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资料
正文

中国和欧洲的人性、自由和尊严

(2024-07-30 11:26:05) 下一个

中国和欧洲的人性、自由和尊严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636-014-0004-8

2014 年 5 月 8 日 第 1 卷,第 35-45 页,(2014 年)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目标和范围 提交手稿

摘要
本文作者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被视为共同主题的变化,而不是绝对的二分法。他描述了“人性”、“自由”和“尊严”这些观念在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传统中是如何表达的,并发现在这两种传统中,自由和尊严的价值观都植根于人性之中。虽然古典汉语词汇中没有与英语单词“自由”密切对应的词,但他认为,自由,即每个生物都应该有自由按照其特定本性生活和发展,是庄子传统的核心。他引用鲁迅和乔治·奥威尔的著作指出,自由和尊严的美好理念常常被用来掩盖堕落和压迫的丑陋现实,而不是作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做人,成为人:基督教人文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基础 Chapter © 2015

太宰淳大哲学中的人性和道 Chapter © 2014

年轻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如何构建人权:德国的一项实证研究 Chapter © 2017

孔子说,君子不是器物。伊曼纽尔·康德认为,人应该被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个想法在中国和欧洲都有深厚的根源,一位中国哲学家和一位欧洲哲学家对此的表达略有不同。Footnote 1

就像两条大河一样,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详细绘制它们各自的路线,从史前时代开始直到今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至今还远未完全完成。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从许多不同的水源收集水源,并形成了无数的支流,与其他文化和彼此相连。它们之间至少有 2000 年的接触。

纵观历史,这些接触让欧洲人惊叹中国人的与众不同,同样,中国人也惊讶地发现欧洲人有多么不同。有时,不同的“他者”被认为是劣等的,有时是优越的。但接触也意味着影响,所以我们不能真正谈论纯粹的中国传统或纯粹的欧洲传统。这两种传统本质上都是混合的。

当然,这两种传统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每种文化传统内部,甚至个人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事实上,在比较“中国与西方”甚至“东方与西方”时,人们常常低估东方与西方内部的多样性,而夸大两者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一个传统内部的差异往往与两个传统之间的差异一样大。但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传统内部的差异还是传统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似乎都不是绝对的二分法,而是共同主题的变化。跨文化差异并不会导致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相互影响,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是相似的,它们是“亲戚”。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不能归因于相互影响,而是似乎植根于超越文化和历史界限的人类某种基本相似性。我们可以将这些相似性视为植根于普遍的人性。

本文开头对孔子和康德的引用就是这种相似性的一个重要例子。在我看来,这些观点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以不同的概念表达,但仍具有一些共同的核心信念和价值观,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弥合了两种传统之间的差距,在应对当今的挑战时非常有意义。

中国传统中的人性、自由和尊严
将每个人视为目的而非器具,就是承认每个人的尊严。它代表了一种道德立场,对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它也表达了一些关于人性意义的信念。

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描述了人类生来就具有区分善恶、是非的道德能力,并具有喜欢善和是、憎恶恶和错的自然倾向。我们不应该将这种道德乐观主义视为幼稚。孟子意识到人类如何

人是容易犯错的,但他坚信同情心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同情心是道德的基础。他关于婴儿即将坠入井中的寓言非常有力:

假设一个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即将坠入井中。他一定会动起同情心,不是因为他想讨好父母,也不是因为他想赢得同乡或朋友的称赞,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孩子的哭声。由此可见,没有同情心的人不是人,没有礼貌和谦虚的心的人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人不是人。2

如果人类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培养他们的天性,尽力获得知识和理解,那么他相信他们也会做善事和正义的事。这就是他相信人性本善的本质意义。

“君子”——中文里是“君子”——是那些已经认识到人类内在道德潜能的人。他们不是“器皿”。人们,尤其是“君子”,应该得到“敬”——他们自己也应该尊重他人。在这个伦理世界里,不沦为“器皿”是实现潜能的标志,而“尊重”应该在人际关系中占据突出地位,我们可以说人类拥有尊严,尽管我们可能在古典汉语词汇中找不到与“尊严”一词相近的词。

儒家传统中的“尊重”经常在等级制的背景下讨论:尊重是下人对上人的一种表示,因此可以说,它只意味着社会阶梯上的人拥有尊严,而不是尊严是所有人类共同拥有的品质。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儒家的等级制倾向虽然确实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作为帝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中,但它与一种更加平等的倾向共存,这种倾向在孔子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孔子本人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孔子晚得多,十七世纪的黄宗羲用“主人”和“佃户”来讨论统治者和臣民:

