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突然爆发呢？对一战的起源，历史学家们投入了很多精力来进行研究，霍布斯鲍姆曾说，自1914年8月至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过一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制造的纸张、所砍掉的树木以及为此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的耗费都要多。

历史学家史蒂文森这样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动的一场局部战争，这场局部战争几乎瞬间就演化成一场包括欧洲六大国在内的两大集团间的对抗。其实，就历史事件而言，一战起源的导火索常常被学界称之为“萨拉热窝事件”。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前往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并访问其首府萨拉热窝，企图强化奥匈帝国对这块新吞并地区的统治。这一举动让塞尔维亚人感到被奴役的威胁正在接近，6月28日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黑手党”成员普林西普刺杀了皇储夫妇。事件发生后，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首相赴奥匈使馆以几乎全部接受条件的方式面交复照，以求和平解决。然而奥匈帝国拒绝了一切和解的外交调停，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在之后的一周时间内，俄、英、法与德、奥相互宣战。巨大的战争车轮，沿着连锁反应的斜坡，滚向浩劫的深渊，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就这样打响了。从斐迪南大公遇刺到战争爆发，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而这一个月又注定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月，因为它打破了1871年以来世界43年的和平。事实上，一直到临终之际，普林西普都不敢相信他那颗子弹会引爆整个世界。然而，是否没有萨拉热窝的暗杀子弹，战争就不会发生呢？

对一战的起源，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解读。第一种观点认为，由工业革命引发的西方列强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彼此之间形成联盟体系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萨拉热窝事件正好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线。表面上看战争由一个偶然事件引发，然而偶然中却蕴含着必然的因子。这一观点是从战前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视角进行解读。

的确，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的博弈与结盟自然就隐含着竞争性关系，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危险。1879年10月，为了应对法国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首先缔结秘密军事同盟，1882年意大利加入，率先形成了“三国同盟”。面对这一现状，法国和俄国也在1894年签订条约，结成伙伴。而英国一直是和德国存在着竞争性关系，面对德国的迅速崛起，深感受到挑战的英国分别在1904和1907年与法国和俄国签订协约，由此形成了“三国协约”。从地缘政治上来看，在一战前，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

不仅大国之间彼此结盟、形成对立，而且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彼此利益的不同诉求不可避免会带来冲突较量。例如在1905和1911年，德国和法国就发生了“两次摩洛哥危机”。事情的起因是德国和法国对非洲摩洛哥展开殖民地争夺。后来德国承认法国是摩洛哥的保护国，同时法国也让出一部分法属刚果给德国，使德属喀麦隆拥有了出海口，才使得危机暂时平息。但很快，又发生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地区长期是奥地利帝国（1867年后为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势力交汇之处，加之民族众多，一直被认为是“欧洲的火药桶”。20世纪初，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高涨，塞尔维亚人提出“大塞尔维亚主义”，希望将塞尔维亚民族统一在一起。俄国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支持下也向这一地区渗透，而奥斯曼帝国也试图重返欧洲。面对这一状况，奥匈帝国极为担忧和恐惧，1908年，单方面宣布正式吞并波斯尼亚，挑起这一地区的危机。1912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结成既反对奥斯曼帝国又针对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同盟”，10月相继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引发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战败。1913年6月，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这次是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和门的内哥罗为另一方，而保加利亚为一方。奥斯曼帝国支持塞尔维亚等一方，奥匈帝国则持保加利亚这一方。最后保加利亚被战败，被迫割地求和。

后来的历史证明，大国间的冲突较量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局势的紧张与失控，正是“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地区成为一战的引爆点。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是德国蓄意发动了战争。这个观点在二战后非常流行。从前面德国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争夺殖民地就可知晓。在一战结束后，英法领导人在讨论到底应该在哪里审判和绞死威廉二世。由此可见，他们都认为德国应为战争负责。而威廉二世在一战前却对主战的军官们说，我给了你们想要的，你们可不要后悔啊。这表明威廉二世也非一心想要发动战争。一战后，威廉二世流亡荷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是犹太人和共济会阴谋发动了一战。

