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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会友
李光耀的黑与白：被指最得人心专制家长
新民周刊 2015.03.27
李光耀的“英雄主义”
3月18日晚间，一份李光耀“死亡”的网页截图在网上流传，引得世界各大网络纷纷中招。一名16岁的新加坡少年涉嫌炮制了这起乌龙事件。
5天之后，领导新加坡52年的“国父”李光耀真正离去。而这位年轻的“预言家”却因为触犯滥用电脑法令罪名，可能面临数万元新币罚款以及10年以内的监禁。“被死亡”，一个在其他国家被视为玩笑的恶作剧，却在以严刑峻法出名的新加坡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就是李光耀留给新加坡人的众多遗产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聪明，同时也是最得人心的专制者”，李光耀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高效率、低成本“专制”，不仅促成了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打造出堪与欧洲媲美的高福利社会体系以及让全世界称道的廉洁透明政府。
然而，在自由与繁荣的选择中纠结，让李光耀的巨大声望中总伴随着争议。“家天下”、“霸道家长”、“威权主义”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现在，人们关心的是，离开了“国父”的庇护，新加坡的未来会驶向何方？
(陈 冰)
李光耀的黑与白
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让国父、强权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时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细细梳理其人生轨迹，却发现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变得单纯而简单。他那充满争议的人生就是铜板两面，好与狠紧紧粘合，黑与白难以割舍。
撰稿｜韩洁颖
这一次，媒体终于没能让他“死而复生”。
3月23日凌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让国父、强权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时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细细梳理其人生轨迹，却发现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变得单纯而简单。他那充满争议的人生就是铜板两面，好与狠紧紧粘合，黑与白难以割舍。
借用俾斯麦友人对俾斯麦的评价：无人得以不朽而无须付出代价。于“新加坡之光”李光耀，更是如此。
是“国父”也是“专制家长”
没人可以否认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国父”地位。正是在他“把持朝政”的数十年里，新加坡从当初的“弹丸之地”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跻身亚洲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行列。
1965年8月9日，当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无情逐出时，李光耀泪流满面宣布了此事。此时的另立门户对他而言并非喜事和荣光，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资源匮乏、国民素质低下、强敌环绕、夹缝求生的小城池。
当时的狮城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社会动荡仍在继续、种族冲突尚未平息，失业率高企不下。数字可以说明一切，1960年，这个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人均名义GDP为428美元，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失业率高达12%。
西方评论新加坡是一个“勉强成立的国家”，并断言“独立后的新加坡是看不到前途的”。
“我从来没想到在42岁时，要负起独立管理新加坡的责任，照顾200万人生计，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却不知道何去何从。”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道。
谁知这位置一坐就是31年，无助的李光耀苦苦摸索适合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前进道路。先是在制造业撕开一道口子，1968年成立工业区，建立轻工业基地，努力拉外资，给予外国企业多种优惠。短短10年，新加坡便摇身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利用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新加坡成功吸引著名石油公司蚬壳石油和埃克森美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
从1960年到1983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失业率则降至3%。1980年代后期，审时度势的李光耀提出继续大力发展制造业同时，推动金融、旅游、服务业等产业的蓬勃发展，国家工业结构组成日趋科学合理。
截至1991年老爷子卸任，新加坡的人口从144.6万增至313.5万，人均GDP为14504美元，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2%。
与此同时，原先那个脏乱差的的城市也彻底换了新颜，变成了环境优美、井井有条、人人向往的“白富美”。
《经济学人》称赞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代表人物，凭借一己之力将这个资源匮乏、移民杂处的小国“从第三世界带入了第一世界序列”。
李光耀自是容不得后续的半点瑕疵，他说过，“就算我死了正被你们送进坟墓，如果我感觉新加坡哪里不对劲，我会立马从坟墓中跳起来！”
由此可见，这位不屈的“国父”更像是“专制父亲”或是“全职管家”。只是有时过激的政策手段会引得满屏尽是吐槽体。
对待国民，他柴米油盐吃穿住行无所不包，婚丧嫁娶事无巨细。
1980年代初期，李光耀因为担心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选择不婚，提出了为人诟病的“优生学”理论。在他看来，人的聪明才智绝大部分得益于遗传因素，只有20%受教育和环境影响。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女性生的后代智商高、素质好、发展前途远大，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则恰恰相反。于是，他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结婚生子，而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若选择少生，则可获得现金“奖励”。这一说法因为带有对女性的侮辱，受到了国人尤其是职业妇女的强烈抗议。