在古代,人民被认为是主人,而君主是佃户。君主一生都在为人民工作。现在,君主是主人,人民是佃户。没有人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和平与幸福,都是君主的错。为了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残害和屠杀人民,拆散他们的家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人未来的壮大。君王毫无怜悯之心,说:“我不过是为子孙立地而已。”然而,立地之后,君王却榨干了人民的骨髓,夺走他们的儿女,供自己纵欲。他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他说,这是他财产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危害最大的人非君王莫属。如果没有统治者,每个人都会自谋生计,只顾自己的利益。统治制度怎么会变成这样?注 3

黄一定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尊重不仅是领导者应得的,而且是所谓的普通人应得的。

没有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概念或一个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在文化传统中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在欧洲,“人文主义”一词及其等价词的出现要比人文主义的重要例子晚得多。同样,在跨文化比较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一种文化中讨论的词语和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相近的词汇对应词,但这些词语试图捕捉的基本思想和现象可能仍然存在。例如,“自由”在古典汉语词汇中没有相近的对应词,但得出没有自由概念或自由不被视为重要现象的结论是错误的。

当然,“自由”一词及其对应词的含义不同,但相关。自由的一个核心含义是,不被阻止做自己想做的事,按照自己的基本愿望和倾向生活。这一思想在中国道教传统中非常普遍。庄子说:

从前有一只海鸟落在鲁国都城外。鲁侯把它送到祖庙,在那里招待它,演奏九韶音乐给它听,并把太姥祭祀的肉献给它享用。但鸟儿

愁眉苦脸,不吃一口肉,不饮一壶酒,三日而死。这是用养鸟的方法来养鸟,而不是养鸟的方法来养鸟。如果你想用养鸟的方法来养鸟,那么你就应该让它栖息在深林里,在河岸和岛屿之间玩耍,在河流和湖泊上漂浮,吃泥鱼和小鱼,跟随鸟群飞行和休息,随它选择的方式生活。[…]鱼生活在水中,茁壮成长,但人如果试图生活在水中,就会死亡。生物不同,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喜好和厌恶。所以先圣从不要求所有生物都具有同样的能力,也不让它们都做同样的事情。Footnote 4

用伯顿·沃森对逍遥的翻译来说,“自由自在的游荡”的概念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按照自然规律生活,并且应该被允许这样做,而不受那些反对自然规律的人的干扰。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对自由的呼吁。

庄子呼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这也是对尊严的呼吁。没有人有权试图强迫别人违背自己的本性行事。

到目前为止,我的主要目的是表明,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存在着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基于人性的观念。我引用了儒家和道教中的几个例子,但我当然也可以在佛教和民间宗教中找到例子。中国文化中祖先崇拜的核心地位尤其表明了维护人类尊严的重要性。

欧洲传统中的人性、自由和尊严
与中国传统一样,欧洲传统中的伦理道德也基于人性观念。例如,在《诗体埃达》中的冰岛古挪威诗歌《哈瓦马尔》中,我们发现了“人性是道德哲学支柱必须依靠的基石”这一论点。Footnote 5

我们在古希腊哲学中发现了更为复杂的这一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确信,人类希望行善、意愿善是自然的。他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故意、蓄意地违背善与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孟子非常相似。

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不那么乐观,他非常清楚,人类可以选择做善事或做恶事,甚至可能渴望做恶事。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哲学家荀子有相似之处,荀子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位主要的儒家思想家,他的人性恶学说建立在人类经常表达自私欲望的观察之上。

在欧洲传统中,我们可能从很早以前就发现人们关注自由的重要性。对自由的渴望是作为对压迫的反应而出现的,而获得自由是维护和维护一个人尊严的一种方式。这种自由和尊严的观点在冰岛传统中非常明显。众所周知,这些传奇故事展现了原本自由的人的形象,他们来到冰岛是为了逃避挪威国王金发哈拉尔的暴政。例如,在《霍德和霍尔姆人民的传奇》中,我们可以读到:

在金发哈拉尔时代,冰岛大部分地区都已定居。人们不会忍受他的压迫和暴政,尤其是那些来自贵族家庭、有抱负和良好前景的人。他们宁愿将自己的财产留在挪威,也不愿遭受侵略和不公正——无论是来自国王还是其他人。Footnote 6

在传奇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近乎痴迷的关注,即捍卫自己的荣誉和尊严(sómi、saemd、virding 等)。羞辱是不能接受的,甚至复仇也被推荐作为恢复荣誉的手段。Footnote 7 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比尊重他人的尊严更为重要。

在欧洲传统中,选择、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的概念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哲学和宗教伦理讨论的核心。与中国相比,这种关注可能是欧洲传统的一个特点。

一方面,我们在世俗和基督教传统中都发现了人类倾向于行善的观念。另一方面,许多思想家和神学家也强调,不善或不恶的东西也可能具有吸引力。用基督教的话来说,撒旦使人们受到邪恶的诱惑。邪恶常常与感官欲望联系在一起,而善良则被描述为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感官范围之外。