但无论通过什么视角来解读，德国都是绕不过去的要素。至于是否认为德国要为一战的起源负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这里还是需要首先对1871年俾斯麦统一之后的德国做些介绍。

1870年，德意志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打败了法国，实现了统一。统一的帝国建立后，俾斯麦首先面对着德国自身的定位问题。俾斯麦清醒地认识到：新统一的帝国虽然强大并显示出蓬勃朝气，但它毕竟还很年轻，正处于成长的时期，还不具备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能力。因此，在“政治是量力而行的艺术”，和“人不能够横拿着竹竿穿过树林”这样现实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俾斯麦在任期间一直奉行着名为“大陆政策”的外交路线。其核心内容是，德国外交的重点仍然是欧洲大陆，而不是世界。这样做就是为刚刚统一的年轻的德意志争取和平的时间和空间，避免过早和过多地卷入世界性纷争，集中全力先发展自己，巩固和确定德国在欧洲的强国地位。

为了贯彻他的“大陆政策”，俾斯麦制定了这样的外交路线：联合奥地利，拉拢俄国，疏远英国，孤立法国。为此，在外交实践上，他协调俄奥关系，挑起英俄交恶，加深英法对立，离间俄法关系。由此，俾斯麦利用每一起国际争端，精心编织着他的外交网络。

在俾斯麦确定“大陆政策”的外交方针过程中，一些容克和资产阶级曾强烈地反对，他们坚决主张“为了德国的威望”，考虑到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应该走出欧洲、走向世界、进行殖民扩张，为德意志帝国争得更大的利益。面对这些言论，俾斯麦顶住压力，不为狂热的“民族情绪”所动，坚持要从德意志的现实出发，要从德意志的国家利益考虑。“我们不要为‘威望’所愚弄”，“应该有勇气放弃迄今为止所流行的‘感情政策’，而奉行一种‘现实政策’”。俾斯麦明确表示，他是受“现实的委托”来为德国创建一个国家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德意志绝对不能够超越欧洲大国的定位，而成为世界性大国。

平心而论，俾斯麦对德意志的定位是建立在对德国、对欧洲以及对世界局势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上。这是因为，此时国内和国际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允许德意志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这些现实状况为：首先，以普鲁士为中心统一起来的德国，内部的分离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因而初生的德意志帝国不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外部，理应是重心向内，把这个松散的、不稳定的联邦逐渐改造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

其次，推行新的殖民政策，必然会与“统治着波浪”的大英帝国为敌。为此首先得有强大的海军，而在这方面德国的力量是很微不足道的。俾斯麦在1873年6月2日给德皇的报告中写道：坚持不谋取欧洲以外地区的政策，因为一旦德国要扩张空间势力范围，势必就要有强大的海军。而目前德国的海军在战争情况下，仅能完成其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的一半。因此，如果想盲目地扩展海军，占领海外殖民地，反而只能削弱德国。他警告说：如果这时的德国让殖民地问题缚住了自己，那“就会陷入波兰小贵族的境地，他们虽有黑貂皮大衣，但是没有衬衣”。

再次，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一度沉寂，但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这使俾斯麦敏感地认识到，德国在这时介入殖民争夺，会由此引起大国间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不管其成败与否，都将在许多国家导致革命。”为此，推行保守的外交路线也正是要集中精力发展好国内的事务，实现社会的稳定。

最后，德意志帝国立足和控制欧洲大陆尚未得手。战败的法国举国上下卧薪尝胆，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复兴；俄国始终不愿明确表态支持德对法的新战争；英奥也都不肯坐视一个过于强大的德国的崛起。因此，德意志帝国要在欧洲大陆站稳脚跟并非易事，它的孤立状态和招来东西两面夹击的危机并未彻底解除。