三年后，他又一次抛出“婚嫁大辩论”引起轩然大波，老爷子在一次大学演讲中表示，男性应该找与自己匹配的优秀女性结婚。此后，为了解决“剩女问题”，他在跟一位未婚女博士对话时催起了婚，甚至还设立了国家机构专门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就连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等一系列日常道德行为都被写入了新加坡法律，最高可处以鞭刑。1994年，“搞笑诺贝尔奖”把“心理学奖”颁给李光耀，表彰他长期以来对以上行为影响的研究。
这也成了新加坡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宝贝”。“美国人连新加坡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谈到新加坡，只知道迈克尔-费伊(受鞭刑的美国少年)、鞭刑、口香糖……”
对于严厉约束、教育国民的举动，李光耀这样解释：“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因为他们受过训练。就像狗一样，若小狗从小就以适当方式培训，就会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这种社会。我们曾经努力训练一些成年狗，但它们还是会在电梯里小便。”
除此之外，当他发现小学生开始出现肥胖问题时，立即要求学校停止售卖油炸食品。大街上的广告牌旁边明确标注违规罚款的价码，比如禁止公共场合饮食，违者罚款500新元。
“我经常被指过度责干预国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我可以毫不懊悔地说，若我们从没介入国民的私人问题，国家也无法取得现在的经济发展。”
民主还是集权？
翻看李老爷子的成长轨迹，他应该更偏向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要知道他曾先后两次前往英国求学，第一次因为战火被迫中断，第二次则顺利取得了剑桥大学的法律学位。作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发源地，英国文化和思想对李的影响自是不可或缺。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化的冲突》一书中曾写道，“用一位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
新加坡也的确沿袭了西方民主国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政府由经过民选的国会产生，反对党的存在是合法的，党的执政需要通过定期的公开大选产生。并且其福利体系跟欧洲也一脉相传，例如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
但在西方国家的眼中，新加坡所采用的政治模式距离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有人甚至批评其为“温和独裁”。毕竟李光耀执政下的新加坡虽说不是一党独大，但其所在的人民行动党是国内执政的“万年青”已是不争的事实，相较之下，反对党势单力薄，长期以来只能分到议会席位中的个位数，实力悬殊可见一斑。
对此李光耀直言不讳。他认为，如果新加坡成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两党制，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外交学者》网站的文章表示，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对李光耀建立的政治体制表示不满，“他们想要在新闻、言论以及集会上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民主。实际上，这正是李光耀政治哲学中缺失的部分”。
老爷子对民怨自是有所察觉但又无力理解，他将一切归咎于“年轻一代没有经历战乱，不懂感恩”。
“你说我是独裁者，随便吧，但那并不真的表示我就如你所说，我在自由选举中能轻取对手，我还需要当独裁者吗？”
作为马基雅维利的拥趸，同时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的苦难的李光耀认为，想要真正控制人民、管理社会，只有通过权威和恐惧手段才能实现。马基雅维利是“残忍治国之道”的代言人，而这一理念也贯穿老爷子的强人政治作风，正如他所说：“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
因此，李光耀在建立民主和法治社会中，一直强调“要有铁的手腕”。他在1965年对工人代表说，管理新加坡人必须强硬如铁，这包括了推行严刑峻法。
最能体现李光耀“严刑峻法”政策就是新加坡的一张对外名片——鞭刑。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坏法》，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维护市容和保护公私财产的工具。这种罕见的严厉处罚在国际社会引起大范围的讨论：国际人权组织反对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国际特赦组织形容它非常“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有些人认为此举违反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但新加坡不在此公约的签署国当中。
对于媒体，李光耀更是毫不遮掩地表示，别用“新闻自由”那套吓唬他。对于持不同立场的媒体，除了吓唬逼退，甚至是从制度上毁掉其存在的可能性。
1977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一比例，导致了报纸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了算，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掌控之。随着将管理权下放到当地的四大银行，其实跟政府掌控没有根本的区别。
李光耀的观点是“报刊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这倒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报刊理论不谋而合。即便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其专门设立了管理传媒业的单位机构，派专门的人负责阅读每天的消息，如果发现有违反政府指示或国家利益的报道和言论，轻则提醒有关报章的负责人，重则向有关负责人发出警告。
新加坡政府还牢牢掌握着境外媒体的话语权。比如英国《经济人杂志》曾报道现任总理李显龙的老婆担任财政部资金管理局淡马锡控股的董事，批评其国家私有化的做法，李显龙诉诸法律，最后以杂志的道歉而收场。