在欧洲传统中,也许在基督教中尤其如此

善恶斗争被认为是个人内心的斗争,个人被认为具有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这使他或她成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在基督教传统中,自由意志的概念最早是由圣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提出的。圣奥古斯丁一方面强调人类有自由意志,但他也认为,人类意志必然会寻求幸福,而真正的幸福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到。弗雷德里克·科普尔斯顿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圣奥古斯丁如何寻求调和他思想的这两个原则:

意志必然寻求幸福、满足,事实上,这种幸福只能在上帝、不变的善中才能找到,但人类在今生没有对上帝的憧憬,他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并依附于可变的善而不是上帝,这种“背离和转向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行为”。Footnote 8

后来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中,圣奥古斯丁的思想被许多基督教思想家所阐述,例如伟大的托马斯·阿奎那,转向或远离善的自由与寻求善的自然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马丁·路德等人所阐述的新教神学中,人类有自由意志的观念受到质疑甚至否认,而上帝的恩典被强调为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

在神学领域之外的哲学传统中,自由意志问题也一直非常重要。许多思想家认为,除非人有自由意志,否则就不会有责任和道德。众所周知,康德认为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他也努力将自己的自由意志观念与大卫·休谟和其他经验主义传统人士所发展的因果关系观念相协调:如果一切事物,包括每一个“意愿”都有原因,那么人类意志又怎么会自由呢?康德的解决方案是将自由意志置于本体世界,而本体世界据说不受现象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影响。对于康德及其追随者来说,将人类视为自由和负责任的道德主体的观点一直是尊严是人类生活不可剥夺的特征这一观念的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萨特和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有自由和责任来定义自己是谁,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任务。在存在主义的语言中,“存在先于本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虽然欧洲传统的许多思想家都在努力解决因果关系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但其他人则认为因果关系是自由的先决条件。对他们来说,自由意志的本质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他们专注于意愿本身,他们也强调自由必须包括“引导”意志的能力。试图否认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任何矛盾的做法最典型地体现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中。Footnote 9

就自由而言,经验主义者的关注点往往与那些担心因果关系和自由之间矛盾的人不同。后者最关注的是“意愿”本身的问题:如果这种意愿可以被证明是我大脑中某种神经过程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神经过程本身又受因果律的制约,那么我愿意做某事怎么能是自由的呢?

对于经验主义阵营中自由的倡导者来说,重点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自由,不管为什么想做。这种自由的重要性在欧洲得到了强调,尤其是从启蒙运动开始,作为新兴现代性的一部分。当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种意义上的自由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市场经济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许是欧洲传统中人类自由最雄辩、最重要的代言人,他代表了这种后启蒙经验主义思潮。在他看来,自由意志和因果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误解,但这个问题并不是他主要关心的。他最著名的著作《论自由》开篇如下:

本文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自由,不幸的是,它与被错误命名的哲学必然性学说背道而驰;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社会可以合法地对个人行使权力的性质和界限。Footnote 10

有趣的是,正如马克斯·勒纳所指出的,密尔强调

自由是人成长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潜能所需的框架”。换言之,密尔对自由的论证是基于他对人性的理解: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发展其天生的能力。毫无疑问,庄子及其中国追随者会完全同意密尔的观点。

当然,自由在密尔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基于他的功利主义观点,即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大的幸福是至善。此外,他对自由重要性的强调也与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息息相关。与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认为自由既是本身的善,也是促进更先进、更文明社会出现的工具价值。

言辞与事实,理论与实践
我选择围绕“人性”、“自由”和“尊严”三个概念来讨论中国和欧洲的传统。其中,“人性”在汉语中有一个非常接近的对应词,即“人性”。nature(自然)一词可追溯到拉丁语“nascor”,意为“生来”,类似地,汉语中的“性”指天生的事物。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自由”和“尊严”是中国古典传统中没有接近对应词的词。

我也可以从没有精确对应词的汉语词汇出发。其中一个词是“诚”,意思是诚实和真实,对他人和对自己,或“情”,意思是“感觉”,但也指“本性”和“处境”。虽然这些词在欧洲语言的词汇中缺乏精确的对应词,但我相信它们的含义可以通过欧洲语言的解释得到相当接近的表达。欧洲和前现代中国的概念词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中国和欧洲的传统中,伦理讨论都是以人性概念为基础的,强调个人的尊严和责任,尤其是那些有机会发展自己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潜力的人。自由在欧洲传统中比在中国传统中更为重要,但庄子的“逍遥游”概念暗示着对个人自由的恳求,即根据其个人特征行事和发展。孔子的“君子无用”格言将“君子”——有机会发展自己潜力的人——置于康德所说的目的王国中,没有自由就无法想象。

同样,在中国和欧洲的传统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概念被否定,自由作为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观点被拒绝。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知,并应以兄弟情谊的精神相对待。

本文中使用的概念我们将其与欧洲或西方传统联系起来,但正如我希望在本文中所展示的那样,我们确实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其背后的思想和价值观。

