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近藤大介。如果你想节省时间，我们将浓缩的内容整理成文。如果想要更加饱满的原文，请自行购买图书。
这本书，你可以当文化类书籍，你也可以将其当做一种未来机遇。在前几日，有人和我普及说，商业的本质，就是顺应环境需求，填补空缺。我也引申到这部书的内容，如果知道中国有哪些不足，你就可以顺着这些不足去寻找机遇。当然读者要关注的是，本书出自2013年，如果一些现象已经得到改善，那么我们也应该善意的接受。毕竟，过去五年了。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中国人缺什么——优质的服务
作者作为一个日本人，从首都机场下飞机开始观察。于是，如下细节体现：
1、过关工作人员动作缓慢，从而造成了长长的排队。而在日本，每一个工作人员应对一个旅客的时间一般在10秒以内，所以不会造成积压。
2、安检时候表现出对旅客不信任的表情，上下打量旅客，表情严肃。而在日本，他们会需要有“阳光表情”，日本人认为，微笑是理所当然的。作者认为，中国礼仪小姐含着筷子学习礼仪，在日本会当做奇闻，因为在日本微笑是理所当然的。
3、中国有个特殊的服务评价按钮。写着“很满意”“满意”“时间太长”“态度不好”。而且会要求客人对此作出评价。日本人会认为这不太有礼貌，而让他们惊讶的是，如果你不按，工作人员会自己在“很满意”上面嗯一下。
4、北京出租车拒载，挑客。日本的出租车司机会非常礼貌的问好，并仔细询问顾客目的地。而且车辆一尘不染。（作者写了很多关于北京出租车，确认为上海的出租车表现和日本差不多，我不知道北京出租车态度如何，也许现在改善了，但我知道上海出租车一直是不错的，司机很讲礼仪规范。）
5，若以上还是公共部门，中国的服务不佳还体现在零售部门。比如日本书店买书，店员会仔细的包好，双手奉上，而中国书店，则简单一捆就丢在顾客面前（塑料袋另加5毛的经典画面）。比如在中国的餐馆上错了面条，结果和服务员说了，半个钟头也没有人回应。比如在商场开票之后，却要自己去收银台结账，日本商场结账店员会跑去处理。
服务真的无关紧要吗？作者认为，日本的经验看，服务是可以盈利的。
案例一、7-11便利店。当年7-11刚开的时候，很多日本人是抵触的，认为那么晚的店会导致不良少年在附近聚集。而且认为卖便当会让主妇变懒（日本脑回路略有不同）。于是天天有人去店前抗议。但是日本的小学生却很喜欢便利店。便利店有免费的漫画杂志，在开业之初免费赠送可乐雪碧。店主会主动问小学生们还需要些什么（此处忽略一些冗长的服务细节）。于是7-11从76年的100家，到93年的5000家，03年突破1万家。04年进入中国，到12年中国已经有超过1800家。作者认为7-11便利店，是典型日本服务的代表。
案例二、黑猫宅急便。这是首创快递业的一家企业。当时快递业的运输被日本国有单位邮政省垄断，而邮政省效率低下，用户迟迟收不到快递。于是黑猫宅急便就加入竞争，以服务质量取得了日本国民信任（实际上中国少数几家物流公司服务也在改善，也许这就是日本人的自负）
案例三、是不是中国人不在意服务呢？作者说不是，作者举例了海底捞。作为日本人视角，他去海底捞感受到的服务其实在日本餐饮业稀松平常。所以作者认为，中国人本身对于服务是有要求的，利用服务提升，未来中国企业是可以获得额外利润的。
作者认为在日本，他们要求产品好的同时必须服务好，如果服务不好，再好的产品也是不会有人光顾的。而中国人对于服务要求还没那么高，只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服务这种需求。（个人认为，这就是一种商机。比如物流配送当中，我国快递公司也逐渐在进行服务的竞争，而餐饮业如今的规范也在逐步增加。消费还要受气的情况在减少，但是我国人口密度的确太高，有些地方处置难度较大，但是，在一些竞争瓶颈行业，提升服务来作为卖点一定是可行的）
日本人缺什么——责任感
日本是个逃避责任的民族。作者做了如下举例：
1、逃避责任日本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日本的幕府和天皇双头领导，本质上是因为，他们想把责任模糊化。而近代，真正能够一人担责的是明治维新的明治天皇，而天皇一死，日本就开始倒退。到了裕仁天皇（就是那个侵略中国，打二战的天皇），又开始了这种逃避责任的体系。军部和天皇同时存在。至今，二战的责任依然在模糊扯皮当中。
2、日本大企业，包括夏普、松下和索尼业绩举步维艰。原因是他们企业中的中层干部都为自己晋升考虑筹划，从来不从公司利益考虑。对于新的决策，他们会互相推诿扯皮。如果在中国有个项目，当中国分公司上报到日本总公司，他们能够为此扯皮好几个月。所以作者认为富士康郭台铭最终抛弃了夏普，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内那种逃避责任的态度。
3、特鲁西埃给日本足球队制定了一个逃避责任的美好战术。命令他们几秒钟必须传球，然后30度角向前奔跑，谁做不到就是谁的责任。这种逃避责任的战术反而让日本足球得到一定的优势。不过在一场和土耳其的比赛中，由于下雨路滑，所有人动作变形，结果输的很惨。
4、翻译的中日董事长谈话，有如下对话：
日本董事长：向你通报一下，项目已经通过董事会审批。
中国董事长：也就是说，董事长你同意了是吧？
日本董事长：项目是由董事会审批通过的。
中方董事长：你是最高责任人，不应该是你批准吗？
日本董事长：应该是董事会批准。
中方董事长：难道你反对？
日本董事长：我只能说，董事会批准。
日本人对于忠实翻译内容要求很高，而在这些文化差异上，作者屡次遭遇麻烦。
5、有人告诉作者一个方法，直接去找总部经理，并且告诉他，即使项目失败了，你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个时候在日本，成功率大大提升。
作者认为，日本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误国误民。