同时，李光耀还被指在新加坡谋求家族利益，搞隔代世袭。有人笑称新加坡改名叫“李家坡”似乎更加合适。
“抱有我会退休想法的人们，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头脑烧坏了没有。”这是1990年李光耀卸下31年的总理重担，对继任者吴作栋说的一句话。
果然，他随后被任命为“国务资政”——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内阁职务，直到2004年7月任期届满。2004年，吴作栋把总理之位正式传给李光耀儿子李显龙后，李光耀转任“内阁资政”，又一个为李光耀首创的政府职务，居于“国务资政”之上，被维基百科翻译为“国师”。不管怎么变，老爷子都有恋栈不退的嫌疑，在新加坡政府中当上了“太上皇”。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儿子李显龙为现任总理，小儿子李显扬曾任最大国营企业新加坡电信的总裁兼CEO，儿媳以及亲家是大企业家，只有做医生的女儿李玮玲不在掌管新加坡政治或经济命脉的圈子里。
有媒体质疑，“李显龙出任总理，有李光耀刻意培养和操作的痕迹”。李光耀回应说，李显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称职的。
“如果我没当上总理，他可能早几年就坐上了那个位置。我不会让不够格的家庭成员担任要职，因为这对新加坡或我本人的历史功过来说，都是个灾难。决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李光耀表示。
而当李光耀逝去，影响力逐渐褪去时，新加坡模式能否继续发展引发了《纽约时报》的质疑，“在可能更自由的新一代人手中，李所创造的精英政治模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好友还是损友？
作为运筹帷幄、以小搏大的政治家，李光耀外交的两面性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他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对这位新加坡国父来说，无论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还是从一个政治家的政治生涯角度，中国，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光耀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清远都党溪乡，是汉族客家人。尽管自小便接受英式教育，但是李光耀对于血系源头的中国，始终有一份独特的感情——这一点从他一直所推崇的儒家文化，便可见一般。
而正如他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一般，单单是李光耀与中国的故事，就可以复杂多变地写成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姑且定为《黑与白》。
不妨先说说李光耀与中国之间的“白色故事”。从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访问新中国算起，我们便会惊讶地发现，“超长待机”的李老爷子，在近40年间的时间里，和新中国的5代领导人集体都打过交道。200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就曾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某种程度上，曾经30多次访问中国的李光耀，不仅仅是中新关系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他以及他背后的整座狮城，都可以算得上是新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引路人”。
庞大的中国从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借鉴的是发展思路而非全盘复制，但实质上，中国从这种借鉴中获益匪浅，“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很大影响”。
其实不只是经济，在外交方面，李光耀同样是中国的老面孔。
以中国投入大量心血的台海问题为例，李光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台湾重回大陆怀抱只是时间问题。李光耀认为，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加强，美国派兵远赴台海并非一直会有必胜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台湾对大陆而言，是属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是对美国来说，台湾仅是次要的利益。他也指出，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密，全世界没有国家会支持“台湾独立”。
针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李光耀也是有名的乐观派。2000年，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就曾这样预言——“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一个华人的角度，李光耀给予中国的关注与扶持不可谓不多。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李光耀同时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实用主义、稳健中带点狠劲儿、被人诟病为“温和的独裁者”……这些都是李光耀政治生涯中不可磨灭的烙印。
因此，即便是对于自己的祖籍国中国，李光耀的“黑色故事”，同样颇为可观。
众所周知，尽管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曾与马共有过短暂的合作，但是骨子里李光耀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者。他曾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当年力主与大马合并，也有借马来人之手清除新加坡华裔中左翼势力的明显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李光耀是东南亚访问中共最频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与新加坡的建交时间是在李光耀首次访华10多年后的1990年10月3日，是东盟中最晚与中国建交的。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著名的南洋大学正是因为李光耀“去中国化”的做法，而在1980年走向了销声匿迹。
外交、军事方面，李光耀的做法显然更是摇摆不定。依旧是台海问题，尽管有促成1992年“汪辜会谈”的美好先例，但在更多的时间里，李光耀对于海峡两边的态度都是极为极为暧昧的，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一度和据守台湾的“蒋家王朝”走得很近。
