌的公路（宜西路）建设。父亲在成都上班的交通厅公路局就在鼓楼南街，离家很近。鼓楼南街以在鼓楼之南而得名，此鼓楼据说是明清建筑，造型庄重，巍然挺立，可惜1953年被拆除。我们搬到梓潼街后，经过此处，尚有城墙未完全毁掉。哥哥转到升平街小学读书，我则被送到顺城街中华圣公会处开办的一家幼儿园。

翻年到了1956年，这一年是新中国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一年。这一年母亲颇为高兴，她被戴上的地主分子帽子因她表现好而被摘掉，用准确的政治语言来描述，就是母亲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之中，她不再是阶级敌人了。如果这一切就这样维持下去，我母亲对她这辈子应该会相当满意，丈夫是个级别不低的工程师
（1950年代初定为六级工程师），工资在五十年代的成都也属于高薪（146元），三个儿子健康活泼，而现在她自己又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之中。母亲甚至在积极谋划，想出去当小学老师，又去进会计进修班，想当会计。但是，她完全没有想到，情况不是这样的，新的苦难就在前面等待着她。

紧接着我上小学了，我上的是一街相邻的红庙子街小学，据说此处原有一红色围墙的庙宇，因以名之。小学内有叶家祠堂，我进校时宗祠已经面目全非，和学校连成一体，但祠堂的规制仍在，厅堂森然，石制的神龛、牌坊依旧，天井整齐，屋舍俨然。小学规模颇大，里外好几进院落，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足球场。我很是高兴，我发现我喜欢上学，班上的同学多是临近街道的孩子，仅梓潼街就有10多位。

随着我们逐渐进入学校学习，母亲并不每天督促我们做作业，却要我们自己学会管理自己。她买来糖果，分成三份，母亲说，这是你们一月的零食，按每天一颗给的，你们一天吃完我也不管。结果我们三弟兄都能基本控制自己，到了月底都还有糖吃。但我们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母亲做了醪糟，存放在一个酒坛中，我们会趁母亲不在的时候去舀来吃，醪糟味甜，
酒香扑鼻。等母亲回来，发现我们一个个满脸通红，特别是弟弟，居然醉醺醺躺在床上。母亲看见，就知道我们干了什么事，连忙兑醋开水给我们醒酒。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学生，作业并不多，书包里面除了薄薄的几本书和两三个作业本外，就是一个文具盒。语文课本中尚有不少饶有童趣的短文，如：“公园里的花开了，有黄的，有红的，有白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说不要摘，花是大家的，要给大家看”。又如：“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课文简短，语句平易，却富有美感。

母亲教育我们有一套她的方法，课堂上老师教的她不再过问，却比较注重课外的兴趣培养。母亲喜欢白居易和孟浩然的诗，常常拿一些浅显的诗如《卖炭翁》，《观刈麦》，《过故人庄》等给我们逐句讲解，讲完后她用拖长的声腔朗诵，一边在房间里面踱步，一边韵味深长地吟哦。她用的是川腔，极有感染力，我至今认为，用川腔朗诵诗词别有风味，和川剧有相似的美感。一些短小的诗母亲还要求我们背诵，她的话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我很小的时候就能背《观刈麦》，《大林寺桃花》等。母亲还喜欢让我们看连环画，记得水浒，聊斋等连环画刚出版时，她带我们晚上到街上的连环画铺子去，趁铺子关门前，租赁几本回家，在灯下边看边讲其中的故事，我们看得、听得极有兴趣。看完后，第二天一早，连环画铺子开门时，母亲就去还上。

在成阿公路工作时的父亲

光阴似箭，很快就过了1957年。1957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必须要记住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全面展开了反右派运动，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落网。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往左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泽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扭转了中共八大最初设定的着重于建设和发展生产的正确路线，将阶级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我父亲为人谨小慎微，工作认真刻苦，待人温和客气。在鸣放时他不发一言，也不写大字报，成天就是忙于与工程施工相关的工作，因此，在反右期间他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轻松过关。

由于父亲常年在边远地区主持公路施工，很少回家。母亲要求我们要单独给父亲写信，无论短长，也无论写什么。因此父亲寄回家中的信也往往是厚厚的一封，除了给母亲的信外，父亲也给我们单独回信。他曾经在一封给我们的信中说：“我一生以技术报国，对业务精益求精，对工作兢兢业业，平时则谨言慎行，如履薄冰”。这是我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我少年时代的榜样，那时的我，在作文中写“我的理想”时会经常写到：“我的理想是像我父亲那样，当一名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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