中国人缺什么——团队精神
作者认为日本人会议更讲礼仪，而中国的会议大家都将功劳归于自己，而将责任推给别人，并且经常陷入争吵的境地。
而在录取员工方面。
日本人必须统一着装，必须在面试的时候守时，连照片大小都有要求，面试者要尽力表现出立志融入团队。作者讲了个故事，面试官问他妹妹有什么优点，他妹妹说他从小到大从来没迟到过。于是被直接录取。而日本人在就餐的时候，如果一个团队的首脑选择了A套餐，那么所有员工都会选择A套餐。
而中国员工面试的时候会表现出个性。有人会说前任工作公司领导的坏话，有人会谈梦想。甚至于在面试的时候，还遇到过奇葩。一个人拿了张照片，告诉作者照片上那个胖子就是自己，然而一个能减掉一百斤的胖子还有什么不能够的。作者当时很感动，但是一回头另一个同事提醒他：“想想，他是怎么变成这么胖的”。
甚至于，还有官二代，告诉只要录取他，就能得到项目支持。
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不同的路径。
在中国，员工经常跳槽，在一次会议上，作者问马云是如何管理几万人的大公司，马云的回答是：“同意的留下，不同意的辞职”。而中国的老板更加独断。
在日本，员工是终身雇佣，你不会因为表现良好一次性的赚很多，你需要一步步的爬升。到什么年龄，才到什么位置。而人员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这也导致了中国在奥运会集体项目上表现不佳，但是个人项目上表现优秀。而中国的公司大多数采用分成激励的方式来提高销量。作者认为这本质上是不妥的，因为一次性因为提成获得巨款，有人会放弃努力。而频繁的跳槽则是更大的消耗（后面的缺点中，没有团队精神也将产生新的副作用）
日本人缺什么——年轻的力量
日本老龄化，这是个不用争论的话题，可问题在于，作者发现，活跃在室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最终蜷缩到了城市的某个角落（宅）。寻找原因，作者认为是日本的中老年人过于活跃，占着资源和领导岗位不肯放手。相对于“失落二十年”成长的年轻人，日本的中老年人才是活跃的社会主力。作者在中国，公共交通还会被让座，而到了日本，人家就当他年轻人看。
在日本，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作者描绘场景，那些停滞的年代，年轻人若是每天吃一根油条，每一天都看到油条的分量在逐渐减少，你是个什么心情？
那么，日本的年轻人在热衷什么？男孩子在追美少女团体，女孩子在追韩国帅哥（看来，我们也有这个趋势）。问女孩子为什么不喜欢日本男孩子：“日本男人不想男人，他们是食草动物。”
日本年轻人逐渐转化为“食草系”，而对应的日本中年人和老年人，特别是当年泡沫年代的那一批竞争出来的人，他们被称作“食肉系”。小白兔遇到了大灰狼，你说怎么办？
在食草系的日本年轻人当中，没有乔布斯，没有梦想，没有希望。
中国人缺什么——细腻的技术
作者问一个日本科技业的人士，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到什么程度？那个人说，如果日本100分，那么中国90分。作者又问，那什么时候日本被中国超越呢？那个人说，那还是很久远的是。技术越尖端，难度越大。（同样的，在光刻机上面，日本99分就是追不上ASML的100分）
中国缺乏诺贝尔科技奖。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技术很发达，他发现几乎大多数古代的科技都来自中国。而近代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则太少（2013年还没有屠呦呦，但是即使算上屠呦呦，日本诺贝尔奖已经有26名，甚至前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日本19年19个诺贝尔奖）。
那么是不是中国没有细腻的技术？
作者否定了这个观点，因为作者说很多日本产品其实都是中国生产。而很多中国人从日本买回自己国家的产品。这明显的说明中国有这个进行细腻技术的能力，但是为什么没有进步到那个阶段呢？
作者解读原因：
是因为中国人在技术岗位上人员不够稳定（结合之前中国人不够团结的缺点）。由于日本是递进的晋升，终身雇佣制，技术人员可能一辈子就在搞一个技术，而不是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团队的目标也比较单一。而中国最大的人才培养难题，在于人才的稳定性。
作者也开出药方：他希望中国收购日本的小型技术企业。因为这些企业一个是缺钱，一个是找不到年轻人，那些老的技术人员已经十分衰老，怕技术失传。所以收购他们是非常简单的，要么收购企业，要么直接聘请那些技术人员。日本那些中老年技术人员正是“食肉系”，他们正是在日本最活跃的年纪。当然，这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成本。
日本人缺什么——广阔的世界视野
作者认为日本人是最封闭的国家，达沃斯会议，各国都在关注全球问题，平时讲素质的日本人竟然在手机上关注日本国内选举，还因为选举结果而反常的表现出一定的骚动，而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在国际会议上面自顾自的这种行为，的确是非常少有。日本人在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封闭的（其实也包括他们的技术，在锂电池行业，松下就是因为技术过于封闭，如今只能在全球供应特斯拉，而失去了其他客户）。
日本NHK经常拿中国新华社的新闻照抄，在中国，你天天看到叙利亚如何如何，而到了日本，似乎全世界就只有日本人，似乎日本人所关心的仅仅到日本国境线以内。