当人们仅仅被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来对待时,当贫穷或压迫剥夺了人们的尊严时,当人们没有自由发展才能和自由表达自己时,我们不能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人性、自由和尊严的思想。

现代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以及对人类困境和价值观问题的深刻分析。因此,我们的世界应该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但是,尽管我们把这些进步与现代性联系起来,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见证了一些最令人震惊的不文明行为: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极端贫困与极端奢侈并存、无视人权等等。鉴于人们,甚至是有文化的人,已经犯下并继续犯下的所有暴行,似乎不可能坚持人性本善的观念。但我们不必拒绝孟子关于人类具有天生善良能力的观点,也不必拒绝康德关于我们具有内在的“人性”(Menschheit)的假设,这种假设使我们能够进入目的王国。

世界各地的人类文化产生了真正文明生活的思想和价值观。但人类文化也产生了压迫的种子和思想。Footnote 11 我们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

赞成前者,拒绝后者。可悲的是,我们似乎常常做相反的事。

事实上,我们关于人类尊严、自由、平等等美好理念甚至被用来掩盖堕落和压迫的丑陋现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我想起了鲁迅著名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狂人读历史书的那句话:

每一页都潦草地写着“儒家仁义道德”几个字。由于我睡不着觉,我专心致志地读了半夜,直到我开始看到字里行间。整本书都充满了两个词——“吃人”。注12

或者我们可以想起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党的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我们可以在中国和欧洲传统中发现的美好思想中找到慰藉和快乐。但我们也必须根据当代世界的现实来衡量这些思想,并努力利用它们作为变革的杠杆。最后,我想指出八个广泛的领域,我在本文中讨论的人性、尊严和自由的思想与世界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1. 人性、尊严和自由与战争不相容。因此,我们有责任确保战争成为一种非法和不可接受的冲突解决手段。

2.2. 人性、尊严和自由与极端贫困不相容。因此,我们有责任为世界财富和收入的更公平分配而努力。

3.3. 人性、尊严和自由与政治和经济压迫不相容。在现实世界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完整的,但我们仍然有责任促进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一般来说,民主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度,但民主的核心思想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现实意义。

4.4.人性、尊严和自由与非人道的制裁和惩罚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有责任努力彻底终止酷刑并废除死刑。

5.5. 人性、尊严和自由与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有责任确保真正的两性平等成为现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6. 人性、尊严和自由与性剥削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有责任制止令人震惊的贩卖人口行为和其他形式的性剥削。

7.7. 人性、尊严和自由与虐待儿童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有责任确保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得到认真对待并得到实施。

8.8.最后,人性、尊严和自由与破坏环境是不能相容的,因为人类生活和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淡水可以饮用、土地可以耕种,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设计出生态合理的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使它成为后代美好的居住地。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中国和欧洲传统的人而言,首要任务是加深对这些传统的理解,并加以解释。作为一名在瑞典工作的汉学家,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是尽我所能帮助瑞典人了解中国文化。但我们不能满足于了解我们的传统,而对我们引以为豪的价值观与往往丑陋的现实之间的明显差异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差异,并提醒他人和我们自己,只要这些差异持续存在,它们就是对我们珍视的那些美好传统的侮辱。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in China and Europe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0636-014-0004-8

Volume 1, pages 35–45, (2014)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ims and scope Submit manuscript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should be seen as variations on common themes rather than as absolute dichotomies. He describes how the ideas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expressed i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and finds that in both traditions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anchored in human nature. Although there is no word in the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 that corresponds closely to the English word ‘freedom’, he argues that freedom in the sense that each living creature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o live according to develop according to his or her specific nature was central to the tradition of Zhuangzi. With reference to the writings of Lu Xun and George Orwell he points out that far too often the beautiful ideas of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used to conceal the ugly reality of degradation and oppression rather than to serve as levers for social improvement.

  Chapter © 2015

 Chapter © 2014

 Chapter © 2017

The noble man is no utensil, said Confucius. Human beings should be regarded as ends and not as means, argued Immanuel Kant. This idea expressed somewhat differently by one Chinese and one European philosopher has deep roots both in China and in Europe.Footnote 1

Like two big rivers cultural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flow through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To chart in detail their respective courses, from their beginnings in prehistoric times until today, is an arduous task that has yet by no means been fully accomplished. But at least we can see that they have collected their waters from many different sources and have also themselves given rise to innumerable tributaries, linking up with other cultures and with each other. For at least 2000 years there have been contacts between them.

Throughout history, these contacts have made people in Europe marvel at how different the Chinese are, and likewise people in China have been amazed to observe how different the Europeans are. Sometimes the different “other” has been conceived as inferior, sometimes as superior. But contacts have also meant influence, so we cannot really speak of either a pure Chinese or a pure European tradition. Both traditions are by their nature hybrids.