此外，李光耀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以舆论方式打压中国——他曾撰文表示，即便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也不会恢复汉唐时期的世界霸主地位。此举真的有种强行向美国示好的意味在里面。
他还曾告诫东盟不能成为中国的附庸，警告日本、印度注意中国的崛起，并且指责中国文化的不自由……
无论是指责中国，抑或是示好中国，我们不难发现，李光耀的做法始终在寻求一种亚太再平衡的态势——既不让中国一家独大，也不让外部势力趁虚而入。左右逢源，李光耀的政治态度深深扎根于这些政治活动之中，这却也是新加坡身为一个面积仅有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小岛国的无奈。
新加坡与李光耀的左右逢源——毕竟更多的只是一座城邦的经验，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恐怕是一种忧患意识，还有李光耀对于实用主义政治的完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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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会成为他父亲的翻版吗？
从小被“像王储一样带大”，一直受到父亲严苛训练的李显龙能否走出父亲的庇荫，继续书写世上最了不起的成功故事？2004年《财富》杂志曾经发表过编辑路易斯·克拉尔的一篇深度报道，作为最早报道远东经济崛起的美国记者之一，他指出李显龙并不想像父亲那样行事，他乐于给新加坡留下自己的政绩——
他尽力消除家族王朝统治带给民众的印象。他希望把新加坡转变成一个医疗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心。为了鼓励新知识经济所需的创新精神，他允诺要“割断”国家对大小事务的“控制”，因为它已经使400万国民养成了顺从习惯。李显龙说，取消对吧台舞和“蹦极”的长期禁令只是一个表面的迹象，说明“我们准备采取行动，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变革”。他甚至考虑成立一家赌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我们不能受过去行为的束缚，裹足不前。”
李显龙不像其父那样实行铁腕统治，而是鼓励新加坡人畅所欲言。他说：“异议并不意味着反叛。”他想提高人民关心国家前途的意识，但又不想对其政治制度大动手术。“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说，“你必须展开大辩论，但最终不能失去形成一致意见的能力。不是所有的亚洲社会都能做到这一点。”他又说，一批“不可忽视的少数派人士”想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他们“可以参加，提出建设性建议并从中受益”。但是，最后的决定要由统治者来做。
李显龙尽管紧抓政治控制权不放，却有可能在艺术和社会习俗方面鼓励人们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例如，政府已经停止审查剧本。《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一片正在有线电视台播出，政府机构不再禁止同性恋，当地传媒在刊登模特儿特写照片时也比以前大胆了一些。但是，李显龙拒不允许“好打抱不平的新闻媒体”干政。他也不会给政敌提供多少活动空间，认为“政府必须回击甚至毁掉他们”。毁掉他们是什么意思？“就像《纽约时报》对你们美国的一些政治竞选人所做的那样。”
小国大外交的操盘手
李光耀留下的遗产里，被全球几代人都不得不敬佩的，不是其国内辉煌的治理，反而是其无与伦比的外交成绩及外交思想。他在大国的缝隙中创造了“小国大外交”的奇迹。
撰稿｜和静钧
李光耀走了，他留下的遗产里，被全球几代人都不得不敬佩的，不是其国内辉煌的治理，反而是其无与伦比的外交成绩及外交思想。如果硬是在他同一时代人中找到一个能与其比肩的人物，能相配的人，仅只有约旦国王侯赛因，他们都在大国的缝隙中创造了“小国大外交”的奇迹。
已故伦敦经济学院东南亚问题专家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曾说，新加坡在国际上“享有一种与其微小幅员和有限人口极不相称的影响力”。台湾学者陈烈甫称，新加坡在国际的威望“远远超过人口与土地的比例”。
生存外交
在现实主义的外交词典里，小国被视为毫无能力对国际体系施加影响的弱国，“弱国无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家布尔承认，“这些国家如此弱小、缺乏军事实力，以致根本不配称做强国”。新加坡1959年从英国那里获得了自治的地位之时，没有人看到没有资源、甚至连喝的淡水都需要进口的港口城市新加坡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大作为。
李光耀1959年起担任“自治邦总理”。在这之前，新加坡经历了英属时期(1819-1942)、日据时期(1942-1945)和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直属统治时期。
英国殖民者把新加坡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其海权和海航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英国可以承诺给予新加坡更多的自治权，却不乐见新加坡独立。
李光耀看到了马来西亚、英国以及背后大国美国的力量，通过借助马来西亚的力量，李光耀成功地把新加坡通过公民公投的形式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成为马来西亚下的一个联邦地区，这个“迂回战术”令新加坡摆脱了英国的统治。
在那个时代，冷战的阴影在全球进一步聚集，印度支那战争已经打响，美国影响力在强力趁势进入东南亚，美国自然支持新加坡脱离传统的东南亚霸主英国，把英国力量从东南亚驱逐出去，而马来西亚以获得新加坡的预期而全力支持新加坡脱离英国。
李光耀实现第一阶段目标之后，从1963年，几乎没有一项政策能与马来西亚的中央政策合拍，双方分歧加大，区域大国印度尼西亚趁势介入，马来西亚不堪新加坡的“烦恼”，1965年马来西亚议会干脆对新加坡下了“逐客令”，新加坡不费一兵一卒地“被迫”独立。
李光耀在世人面前表演了“悲情剧”，他含泪痛苦表示独立，没有欢呼。这与大部分国家独立之初的欢天喜地截然不同。李光耀是真正践行了“韬光养晦”之术，他让马来西亚人沉浸在“新加坡人会哭鼻子求我们接收回去”的幻觉中。
这一段历史牢牢地记住了李光耀如何为了一个弱小的新加坡生存独立而展开的“生存外交”之战，当他斗英国时，他引入了马来西亚、美国等外部力量，而他没有与英国撕破脸皮。当他转而斗马来西亚之时，又聪明地利用了印尼、美国等力量，成功地把新加坡引入了安全的港湾，他也没有与马来西亚结下世仇。
“多边卷入”