作者认为日本的这种封闭，是源自于日本当年闭关锁国年份太久，太平日久。日本总共被打三次，一次元朝，一次韩国抗倭，一次美国。日本也侵略过别人，在二战之前的半个世纪，再往前就是侵略韩国。除了这些和外界的交集。其实日本一直没有接触过世界。所以天皇才有这么多代。闭关锁国久了，就天然形成了日本人的这种个性。很自我。
作者认为相对来说中国更加具备国际视野，是因为中国一直历史上强敌环伺。必须处理各种邻国矛盾，随时准备抵御外敌。所以中国人在国际视野上要远比日本人开阔。所以日本人很喜欢中国的《三国志》，是因为他们感觉这么复杂的国家情况他们都见所未见。
尤其是用餐上面，作者问爱国者集团的“冯军”，你们中国人都是一起吃饭的（日本人是各吃各的，家人也在一起吃，不过公共场合餐食更加独立），如果56个民族在一起吃，有回族不吃猪肉怎么办？冯军说：“那就不点猪肉”（会说话）。所以作者很感慨于中国社会整体的包容性，因为在日本，单一民族的日本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复杂的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加男性化，而日本这样的国家如今更加女性化。
最后的话。
作者也谈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但是作者也谈到了那二十年其实日本没有真正的失去，日本有很多地方都进步了。所以他希望中日能够更加互补的发展经济。当然，这是他的希望，我忠实的替他转述。
近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放射性废液溅射事件再次表明，东京电力公司长期存在的内部管理混乱无序、对公众隐瞒欺骗等痼疾积重难返。
事实上，福岛核事故发生12年来，东电善后处理漏洞百出，迟报、瞒报事件频繁发生。对于因核事故而罹患癌症等严重疾病的日本民众，东电也始终是在推卸责任。从核污染水排海到所谓计划中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拆除，按照日本政府和东电的说法，将持续数十年的时间。而一直以来，福岛核事故善后工作的混乱和无序让不少日本民众对福岛核事故今后的处理充满担忧。
一名核事故后曾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进行施工工作的工人日前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采访。这位不愿透露姓名和身份的受访者当年因长时间暴露在辐射环境下而罹患白血病。
采访当天，他正在茨城县水户市的一场活动中，向当地民众介绍自己当时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时的危险环境。他告诉记者，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他在媒体上看到了福岛当地的受灾情况，决定前往福岛进行支援。2011年10月，他和其他几名工人先是前往了福岛第二核电站进行施工作业。一年后，他又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的1年半左右时间里，他逐渐发现，现场辐射防护工作存在很多令人疑惑的地方。
除防护服不足外，他还告诉记者，当时在施工现场佩戴的个人辐射测量仪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因为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的人数众多，原本准备的辐射测量仪数量不足，东电当时从其他核电站调配了一些测量仪，但因为设备老旧，一些测量仪的功能出现缺失。他说：“当时我和别人一起工作，我的辐射测量仪显示是0.3毫西弗，但我旁边的人工作完却发现他的辐射是0.00毫西弗，很明显，他的辐射测量仪是坏了的。”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现场工作给该受访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2013年年底，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急剧恶化，经常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2014年1月，他被确诊为白血病。随后的治疗过程也是饱受艰辛，因治疗导致毛发和指甲脱落、每天高烧呕吐，每周还要接受骨髓穿刺治疗。
令他想不通的是，早在2015年他就已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工伤认定，但时至今日却仍未得到东电的相关赔偿。他说：“在日本的核能相关赔偿法律中，有日本政府和相关电力公司应当进行相应赔偿的制度，但是东电却说，你虽然得了白血病，就算是得到了工伤认定，但这个病也是因为你自身的原因，不进行赔偿。”
2016年，该受访者一纸诉状将东电告上法庭，要求东电承认相关责任，改善核电站工作环境。然而多年已过去，他仍在等待审判结果。
该受访者还提到，可能还存在像他一样因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而罹患白血病或其他病患的施工人员，他希望日本政府和东电能够负起福岛核事故的责任，妥善解决福岛核事故的各种遗留问题。
事实上，许多日本民众都希望日本政府和东电等方面能够牢记福岛核事故的惨痛教训，以负责的态度妥善进行善后处理。然而，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和东电一再出现问题。不久前发生的放射性废液溅射事件，让东电的管理能力以及其一直强调的核污染水所谓“安全性”又一次受到日本民众质疑。