Of course, in many ways the two traditions are different. There are also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within each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ven between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Indeed, in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West” or ev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e often underestimates the internal diversity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ile exagger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one tradition are often as great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But whether we speak about differences within a tradition or between traditions these differences seem to be not so much absolute dichotomies as variations on common themes. The intercultural differences do not result in an unbridgeable gap.

By virtue of their mutual influence the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are akin, they are “relatives”. More importantly, they share similar features which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mutual influence but which rather seem to be rooted in some fundamental likeness of human beings that transcend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oundaries. We may see these similarities as rooted in universal human nature.

The references to Confucius and Ka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rticle are one important example of such a similarity. These views express, it seems to me, a humanism which has been expressed with different sets of concepts but which still shares some core beliefs and values that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and are very much relevant in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in Chinese tradition

To regard every human being not as a utensil but as an end is to recognize the dignity of every individual. It signifies an ethical stance, with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as to how we should behave towards one another, but it also expresses some beliefs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Mencius described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ago how human beings are born with a moral capacit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evil, right and wrong and with a natural inclination to take delight in what is good and right and to abhor what is evil and wrong. We should not discard this ethical optimism as naïve. Mencius realized how human beings are prone to err, but he was convinced that compassion was innate, and he considered compassion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 His parable about an infant about to fall into a well is very forceful:

Suppose a man were, all of a sudden, to see a young child on the verge of falling into a well. He would certainly be moved to compassion, not because he wanted to get in the good graces of the parents, nor because he wished to win the praise of his fellow villagers or friends, nor yet because he disliked the cry of the child.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whoever is devoid of the heart of compassion is not human, whoever is devoid of the heart of courtesy and modesty is not human, and whoever is devoid of the heart of right and wrong is not human.Footnote 2

If human beings were allowed to grow up under decent circumstances and nourish their natural inclinations and do their best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ould, he believed, also do what is good and right. This i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his belief in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Noble persons”—junzi 君子 in Chinese—are people who have realized the moral potential inherent in all human beings. They are no “utensils”. People, and especially “noble persons”, deserve “respect”—jing 敬 —and they should themselves be respectful. In this ethical universe, where not being reduced to a “utensil” is the hallmark of realized potential and where “respect” should be prominent in human relations, we can say that human beings possess dignity, although we may look in vain for close equivalents to the word “dignity” in the lexic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Respect”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s often discussed in a hierarchic context: respect is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below shows a person above, and so one could say that it implies only that those high up on the social ladder possess dignity and not that dignity is a quality shared by all humans. Yet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the hierarchic tendency of Confucianism, although certainly dominant, especially in Confucianism as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imperial state, coexists with a more egalitarian tendency that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writings of Confucius thinkers, ever since Confucius himself who said: “That which you do not want others to do to you, you should not do to them.” Much later than Confucius, Huang Zongxi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iscussed rulers and subjects in terms of “master” and “tenant”:

In ancient times the people were considered the master, and the prince was the tenant. The prince spent his whole life working for the people. Now the prince is master, and the people are tenants. That no one can find peace and happiness anywhere is all on account of the prince. In order to get whatever he wants, he maims and slaughters the people and breaks up their families – all for the aggrandizement of one man’s future. Without the least feeling of pity, the prince says, “I am just establishing an estate for my descendants.” Yet when he has established it, the prince still extracts the very marrow from people’s bones, and takes away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to serve his own debauchery. It seems entirely proper to him. It is, he says, the interest on his estate. Thus he who does the greatest harm in the world is none other than the prince. If there had been no rulers, each man would have provided for himself and looked to his own interests. How could the institution of rulership have turned out this way?Footnote 3

Huang would certainly have subscribed to the notion that respect is something that not only leaders but also so-called ordinary people deserve.

The absence of a word for a notion or a phenomen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the absence of the phenomenon. We may find many examples of this within a cultural tradition. In Europe the word “humanism”, and its equivalents, is much later than important examples of humanism. Similarly, i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we may find that words and notions discussed in one culture do not have close lexical equivalents in the other, but the basic ideas and phenomena that the words try to capture may still be there. For example, “freedom” does not have a close equivalent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lexicon, but it would be mistaken to conclude that there was no notion of freedom or that it was not considered important as a phenomenon.