1965年独立之后，李光耀也从“自治邦总理”变成了“共和国总理”。1965年东南亚的国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介入东南亚政治势力争夺的，不仅有美国，还有苏联，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北方邻国中国。东南亚成为亚洲地缘政治最为动荡的地区，身居马六甲海峡之上的新加坡也自然地被卷入其中。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根本没有实力发展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独立解决领土等问题在内的国家安全问题，而新加坡的周围，均是实力不俗的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及超级大国。
李光耀曾言：“依靠几个大国在地区内相互竞争的平衡局面来维系安全的政策，比把国家命运拴在一个专横傲慢的伙伴身上更好。” 李光耀没有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多头卷入”的外交成了李光耀的选择。在这样的战略下，李光耀支持美国力量的存在，但当美国在东南亚居于优势时，新加坡欢迎苏联力量的平衡，当美国力量衰退、越战后期美国“撤出亚洲”之时，新加坡又竭力配合中国，使中国成为东南亚的一股平衡力量，另一方面，新加坡不顾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反对，依然支持美国在亚洲的政策。
李光耀的“多边卷入”外交战略，颇有“均衡外交”之风。历史上，能玩转均势与均衡外交的无非都是超一流的大国，如17世纪的英国对欧洲均势的维持。李光耀的平衡外交，师承于英国，被称为“小国玩弄大国”的把戏，这一游戏起了作用，新加坡上升为区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外交调停者与外交走势操盘手。
经济合作外交
李光耀的经济合作外交思想，又释放着他对务实外交的基本追求。
李光耀给新加坡设立的外交目标是如何争取邻国的承认与尊重，如何利用世界大市场来实现新加坡的现代化和经济腾飞。独立之初的背景是，新马分家使新加坡失去了传统的经济腹地，而英国决定撤出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加剧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失业问题。
甫一独立的新加坡不计前嫌，立即申请加入了英联邦组织。英联邦不再是个军事或集体安全组织，而是一个经济与市场联合体，加入其中，对本国经济与吸引投资有诱人的好处。
1967年初，李光耀公开表示：“东南亚国家可能通过一种可靠的途径，保证彼此的主权与独立，然后在经济上彼此协助，不相互倾轧，并确保彼此将不借武力改变彼此的疆界。”
1967年4月，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李光耀，当问及“新加坡是否积极考虑成为区域联盟或集团中的一个成员”时，李光耀回答，新加坡愿意参加任何联盟或集团，只要这种联盟或集团不是基于种族或意识形态的排他性。
同年7月，在与来访的日本首相佐藤会谈时，李光耀再次提出区域合作应超越意识形态斗争。他说：“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能和平相处，把各自的政治制度搁置一旁，让每一个国家都能运用其资源以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开发，追求区域性的合作，以保证稳定的经济成长，以充分的集体力量为所有亚洲较弱的国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安全保障，而使亚洲成为潜在的超级强权。”
李光耀的经济务实合作外交，巧妙地利用了全球化与世界市场两股力量，没有令新加坡成为区域某一大国的附庸。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李光耀在国际上的外交影响力越大。
导师外交
李光耀穿梭于国际外交平台，凭其睿智与经验，以及推心置腹的诚恳，与他接触过的领导人往往把他视为“导师”。李光耀对时局的精辟分析，赢得许多大国领袖的认可，并将他的直率批评视为诤言。
在一本李光耀的传记中写道，1978年李光耀与邓小平会谈时，邓小平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中国必须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他甚至提倡“亚洲价值观”，在亚洲外交上寻求亚洲主体性。他的小国的安全不能系于某一大国身上，小国的安全在于大国力量的平衡等思想，在今天依然在区域安全等战略上起作用。李光耀曾经说过，在一个地区，要是有两个以上大国的竞争，小国就有了合纵连横的空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贾秀东称，李光耀以奉行平衡外交著称。首先是借鉴不结盟思想，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建立正式盟国关系。其次，采取类似于瑞士那样的中立政策，多交友，少树敌，尽量在对立双方间不选边站。再次，不选边并不意味着不发声，而是选准议题、找准时机，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彰显新加坡的存在和影响。
甚至连基辛格都承认，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对他的启发最大。一旦有外交方面的僵局，很多人都会想到听听李光耀怎么说。
李光耀去世消息传来后，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情。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称李光耀为“一位巨人”。阿博特称，他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向李光耀的家人和新加坡民众致以慰问。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则表示，李光耀的勇气，决心，承诺，性格和能力，让他成为了一个强大的领导者。
对华外交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李光耀一生曾与无数政治领袖会面，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中国5代领导人的交往。自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的39年间，李光耀共访华33次，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罕有的与5代中国领导人都有过会面的国际政治家。李光耀与他们的会谈和交流，不仅推动新中关系的发展，也对亚太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谈到了1978年他与邓小平会面的一段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74岁高龄、矮小精干、敏捷硬朗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加坡渊源很深，早在其任职福建省时期，习近平就曾四次访问新加坡。2007年习近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也恰是李光耀。
