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10月，刚进入厦门大学数理系的谢希德手写了一份自传，其中写到：“国家在巨变中，人类的历史正在重写，中国的前途有待于这辈青年的努力。”

1947年，当时正在申请美国史密斯学院硕士的谢希德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回答了“学成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After my finish my graduate study in United States, I hope to come back to China where I shall both teach and continue my research (从美国毕业后，我希望回到中国教书，并继续我的研究)。可见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无论中国自身发展处于何等水平，她个人的发展成长、人生道路轨迹都是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此时的历史背景是，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杜鲁门出了国家紧急状态声明，随后1952年出台了钱学森也受到影响的美国限制出入境法定，美国在冷战背景下开始对中美人员交往实行脱钩级限制，此时已经取得麻省理工博士学位的谢希德便在黑名单之上。在李约瑟的担保下，谢希德以结婚为理由获得去英国的签证，然后从英国回中国（“美国—英国—中国”的路径跟钱学森非常像）。

这是1952年谢希德和曹天钦夫妇回国的行李清单，主要带回的物品是教材和书籍。

1952年的8月，曹天钦和谢希德搭乘轮船从英国出发，经历了一个多月，在10月1日国庆节当天抵达上海，这也可以看成是个人命运与国家交织在一起后产生的无数偶然巧合。

然而这样的选择不是没有代价的，谢先生的父亲极力反对女儿的选择，直至1986年谢玉铭先生在台湾逝世，父女始终没有相聚，抱恨终身。1987年，谢玉铭的骨灰被运到北京，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谢希德回国后就进入了复旦大学任教，1956年，35岁的谢希德与丈夫曹天钦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对党忠诚不负誓言了，谢先生先后出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参加了党的第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的代表。当时正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进修的复旦青年教师周明伟收到了谢希德先生的一封信，关心了他的起居、住行、学习，但同时也提醒他按时回国，报效国家。

1956年，谢希德与黄昆先生合著了《半导体物理学》这本权威级教材，这也是半导体学科中唯一一本中国的教科书；同年，北大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的培训班，黄昆先生任主任，谢希德先生任副主任，培养出了一批中国半导体的中坚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在冷战背景下，中国、苏联等被列入苏东阵营的国家面临巴黎统筹委员严格的技术、知识封锁下，中国学者在半导体学科上的早期探索为后期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六十年代，谢希德先生所在的复旦大学固体物理教研室改名为半导体教研室。

在谢先生和复旦大学的五十年交往中，她以自己朴素的风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给复旦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95年我进复旦念本科时，接到的第一个学生会任务就是去采访一位叫谢希德的人，刚开始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她是谁，后来才发现是校长。采访时我问了她两个问题后就不说话了，听她向我娓娓道来。谢先生的朴实词藻中有一种极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会让你认认真真把她每句话记下来；你会发现所有问题在你问出口之前，已经得到了她的有效回应。

1983年《解放日报》报道复旦大学新任校长、中共中央委员、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博士每天与复旦教授同乘校车上班。每天的班车上，她旁边的位置一直是空着的，有人有事就可以坐在边上跟她聊，就像工作岗位一样。

这是谢校长的工作笔记，1985年的一周活动安排。她使用的纸都贴在上面，非常朴素。

在1987-1988学年度第一学期复旦大学教职员工大会上，谢希德发表讲话，特别提到了复旦大学从1986年秋季开始执行的“导师制”：谢校长亲自聘请242名教授、副教授为一年新生担任指导教师。

1985年的5月27日，谢希德为庆祝复旦大学建校80年发表讲话。她提到，复旦当时已经涌现出了150多名拔尖的中青年教师，适当提拔这些拔尖教师，鼓励冒尖，使他们成为教学科研的栋梁，提供各种机会，打破吃大锅饭的现象等。同年，谢校长手写了拟提拔40岁以下副教授和45五岁以下教授名单，在上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比如葛建雄先生、陆谷孙先生、姜义华先生等，还有中文、政治、历史、物理、外文系等院系中的知名学者的名字。这张拟提拔的名单，绝对体现了她这位战略级科学家用人、识人眼光的老辣和独到。

这两张分别是谢校长为《复旦风》创刊号和为1986届毕业生题写的题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毕业只是学习历程的另一个起点，而不是结束”。

这是是谢校长工作室的打字机，据统计，谢希德先生平均3天就需要为学生写一封推荐信，这是用得最多的工具。

1987年谢校长去美国访问，《今日美国》刊发报道称之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

从以上的展览中我们看到，一个1921年出生于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性，在个人成长、事业选择及工作经历中，不仅成长为一个一流的物理学家进入当时世界顶级学术圈，而且时刻牢记自己的初心，将个人命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紧密捆绑在一起，找准自己的定位，作为复旦大学校长努力培养人才，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这位从MIT毕业的博士从发达世界回到第三世界，几乎在零起点基础上，为中国的半导体、固体物理、核物理等学科筚路蓝缕——我们从这一部分看到了选择，这是那一代和共产党同龄人的选择。共产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构成，那是一群人，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的选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心忧家国，心忧天下，无论是他们的个人成长，还是他们的认同，无论他们处在何种位置，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基本认识和传统，他们意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国家的命运得不到保障，国家的发展没有道路没有前途，个人的发展无从谈起。为此，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而这些选择背后都有其牺牲。谢先生在物理学领域真的是有天分的人，如果留在美国做研究可谓前途无量。但是她热爱这个国家，她选择回来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过程当中，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当中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

作为复旦大学校长，她可以为学生的出国留学创造最好的条件，但也要学生回来报效国家。她非常清楚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而人才成长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感受到了谢校长的人格魅力，而这种人格魅力也是时代的产物。为祖国的强大，为人民的富足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卓越人才，教导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这就是谢希德。这些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党员汇聚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100年间创造出了这样的一个奇迹。1921年时有人说在这100年中，中国变成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国家，没人能够想象，但这个现实正在我们面前实现。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人，用自己的汗水、热血、青春、生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点点滴滴的贡献。

我迄今为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我看见这位小老太太，个子不高，说话轻声细语，穿了一件灰灰的外套，不是什么鲜亮的颜色，走路腿脚有些不灵便，乍一看真的没有丝毫特殊之处。我在她那间拥挤的、到处都是书、桌子上堆的都是书的办公室坐下，当时具体问了什么问题，我如今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她轻声细语讲完三句话之后，我就失去向她提问的冲动，我就开始记，她就开始打开话匣子，把她要讲的有条不紊地跟讲给我听，我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知道这叫人格魅力，这种魅力深深感染了我。

当时我对于谢希德是谁是没有概念的，所谓没有概念，就是我知道她是校长，是美研中心的主任，是什么教授，她是从什么样的地方成长起来的，这些词对于当时的我没有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个人的成长，阅历的增加，我开始意识到这样的一种成长背景，这样的一个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有这样一种成长背景的人，这样的一个大人物，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将她要讲的东西告诉我。而我那时还是刚刚进校的nobody，愣头青，莽莽撞撞地电话预约了一下，就直接冲到她办公室，占了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问了极其幼稚的问题。这一幕，印象极为深刻。告诉我一个大牌学者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在校园里对待自己的学生，去行使或者践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天然使命，而且让我感受到越回味越深刻的那种人格魅力。这就是这位与共产党百年同路同龄人谢希德先生给我的最大的印象和感受，也是我希望和大家分享个人的收获与体验。

图像 | 观察者网，图片截取自哔哩哔哩视频网，本文由发展研究院根据视频整理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