Of course, the word “freedom” and its equivalents have different though related meanings. One core meaning of freedom is not to be prevented from doing what one wishes to do and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one’s basic wishes and inclinations. This is an idea that is very much presen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Daoism. Zhuang Zi says:

Once a seabird alighted outside the Lu capital. The Marquis of Lu escorted it to the ancestral temple, where he entertained it, performing the Nine Shao music for it to listen to and presenting it with the meat of the Tailao sacrifice to feast on. But the bird only looked dazed and forlorn, refusing to eat a single slice of meat or drink a cup of wine, and in three days it was dead. This is to try to nourish a bird with what would nourish you instead of what would nourish a bird. If you want to nourish a bird with what nourishes a bird, then you should let it roost in the deep forest, play among the banks and islands, float on the rivers and lakes, eat mudfish and minnows, follow the rest of the flock in flight and rest, and live any way it chooses. […] Fish live in water and thrive, but if men tried to live in water they would die. Creatures differ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likes and dislikes. Therefore the former sages never required the same ability from all creatures or made them all do the same ting.Footnote 4

The notion of “free and easy wandering”, to use Burton Watson’s translation of xiaoyao 逍遥, is very much at the core of Zhuang Zi’s thinking. It mean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is natural and that we should be allowed to do so,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people who oppose what is natural. For me this is indeed a plea for freedom.

Zhuang Zi’s plea for freedom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one’s particular nature is also a plea for dignity.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try to make others act against their own nature.

So far my main purpose has been to show that we find a concern in Chinese tradition with human dignity and freedom that is based on notions of human nature. I have cited a couple of examples fro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ut I could of course also have found examples in Buddhism and in popular religion. Not least the centrality of ancestral worship in Chinese cultur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the dignity of human beings.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in European tradition

Just as in Chinese tradition, ethics in European tradition has been based on concepts of human nature. For example, in the tradition the Icelandic Old Norse poem “Havamal” in the Poetic Edda we find the “thesis that human nature is the bedrock on which the pillars of moral philosophy must rest.”Footnote 5

In even more elaborate form we find this notion in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y. Socrates and Plato were convinced that it was natural for humans to wish to do good, to will the good.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nceive of a person who knowingly and deliberately acts against what is good and right. In this they very much resembled Mencius.

Aristotle was less optimistic in this regard and was very much aware that humans have a choice of doing what is good or what is not good and may even desire what is not good. In this there is a resemblance between Aristotle and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Xun Zi, the third major Confucian thinker to emerge on the historical scene, who based his doctrine of the evil of human nature on the observations that human beings often express selfish desires.

In European tradition we may since early times find a focus on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The yearning for freedom emerged as a reaction against oppression, and to be free was a way to maintain and safeguard one’s dignity. This perspective of freedom and dignity is very evident in the Icelandic tradition. As we know, the sagas project the image of originally free men who had come to Iceland to escape the tyranny of the Norwegian King Harald Fair-hair. For example, in The Saga of Hord and the People of Holm we may read:

Most of Iceland was settled in the days of Harad Fair-hair. People would not endure his oppression and tyranny, especially those who belonged to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who had ambition and good prospects. They would rather leave their property in Norway than suffer aggression and injustice – whether from a king or from anyone else.Footnote 6

In the sagas we meet a preoccupation, bordering on obsession, with guarding one’s honour and dignity (sómi, saemd, virding etc.). Humiliation was not to be accepted, and even revenge was recommended as a means to restore one’s honour.Footnote 7 One may easily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safeguarding one’s own honour and dignity was a much more central concern than respecting the dignity of others.

In European tradition the notions of choice, free choice and free will hav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been at the core of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deliberations on ethics. As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this focus is probably on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n the one hand we find both in the secular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idea that human beings are disposed to do what is good. On the other hand, many thinkers and theologians have also emphasized that what is not good or evil may also be attractive. In Christian terms Satan subjects people to the temptations of evil. Very often the evil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ensuous desire whereas the good will has been described as somehow residing beyond the realm of the senses.

In European tradition, and perhaps especially so in Christianity, the strugg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is conceived as an internal struggle within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who is seen as equipped with a free will to choose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this makes him or her a responsible moral agent.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notion of free will was first brought to the foreground by St. Augustine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 St. Augustine emphasized on the one hand that human beings have a free will, but he was also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human will by necessity seeks happiness and true happiness can only be found in God. Frederick Copleston explains succinctly how St. Augustine seeks to reconcile these two tenets of his thought:

The will necessarily seeks happiness, satisfaction, and de facto this happiness can be found only in God, the immutable Good, but man has not the vision of God in this life, he can turn his attention to and cling to mutable goods in place of God, and this “turning away and this turning to are not forced but voluntary actions”.Footnote 8