这次会面后，李光耀对习近平表示赞赏，他对习的评价也被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李光耀表示，“他(习近平)让我感觉他很大气，是一位思想有宽度的人。他对问题深思熟虑，不是要炫耀知识的那种人……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经历过不少艰难，例如年少时被下放，1969年派到陕西，但他还是能慢慢向上爬，从不埋怨或发牢骚。在我眼中，他跟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前总统)是同一等级的人。”
2010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新加坡，和李光耀一起主持了邓小平纪念铜像的揭幕仪式。因之前的会谈较原定时间为长，仪式延迟近20分钟。李光耀以主人身份先到场迎接习近平，习近平则礼貌地请李光耀先就座。主持仪式时，习近平也细心地用手搀扶李光耀起身。结束后，习近平又再次与李光耀握手，并说“很高兴跟您会面”，言行之间流露出对这位长辈的尊敬。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致唁电。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纵观李光耀对华外交史，历史几乎历尽了中国从50年代的“一边倒”、60年代的“两面开弓”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等外交战略调整，以及80年代始的改革开放。某一阶段中国外交战略的不同，也必然找到了李光耀对华政策的不同。新加坡一直等到区域内的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复交之后才与中国建交，那已经是冷战缓和之际的1990年。当中国吹起改革开放之风时，李光耀积极推进新中经济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等都是中新合作共赢的杰作。然而，当中国显露出区域大国的影响力时，他又在国际场合上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总之，他的对华外交，虽因文化和血缘纽带关系，显示出特殊性一面，但始终处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现实主义外交本性，这一作风，也被其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继承，李显龙在一次美国演讲中，公开支持美国遏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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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名言录
“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我总是觉得此事很奇怪：一个国家有麻烦时，就会受到国际媒体注目……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前，或1955年和1956年新加坡发生暴动期间导致两名记者遇害之前，世上没有多少人听过新加坡这个地方。后来我开始明白，当涉及外国媒体时，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李光耀1959年9月16日于外国记者协会发言
“谁最伟大？”
“邓小平是个伟人。中国原是一个破败的国家，本可能像苏联那样崩溃，但他一手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让这个国家变成今天的面貌，并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
“谈美国人”
“美国人是了不起的传教士，他们有一股难以压抑的冲动，要别人改变信仰。”──《李光耀才智名人名言录》(1992年)
“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是？”
“如果没有水门事件，我认为是尼克松(Richard Nixon)。他的世界观很务实，分析力很强，实事求是，还精于谋略，把事情办好。但他凡事过问的性格，加上极希望连任，令他为人变得过于执著。”——《李光耀对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汤姆·普雷特(TomPlate)著
“最差劲的美国总统是？”
“我的名字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我是种花生的，现在竞选总统。然后，他就当了总统！”——《李光耀对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汤姆·普雷特(TomPlate)著
“谈比尔·克林顿”
“他很聪明，精于政治，且性格外向，很讨人欢喜……跟他说话，你会自觉是世上最重要的人。但我想，他经常犯规，这大致上也是事实……就他的情况来说，这部分是他性格所致。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他的童年很艰苦，诸如此类……”——《李光耀对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汤姆·普雷特(TomPlate)著
谈及英国政治人物
“在英国，要是看看牛津或剑桥一等荣誉毕业生的事业历程，就会发现这些人最终没有从政，而是当上银行家、金融家或专业人士。”
谈及李显龙
“如果我没当上总理，他可能早几年就坐上那个位置了。我不会让不够格的家庭成员担任要职，因为这对新加坡或我本人的历史功过来说，都是个灾难。绝不能允许有那样的事。”──《李光耀才智名人名言录》(2005年)
关于治国
“我只做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否政治正确。”──《李光耀才智名人名言录》(2000年)
世界各国领导人对李光耀的评价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迄今，他依然不懈地推进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我对他满怀敬重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们的双边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2011年5月23日)
巴拉克·奥巴马 美国总统
李光耀是20世纪、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推动亚洲创造经济奇迹的人物。(2009年10月29日)
比尔·克林顿 美国第42任总统
李光耀的公共服务生涯极不寻常，引人瞩目……他在担任总理以及内阁资政期间的工作帮助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数百万人过上了更好的、更富裕的生活。我希望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在李光耀的辉煌业绩上更上一层楼……我感谢你们(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商务理事会)将殊荣授予了一个令我万分钦佩的人。(2009年10月27日)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美国第41任总统