的确，俾斯麦正是从以上德国的“现实”出发制定了帝国政府的大陆政策，在19世纪晚期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局势下,加上俾斯麦丰富的外交实践使德国成为并维持着欧洲的大国地位。通过实施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德国谋取到的好处显而易见。在经济上，德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1870年到 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 4.6倍，而英国仅为1.3倍，法国为1.6倍。德国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产生了显著的变化。1871~1913年，各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比重，英国从30%下降到14%，法国从10%下降到6%，而德国则从13％上升到16%，跃居欧洲之首，世界第二。可以说，正是在俾斯麦的正确外交路线下，德意志争取到了10年的和平，利用这么一段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德意志实现了自身的“和平崛起”。

在这样新的背景下，1888年，30岁的威廉二世继位。他一继位就对俾斯麦“大陆政策”仅仅把德国定位为欧洲的大国深为不满，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就像新兴的德国一样，不再满足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而是要跃跃欲试、急欲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威廉二世认为凭借德意志现有的经济实力，应该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所作为。由于两人在德国国家定位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1890年3月俾斯麦被迫辞职。这场首相和皇帝的矛盾与冲突标志着原先实行多年的“大陆政策”的结束，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正式登场亮相。

在俾斯麦当政时，就有一批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错误地估计德意志的地位，但都被俾斯麦打压了下去。而在威廉二世执政后，这种改变德意志国家定位的言论甚嚣尘上。1900年2月11日泛德意志报一篇“20世纪的德国”的文章吐露了德意志帝国的哀怨：“德国因本身殖民地拥有得不充分而不得不依赖于从南美和亚洲土耳其取得补充，从而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帝国军事将领弗·冯·伯恩哈迪在一本《我们的未来》小册子中也悲痛地承认：“我们在各方面仍显示不出世界大国的威望，德国只能在地球上的少数几个地区，即以前经英国认可的、目前还占据着的少数几块殖民地上自由行事。??这种殖民地的占有状况，无论如何既不符合我们作为有文化的民族而具有的价值，也不能满足我们的经济需要。”他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来观察一下英国、法国，甚至小小的比利时所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在地球的分配中，我们早已犯了严重的错误，吃了大亏。”泛德意志联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则直言不讳地写道：“如果说某一个国家有理由关心如何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这个国家就是德意志帝国??我们需要工业品的销售地区和工业原料产地。”很显然，德帝国主义已急切从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根本转变了。标洛在 1897年12月6日帝国国会论证德国在东亚的殖民政策时指出，“各民族在争夺统治大有发展前途的地区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不应当把德国排斥在外。德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土地让给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的天空，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在日光下的地盘。”于是此后，争夺“阳光下的地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就成为威廉二世的指导思想，并且转化成为实际的外交政策。

围绕这样的国家定位和外交路线，威廉二世开始对过去俾斯麦执政时未能采取措施加快海军建设的“愚蠢政策”深为不满，在他看来，“海洋对德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海洋问题上，在它的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德国，没有德国的皇帝，决不允许作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定叫海神手上的三叉戟掌握在我们手中。”标洛在1899年12月11日的帝国国会上公开宣称：“对我们来说，没有巨大威力的海军，而要获得幸福，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只有在我们懂得这一道理的时候，我们才能站到高峰而不坠。”为此，威廉二世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在军事上，开始扩军，特别是加强具有扩张世界性空间的海军建设；在组织体系上，任用那些赞同他的“世界政策”的人员。1897年，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1849-1930）出任海军大臣，狂热鼓吹对外扩张的伯恩哈德·冯·标洛（1849-1929）为外交国务秘书。此外，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32-1904）和外交部官员霍尔斯坦因等都是这一小圈子的人物。在实际的行动上，他们开始抢占“阳光下的地盘”。1897~1898年，德国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因为发展海军而与英国交恶；后来又发生了两次摩洛哥危机，巴尔干危机，直到最后出现了萨拉热窝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威廉二世时的德国，在“世界政策”的指导思想下，在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的实际行动中，在急欲要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冲动中将德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因此，如果要揭示一战以及一战后诸多国家如何进行选择，就需要回到一战前的欧洲，考察什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以及战后又有何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在制约着人们的决策与选择。进而可以思考在一战之后，面对着这一历史时刻，为什么这些国家会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惯性使然，还是历史的偶然，甚至还是基于某种宿命式的必然？