有网友评论，“日本根本不具备安全管理核电站风险的管理能力。在日本这个灾害频发的国家，‘下一次核电站事故’肯定会发生”。“东电缺乏危机管理能力，导致自己陷入困境”。
日本茨城大学名誉教授 曾我日出夫：我认为核污染水除了排海，还有其他方式来处理。即便花费更高，历时更长，也应该采取其他方式来处理。此外 ，地下水等仍在渗入核电站，导致核污染水继续增加。现在应该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水的渗入。
茨城当地民众：所谓“处理水”，说白了就是核污染水，这是毫无疑问的。“处理水”的说法只是想从技术和科学角度欺骗人们罢了。
茨城当地民众：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外增设储水罐，把核污染水保存起来，随着时间流逝，氚的总量会减少。既然如此，为何要选择将核污染水排海？而且核污染水里并不是没有其他放射性物质。
（总台记者 何欣蕾 报道员 林博翰）
在东亚奇迹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反思所谓“东亚模式”，激烈批评者称此模式不过是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拙劣复制品，热烈鼓吹者则坚持“东亚奇迹既非虚构，亦未终结”。在亚洲仍为自身的成就和挫败颇感茫茫然之际，美国“新经济”已经缔造了惊人景气，欧盟11国也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发行区域货币的尝试，所谓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样的论断再度显得遥不可及。一种称之为“日本病”的东西正使得亚洲经济黯淡起来。
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是重视后发优势(Backwardness Advantages)。在西欧产生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亚洲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状态，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有一种紧迫感，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植入西方市场经济的架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这种思使得亚洲国家不必要象欧美先行者那样，经过无数次市场的起落和崩溃、无数尔虞我诈的案例及其处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运作框架，通过“后发优势”亚洲国家可以迅速追赶上先行者，欧美国家花费了数个世纪才使得人均收入超过了2000美元，而很多亚洲国家用了不足50年时间就达到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思路也有致命缺陷：
1、“拿来”会产生排异反应，西方市场架构中的契约、信用和个人负责精神碰到“亚洲价值观”就变形，从而导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业银行制蜕变为日本银企勾结的主银行制；西方股份制蜕变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这些变形都被掩盖在“具有本国特色”的借口之下。
2“拿来”会使亚洲缺乏创意，模仿和学习西方较之独立摸索当然省事，但习惯于此则可能产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贫乏，换言之，因为你有了游泳教练并学会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
3、赶超到接近先行者时，作为后来者突然会陷入到“无航标”的茫然之中。这在80年代的日本尤为突出，当年美、欧、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时，日本迅速地迷失在无榜样的困惑中。亚洲国家在看到所谓“后发优势”的同时，是否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这其实就隐含着“后发劣势”(Backwardness 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是突出产业政策。欧美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宏观层面大致是政府对有关竞争、行业准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失灵(Market Externality)；微观层面则是私人部门进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两者间插入了一个中观的东西：产业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导资源注入特定的产业部门，迅速造就所谓的“支柱产业”。