Later in the mediaeval Christian tradition, St. Augustine’s ideas were elaborated by many thinkers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for example by the great Thomas Aquina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freedom to turn to or away from goodness and the natural inclination to seek the good very much remained in the foreground. In Protestant theology as articulated by Martin Luther and others, the idea that humans have a free will was questioned or even denied, while the grace of God was emphasized as the only way to attain salvation.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utside the realm of theology the question of the free will has also been very central. Many thinkers have argued that unless man has a free will there can be no responsibility and no morality. As we know, Kant postulated free will as necessary for morality. But he also struggled to reconcile his idea of a free will with the notion of causality that David Hume and others in the empiricist tradition had developed: how can the human will be free if everything including every “willing” has a cause? Kant’s solution was to place the free will in the world of the noumena, which was supposedly not subject to the causality that prevails in the world of the phenomena. For Kant and his followers the view of human beings as free and responsible moral agents has been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notion of dignity as an inalienable feature of human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rtre and other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s argued that human beings have the freedom and the duty to define who they are, and that doing so is their most essential task. In the language of existentialism it is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human life that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While many thinkers in European tradition have struggl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 they have perceived between causality and free will, others have conceived causality as a prerequisite of freedom. For them, the essence of a free will has been to be able to do what one wants to do, and if they have focused on the willing as such they have also emphasized that freedom must involve the capacity to “steer”, as it were, the will. The attempts to deny any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terminism and free will can be found most typically in the tradition of British empiricism.Footnote 9

As far as freedom is concerned, the focus of the empiricists has often differed from those who have worried abou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usality and freedom. The latter have been most occupied with the problematique of the “willing” itself: how can my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be free if this willing can be shown to be a necessary result of some neurological process, itself subject to the laws of causality, in my brain?

For the advocates of freedom in the empiricist camp, the focus has rather been on the freedom to do what one actually wishes to do, no matter why one wishes to do i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kind of freedom came to be emphasized in Europe especiall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nwards, as part of emerging modernity. Of cours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deology, freedom in this sense fitted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John Stuart Mill, perhaps the most eloquent and important spokesman for human freedom in European tradition, represented this post-Enlightenment empiricist current of thought. In his view it was a misunderstanding to see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 will and causality, but this problem was not his main concern. His most famous work On Liberty begins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is not the so-called Liberty of the Will, so unfortunately opposed to the misnamed doctrine of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but Civil, or Social Liberty;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power, which can be legitimately exercised by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Footnote 10

Interestingly, as Max Lerner has pointed out, Mill emphasized that freedom wa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the person; it was “the frame […] needed for fulfilment of potentials.” In other words, Mill’s argument for freedom was predicat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only a free person would be able to develop his or her innate capabilities. No doubt, Zhuang Zi and his followers in China would have expressed their wholehearted agreement with Mill in this regard.

Of course,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freedom in Mill’s thought was also based on his utilitarian view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eople as the supreme good. Moreover, hi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also had very much to do with social progress and modernization. Like other liberals, he saw freedom both as something good in itself and as an instrumental value, which would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a more advanced and more civilized society.

Words and facts, theory and practice

I have chosen to try to structure my discussion of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around the three concepts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Of these “human nature” has a very close equivalent in the Chinese renxing 人性. The word “nature” goes back to the Latin “nascor”, to be born, and similarly the Chinese xing refers to what is innate. However, as we have seen,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words with no close equivalents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

I could also have taken my point of departure in Chinese words with no precise equivalents in European languages. One such word is cheng 诚, which means honest and truthful, to others and to oneself, or qing 情, which means “feeling”, but also “true nature” and “situation”. Although these words lack precise equivalents in the lexicon of European language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ir meanings can be rendered pretty closely by means of explanations in European languages. There are no unbridgeable gulfs separating the conceptual words of Europe and pre-modern China.

In both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ethical discussions have been based on concepts of human nature and emphasized the dign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especially those human beings who have had a chance to develop their innate potential as moral agents. Freedom is a much more central concept in European than in Chinese tradition, but Zhuang Zi’s notion of “free and easy wandering” implies a plea for the individual’s freedom to behave and develop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r h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fucius’ dictum that the noble man is no utensil places “the noble man”, that is the person who has had the chance to develop his or her potential, in what Kant would call the kingdom of ends, which is impossible to imagine without freedom.

Similarly in both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we may find the notions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dignity denied and the view of freedom as an inalienable human right rejected.

Article 1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on December 10, 1948, says: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The concepts used in this article we associate with the European or Western tradition, but we can indeed find, as I hope I have demonstrated in this essay, the underlying ideas and values also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When people are treated merely as means and not as ends, when poverty or oppression deprives people of their dignity, when people are not allowed the freedom to develop their talents and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we cannot say that this is because the ideas of human nature, freedom and dignity are missing from our cultural traditions.

Modernity has given rise to unprecedented material wealth and also incredible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penetrating analyses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and questions of value. Our world should therefore have reached a level of unprecedented civilization. But in spite of these advances that we associate with modernity, the past century has seen some of the most appalling examples of uncivilized behaviour: two world wars, genocide, extreme poverty existing side by side with extreme luxury, disregard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like. In view of all examples of atrocities that people, even cultured people, have committed and continue to commit, it does not seem possible to uphold the notion of human nature as all good. But we do not have to reject Mencius’ idea that human beings possess an innate capacity for goodness or Kant’s assumption that we are equipped with an inherent “humanity” (Menschheit) which enables us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ends.