1936年，小说家瑞贝卡·韦斯特站在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市政厅的阳台上对其丈夫说，“我永远都不可能搞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的确，当一战刚刚爆发时，这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炸响的惊雷”。由此，历史学家展开了对一战起源的研究，努力探究一战究竟为何而爆发。在战争结束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就是德国应当对战争的爆发负责，因为德国主动选择了战争，或者说，德国人事先就策划了此次战争，以图借助战争的爆发打破欧洲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孤立，并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对这一观点，当然有着历史的依据，一是德国统一后从俾斯麦的“欧洲大陆政策”转变为威廉二世皇帝的“世界政策”，着力发展海军，要和英国与法国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确立自己成为世界的霸权的地位。二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全力进行军事武装，并和英国进行军备竞赛，全力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争。按照现在流行的术语，即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术界开始修正了德国应当承担责任的这一观点。1951年，由法国和德国历史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一致认为，“档案显示，在1914年没有哪个政府和哪个国家的人民预谋发动一场欧洲大战”。目前学术界接受了这一观点。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面对着变动的世界，如德国的崛起、奥匈帝国内部民族国家独立的诉求这一帝国解体潜在的危机，欧洲诸国都在进行合纵连横，确保自身的利益。一战前欧洲确立起了以英国、法国、俄国签约的协约国，另外一方则是以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结为同盟的同盟国这一国际体系。正是从国家间多重关系这一维度出发，2014年在一战爆发100周年之际，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多弗·克拉克出版了分量厚重的新作《梦游者》，该书改变了过去将一战的爆发视为历史的不可避免和一种必然，以及德国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比附之说，指出一战前的一些因果关系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汇聚在一起并且引发了战争。这样就需要聚焦于导致战争的各种人物的决策。在他看来，一战是欧洲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战争的所有参与者，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外交官、将军，在一战一触即发之际，都莽撞自负，且懦弱多变。他们不是狂徒，也不是谋杀犯，而是一群懵懵懂懂、不知未来走向的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1914年的这些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但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却没有一个人睁开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因此，引发一战的那场危机是各国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这是一场多极化的事件，是一种大范围内的相互影响。实际上，这一新的学术见解后面隐含着的是一种历史观的转变，它改变了以往那种两个强国必然冲突与对抗的历史决定论。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主义

存在何种渊源？

尽管学界认为，一战并非直接是两个国家争霸的结果，而是参战的各方短视甚至是没有主动进行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同样也是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机制进行有效干预的失控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一各方误解甚至漫不经心的后面，似乎又有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引领着人们的行动，在推动着各方走向冲突、走向战争。这股力量即是强大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与一战的关联在以前被忽略，而如今在一战爆发100周年的学术研究中又被重新挖掘，并成为学界对一战起源研究的共识。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一战又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在支配战争行动背后的思想观念上可谓积蓄已久。而随着一战的结束，新兴民族国家也相继形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悖论，民族主义充当着帝国解体和形成民族国家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却又导致了一场世界级的战争。