尽管产业政策(Industry Policy)已经被视为经济学误区，但日本等亚洲国家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产业政策在亚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场机制始终在亚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有预见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此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格优于市场机制，市场经济就是多余的，如果产业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政府就没有任何必要搞产业政策。2、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本身就表明，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我们似乎始终不能理解风险的本质乃是事先的不确定性。曾有这样的笑话，说既然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总体收益率比银行贷款还高3个百分点，那么只要从银行贷款炒股票不就可以进行套利了吗？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这3个点的利差是高风险下集体理性的事后结果，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既可能获利颇丰也可能倾家荡产。产业政策的荒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私人部门在所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各种形式创新后，在市场机制的大潮撇去失败者足迹的“事后”结果。凡患此病症的亚洲国家，在有迹可循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时往往是比较成功的，但再迈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便手足无措。当一个故事尚未开始时，谁知道其结局？当一种产业政策被执行时，却谁都不为其失败负责，至今没有谁为日本80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拟技术、忽视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的失败负责，更没有谁为缔造了当年韩国经济奇迹的、而今资不抵债的超级财阀的崩溃负责。
“日本病”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府对“看不见的手”和对个人创新的怀疑，是借用传统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深层次微观基础的演化。换言之，我们希望免费享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好处，但不想付出交织的繁荣(投资加速或曰重复投资)和衰退(企业的兼并和重组)的代价。我们希望亚洲经济可以和欧美媲美，但却生怕淹没在金钱的汪洋之中，这一切如日本金融学家竹内宏所声称的那样：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体至上和抛弃个人私利造就了战后的新日本，而现在的精英们却深信新古典经济学，毫无羞耻感，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个国家。不幸的是亚洲的竹内宏们没有看到：纯柏拉图式的集体模仿、集体创新制在造就日本奇迹的同时也将“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剧性的现象并不是新精英们的个人主义，而是没有政府官员、银行或企业，必须为10年之久的泡沫经济负责，似乎也没有亚洲各国政府官员为本国遭受的危机负责；而是裙带风盛行、贪污腐化惊人幕布后的精神荒芜。日本病使得我再度想起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让它负起各种各样的全部责任，那么结果恰恰是完全不负责任。
在亚洲得“日本病”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也涵盖了很多其它经济体。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经济成长所带有的“日本病”色彩在被涂抹开来，连“创新”这样千差万别、箐芜俱存、主要由私人部门进行的事情也被冠以“工程”之名。迹象之一是政府动用私人部门资源，注入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的趋势有所强化，但旧企业的亏损乃至破产和新企业的崛起和壮大正是市场机制这枚硬币的两面；迹象之二是化解银行不良贷款和建立社会保障机制进程缓慢的同时，以口号带项目，以项目耗资金、以资金出速度、以速度回避渐进改革中沉淀问题的苗头有所抬头；迹象之三是仍然对经济成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市场机制缺乏信任，对政府决定增长却寄托不切合实际的厚望；迹象之四是金融信用和国企集团的信用正被隐含的国家信用所取代。在重新审视日本病时，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对待市场经济只可能有实事求是一种态度，而不能虚与委蛇，所有的特色是在市场冲刷后仍不改的特色，而不是事前用油毡布密密裹来生怕市场冲击的古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