Human cultur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as produced the ideas and values for a truly civilized life. But human culture has also produced ideas and values which are the seeds of oppression.Footnote 11 It is our task to do our best to adopt the former and reject the latter. Sadly, far too often we seem to do the opposite.

In fact, our beautiful ideas of human dignity,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like are even used to conceal the ugly reality of degradation and oppression, be it in China or in Europe. The words of the madman in Lu Xun’s famous short story The Diary of a Madman reading his history book come to mind:

Scrawled all over each page are the words: “Confucian Virtue and Morality.” Since I could not sleep anyway, I read intently half the night until I began to see words between the lines. The whole book was filled with the two words – “Eat people”.Footnote 12

Or we may think of the Party slogan in George Orwell’s 1984:

·       WAR IS PEACE,

·       FREEDOM IS SLAVERY,

·       IGNORANCE IS STRENGTH

We may find solace and joy in the beautiful ideas found in the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But we must also measure these ideas against the reali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try to use them as a lever for change. In conclusion I wish to point to eight broad areas where the ideas of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that I have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stand in glaring contrast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world:

1.1.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war.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see to it that war becomes an illegal and unacceptable mean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2.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extreme poverty.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work for a more jus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in the world.

3.3.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ression. In the real world democracy will never be complete, but it is still our duty to promot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or all nations. Generally, democracy is conceived as a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one country, but the core ideas of democracy are also relevant on a global scale.

4.4.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inhuman sanctions and punishments.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exert ourselves to a complete end to torture and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5.5.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patriarchal oppression of women.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see to it that true equality of the sexes become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6.6.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stop the appalling practice of trafficking and other form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7.7.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incompatible with child abuse, and it is therefore our duty to see to it that the U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children is taken seriously and becomes implemented.

8.8. Finally, human nature, dignity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destroying our environment, because for human life and society to prevail and develop there must be fresh air to breathe and fresh water to drink and land to cultivate, not only for us but also for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t is our duty to adopt those measur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design ecologically sound ways of life which will protect our planet as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for those who come after us.

The primary task for those of us who study the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Europe i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raditions and to explain them. As a sinologist working in Sweden I consider it my main task to do what I can to help people in Sweden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But we must not content ourselves with understanding our traditions and shut our eyes to the glaring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values we take pride in and the often ugly reality. We must point to these discrepancies and remind others and ourselves that as long as they persist they are an insult to those beautiful ideas of our traditions that we cherish.

Notes

1.    The Analects, 2:12. Kant’s idea was that a rational being must never be treated only as a means. What he said was: “So act as to treat humanity [Menschheit], whether in your own person or in that of any other, always at the same time as an end, and never merely as a means.” Quoted from Copleston (1964, p. 120) For a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saying that it is the humanity in the human being shat should be treated as an end, see Hill (1992, pp. 38 ff).

2.    Trans. Lau (2003, p. 73).

3.    Trans. de Bary (1993, p. 92).

4.    Trans. Watson (1968, pp. 194–195).

5.    See Johnson (1938).

6.    Kellogg (2001, p. xxxvii).

7.    See, e.g., Hallberg (1956, pp. 88–103).

8.    Copleston (1962, p. 98).

9.    Concerning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see Berofsky (1966).

10. Lerner (1961, p. 255).

11. A superb study of European tradition in this perspective is Popper (1947).

12. Lu (1980, p. 42).

 

References

·       Berofsky, B. (Ed.). (1966).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Google Scholar 

·       Copleston, F. (1962).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2 Mediaeval philosophy, part I Augustine to Bonaventure. New York, NY: Image Books.

Google Scholar 

·       Copleston, F. (1964).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6. Modern philosophy, part II Kant. New York, NY: Image Books.

Google Scholar 

·       de Bary, W. T. (1993).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Huang Tsung-hsi’s Ming-i-tai-fang lu.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       Hallberg, P. (1956). Den isländska sagan (The Icelandic saga). Stockholm: Bonniers.

Google Scholar 

·       Hill, T. E, Jr. (1992). Dignity and practical reason in Kant’s moral 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       Johnson, S. (1938). Old norse and ancient greek ideals. Ethics, 49(1), 18–36.

Article  Google Scholar 

·       Kellogg, R. (2001). Introduction to the Sagas of icelander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Google Scholar 

·       Lau, D. C. (2003). Mencius Bilingual edi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       Lerner, M. (Ed.). (1961). On liberty, in essential works of Johns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autobiography, on lliberty, the utility of religion.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Google Scholar 

·       Lu, X. (1980). A Madman’s diary. In selected works,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Google Scholar 

·       Popper, K. (1947).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Google Scholar 

·       Watson, B. (1968).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Download references

 

Author information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1.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Stockholm University, Stockholm, Sweden

Torbjörn Lodén

Authors

  1. Torbjörn Lodén

View author publications

You can also search for this author in PubMed Google Scholar

Corresponding author

Correspondence to Torbjörn Lodén.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