民族主义最早在欧洲诞生，18世纪法国思想家主要从政治的维度，将民族国家的形成视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而不是民族含义的国家。这意味着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含义尚未能从国家这一政治含义中解放出来。例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还没有“民族的”（national）这个形容词。而这一缺陷则在德意志浪漫主义者那里得到了重视和强调。面对法国文化的入侵，以赫尔德和莫泽尔为首的德国学者，响亮地提出了民族有机体和民族精神等概念，强调发展德意志自身的文化。从此，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政治型民族主义和以德意志浪漫主义为代表的文化型民族主义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两种潮流1。伴随着文化民族主义兴起，德意志打败了法国获得了统一，法德也就陷入民族主义的复仇之中，各自要为国家而战、为国家利益而战。例如在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上下弥漫着对德国的民族复仇，要将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收复回来。作家戴鲁莱德不停在疾呼，“应将阿尔萨斯与洛林还给法兰西，即必须收复失地”，“我们应将法兰西还给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应将阿尔萨斯—洛林还给法兰西”，“向国旗致敬！这是法兰西的呼声！普鲁士人庆祝节日时，他们为将来的征服而欢呼。我们这些昔日的战败者，应为希望而欢呼。战争夺走的一切将由战争夺回”。法国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在其主持的《法国史》中，也把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在民族主义的高涨之中，民族利益至上的观念占据着主导。当一战爆发时，各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也随即由国际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而法国的反战领袖以及社会主义者饶勒斯也被刺杀。由此可见，当时民族主义的观念是多么强烈。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在奥匈帝国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也愈发高涨。塞尔维亚人提出“大塞尔维亚主义”，希望将塞尔维亚民族统一在一起，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的刺客普林西普就是一个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人。普林西普就读于塞尔维亚东正教学校，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之后，在他的哥哥住处搜出“整整一个图书馆那么多的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关于种族主义的书籍”。同时，奥匈帝国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还不敢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对谋杀行为负责，但他们肯定有间接责任；在他们的领导下，民众受教育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外交部当中的宣传部，他们多年来一直安排一些教授和写手煽动舆论引发种族仇恨。政府也一直鼓励人民进行这种教育，并将谋杀看作种族文化高尚行为。在整个战前，在整个中东欧地区，泛日耳曼主义、泛匈牙利主义、泛突厥主义等广泛流行。在意大利，很多政治家甚至也声称，要把意大利文明传播到全世界。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的起源》一书，他认为：在自然界，“物种”或“生命体”存在着“进化”过程，由于各物种之间存在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因此通过“自然选择”而使“适者生存”。而这一自然界的现象却被一些思想家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由此发展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以法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拉普热为典型代表。他相继写出了《闪米特人，他的社会角色》《雅利安人，他的社会角色》和《种族与社会环境》等著作，认为，“正是物竞天择的机制永无休止地调节着民族构成，并在普罗大众中孕育着新的阶层，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兴衰荣辱。物竞天择的命题是达尔文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物竞天择学派的信条”，“各民族的诞生、存在、死亡与动物或者植物无异。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如同一个有机体，不断经历着生命的轮回”。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即决定论、不平等和选择，而选择则意味着犹如自然进化一样的优胜劣汰，甚至可以用屠杀、种族灭绝和战争的方式来进行。正如伯恩哈德所宣扬的那样，战争“不仅是生物学法则，而且是一种道德义务，同时也是文明中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缔造生命的原则”，缺少了战争，人类将陷于“堕落”和“倒退”。施莱弗也说，“战争”是“一种提升和激发人向上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95年，施密特在《社会秩序及其自然基础》中称，战争之所以能成为“最高、最权威的生存斗争形式”，成为“人类的福祉”，就在于它能测度每个民族的相对力量，只有那些最有生命力、最强健、最有效能的民族才能在战争中取胜。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战争可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索姆纳称“战争是人类存在的条件”，不仅思想家们这样认为，政治家们也是持如此观点。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宣称，“我对这个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民族—信心十足。这个民族自豪、坚韧、自信、果决，任何时候都不会因环境或变化而退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和普世文明的主宰力量。”皮尔逊也说道：“历史证明，有一种方式，也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产生更高级的文明，那就是种族竞争，身心两方面的强者生存。若想知道人类劣等种族是否能进化到更高水平，恐怕唯一办法就是听任他们互相厮杀，一决雌雄。即便如此，个人与个人、部落与部落之间为生存展开的争斗可能也得不到天则相助，因为他们缺少一种特殊环境，而雅利安人屡战屡胜极有可能得益于这一特殊环境。”一战前，德国陆军元帅毛奇曾说：“人类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而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伯恩哈迪将军在战前广泛流传的一本书中也写道：不用剑去冲击，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和无法解决的。