我在漫长的公共服务生涯中遇见了许多睿智的、能干的人，但没有一个像李光耀这么令人印象深刻。(2011年，李光耀所著《我毕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上的评论。)
雅克·希拉克 法国总统(1995~2007年)
李光耀延揽了一批优秀人才，把最严格的标准转变成了一套管理制度。在其领导下，公共利益至上，崇尚教育、工作与储蓄，以及预测狮城需求的能力都使得新加坡走上了我所说的“进步的捷径”。(2000年，李光耀所著《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上的评论。狮城指新加坡。)
玛格丽特·撒切尔 英国首相(1979~1990年)
担任首相期间，我阅读并分析了李光耀的每一篇讲话稿。他可以透过宣传的迷雾，无比准确地阐述我们时代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他从未出过错。(2000年，李光耀所著《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上的评论。)
赫尔穆特·施密特 德国总理(1974~1982年)
自从遇见我的朋友李光耀以后，他那超凡的智慧和直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为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家的生涯中，他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有能力建立一个适合新加坡民族多样性的政治框架，现代新加坡的经济社会进步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这种能力。这本书是其洞察力与能力的又一见证。(2011年，李光耀所著《我毕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上的评论。)
新加坡：一个人的软实力
这位英国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以知英知新(即知彼知己)的智慧清除了老殖民主义者重返的土壤；并铸就了堪称世界一流的新加坡软实力。
撰稿｜王泠一
锻造软实力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新加坡和相邻的马六甲了，只不过史书里最早称呼新加坡为淡马锡。600多年前，从上海附近太仓出发的郑和船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远洋阵营。其中，郑和船队七次经南海至印度洋，有五次选择在马六甲进行淡水补充和人员休整。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在这里建立海军据点，只是建立了当时的贸易枢纽。于是，后来有近千万中国人由新加坡抵达南洋各地，包括李光耀的曾祖父。
作为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本人几乎不提他家族源于中国。他在新加坡执政时也不提倡华文教育，还曾经花很大力气强调“占人口74%比例的华人不是中国后裔，而是新加坡人”。他关于华人以及中国地位的一些言论，经常被如今的华人社团领袖和更加年轻一代的中国网民批评；但中国领导人很宽容地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缔造者和推动者，他的逝世是新加坡也是亚洲的损失。如果就李光耀同时代的一些政局和乱局相比，新加坡有他是十分幸运的。
这个世界还有不少类似新加坡的袖珍国家，身边则有强悍的邻国；往往都被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殖民过，甚至还和强悍的邻居一度是统一的国家。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对和谐的分治邻居外，只要有英国殖民者留下纷争伏笔的地方都不会太平。如1959年新加坡进一步取得自治地位之后，同年5月举行第一次大选。李光耀创建和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了43席；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职，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接着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可是，没两年就和中央政府闹翻了。新加坡随即独立建国并寻求国际承认，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了联合国，同年10月加入英联邦。独立期间至今，这块土地未发生战火！
其他地方怎么样呢？科威特上个世纪60年代在英国授意下，从伊拉克独立出来，在萨达姆时期曾被武力兼并、随后爆发海湾战争；巨额石油财富充当了美国、沙特等盟军的军费。地中海明珠塞浦路斯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同时能够经略亚、非、欧；在英国佬的折腾下，独立后就内战，最后变成了分别以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为主体的两个武装割据政权。印度洋明珠斯里兰卡，也是如此。
老殖民主义者都一样，喜欢插手或直接武装干涉其所谓的“势力范围”。法国在临近新加坡的柬埔寨、越南；葡萄牙在邻近新加坡的东帝汶、印尼，都直接点燃战火、政变、内乱和暗杀。这些不幸，都没有在新加坡发生过；因为这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时代。这位英国高等学府的优等生，以知英知新(即知彼知己)的智慧清除了老殖民主义者重返的土壤；并铸就了堪称世界一流的新加坡软实力。
新加坡模式可复制？
李光耀的软实力构思，是最早进入哈佛大学研究视野的亚洲案例。其核心理念也有相应的闪光点，首先是打造一个高薪养廉的高效政府。他担任总理以及其内阁部长的工资，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新加坡也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唯一没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国家，对腐败零容忍就是其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主张。其次，吸引全球范围优秀人才为新加坡所用。或给予国籍、或给予居住权、或给予研发型资助；并推崇政府机构、主力企业直接和西方一流大学、跨国公司实体性合作。再次，在大力招商引资的同步阶段，强力推进环境治理和污染预防。不存在跨国资本转移到新加坡而输进污染的情况，据笔者所掌握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案例，新加坡是真正未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国家。而这样的老路，韩国、波兰和墨西哥这些经济优等生都走过；但新加坡却一直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国家。第四，积极并创造性地谋求国际话语权的营建。这一方面是争取国际组织落户新加坡，如东盟秘书处和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就安营在新加坡；另一方面是争取大型国际会议或关键对话论坛在新加坡举行，如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香格里拉峰会和首次“汪辜会谈”等，都为新加坡赢得了国际声誉。而李光耀本人也是位很勤奋的演说家和撰稿人，经常抛出独具风格的警世之作；退休之后也不逊于基辛格。