由此可见，一旦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会是多么可怕。战争与屠杀只不过是民族成长和民族国家建立的一种自然进程而已。因此，历史就是如此的诡异和充满悖论。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作用，仍然还沉浸在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利益的捍卫和对民族国家建构所起到的作用，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一系列中东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即是明证。但一战血腥的历史告诉世人，过度高扬民族主义是多么的危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的政治家们才痛定思痛，决心走上一条抑制民族主义、超越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即是欧洲共同体，最终促成为欧盟的诞生。由此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今的欧洲会对宣扬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极右翼分子保持着十分的警觉。

三、反思战争与民族主义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目前，在关于一战起源的研究中，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欧洲近代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本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理论基础，但在一战前却成为助推战争的思想动力。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反思。在此，关于民族主义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书面上的理论表达和欧洲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而是成了强调要为国家而战、为国家利益而战的一种心态甚至情感。

在法国，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一直处于对德国的民族复仇之中。就连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也将阿尔萨斯的回归作为其教育的使命。他说过，自那糟糕了的年份（1870-1871）起，他从未放弃过希望并不知疲倦地向无数的孩子宣扬这一希望和自信，并且时常重复对那些失去的省份负有永久的责任。他感叹，斯特拉斯堡的塔尖从未在他的视线中消失。

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法国弥漫着为祖国和民族而战、对德国复仇的心态和情绪。在精英阶层也是如此。1912年一次调查显示，在大学生中，文科学生说要在战争中找到一种有关能量与力量的美学典范，在他们看来，战争提供了完善人类德行、提升能量统治、牺牲自己超越个体价值的契机。50%的巴黎高师的学生（1905-1918届）死于战争。

第二，从社会的维度来看，民族主义超过了原先阶级之间的冲突，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本来在工业革命之中，社会的阶级冲突日趋严重，同时这一阶级斗争也不限于一个国家之内，而是开始成为国际性现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就是最为生动的写照。可是，当战争爆发后，原先还在高唱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各国工人阶级领袖此时也将口号改成“为保卫国家而战斗”。可见，民族主义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三，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中, 民族主义要将国家民族化（nationalising），成为民族国家。早在一战之前，近代民族主义就已经蓬勃成长，原先久已存在的帝国如奥匈帝国已经岌岌可危，这一区域内的很多民族纷纷要求建立民族国家。而战争之后，奥匈帝国解体，诸如波兰等民族国家形成。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也是这次战争带给人类的最大成果。

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民族主义是欧洲现代的最为伟大的发明，但也是带来灾难性的发明。说它伟大，是因为正是建基于这一观念，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形成；说它带来灾难，是因为其导致了很多冲突与战争。因此，二战后，欧洲为了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确保和平而建立了欧洲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为欧盟，希冀用这一超越民族共同体即主权性的民族国家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政治设计，毫无疑问，据此欧洲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今天，当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在世界各地盛行的时刻，我们需要切记民族主义的危害，严防其走入歧途。

霍布斯鲍姆这样说过：只有冷战结束之时，我们才能最终把“一战”的结果抛到身后。然而，当如今世界已经身处冷战之后时，人们对待“一战”的兴趣却丝毫没有减少，“一战”究竟因何而起，这个谜团仍然萦绕在我们心头。的确，人们没有忘记这场灾难，也在进行反思。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而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在这两个历史的关键时间点，欧洲以及西方世界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特别是在2018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战的纪念活动中公开表达，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人们需要警惕民族主义的再度抬头。

今天，站在21世纪的当下来回望这段历史，如何防止战争、实现和平仍是我们这个时代亟须思考和面对的重大课题。

本文原刊于《思想理论战线》（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