软实力的运用方面，李光耀比同时代的很多政治家要显得高明；他的主场实际上在中国。和那些企图在中国推销普世价值的西方“祖师爷”不同，李光耀向中国领导人推介的是新加坡模式中的局部治理经验，而且中国方面觉得操作性强又比较管用。历史条件又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务实地战略决策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批学习目标是亚洲“四小龙”而非西方国家之后，只有一次机会即1978年末造访了唯一的一条小龙——新加坡。当年在新加坡，立国才13年的李光耀把摆脱贫困的经验和盘托出，包括如何吸引跨国公司、如何组建合资企业、如何设立工业开发区、如何推进廉租房建设以及公共绿化等课题。
用今天的话语系统来表述的话，这些课题的新加坡答案是可复制的。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现：新加坡紧靠海港的裕廊，昔日是一片荒地和沼泽，通过利用外资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成片开发，建成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区，又通过利用外资建成的3座大型炼油厂，以及钢铁、石化、造船等一批现代化工厂。尤为可贵的是，新加坡在大力引进外国资金、技术、人才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成功地抵制了来自西方国家的负面影响，保持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和睦、社会的安定和固有文化的尊严。新加坡经验，仿佛是颗定心丸。1988年，中国面临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困扰；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李光耀时说：中国改革缺乏经验，但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改变中国发展进程的南方谈话。在谈到赶上亚洲“四小龙”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课题时，邓小平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这些内容发表后，在新加坡高层中引起积极反响。
有意思的是，2008年有智库举办了庆祝邓小平访问新加坡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有专家提出，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一说”不过是客套话，再说30年过去了，新加坡还能让中国学习什么呢？于是，有自尊心极强的新加坡学者拿出《邓小平文选》中的条文一一说明这不是“客套话”，而是邓小平从访问新加坡开始到南方谈话的发表，一直思考了14年。之后，还诞生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而李光耀本人在任时和任后，也造访过中国大陆30多次；除了和各个时期的新中国领导人有密切交往外，他甚至还给北京故宫、杭州西湖、桂林漓江的涉外旅游业出过主意。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化的客座教授。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中国城市管理者，受委派或邀请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NanyangCentre forPublic Administration)开设的“市长班”深造。这些学生要么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么是国有企业高管，具体人选由北京方面确定，一年制课程完全使用中文教学。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已经成功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交通、环境、医疗保健和垃圾处理)在中国依然非常普遍；为新加坡发展做过贡献的、李光耀内阁时期的前部长们，向这些学生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2010 年，另一所学校，即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YewSchool of Public Policy)也开始接收中国官员前来深造。而2005年，李光耀在上海出席复旦大学百年庆典活动时获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演讲中表达了对上海的欣赏，认为上海必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
李光耀的晚年，还想为新加坡留给世界最后的软实力思想遗产——那就是他构思的“亚洲价值观”。不过，从软实力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没有国家硬实力的发展支撑，再严谨的思维也不直接构成国家魅力。而自从中国梦的理论和“一带一路”的中国主张推出之后，世界主流媒体和智库已经很少关注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了。如今，随着国父的离去，今后的新加坡会逐渐从理想回归现实。(作者为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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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三个预言
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他专门谈到关于中国的三个预言。
“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李光耀在书中说：“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在李光耀看来，中国的崛起已令西方和亚洲许多国家颇为不安。中国一再承诺坚持和平崛起，绝不谋求霸权，但关键在于，是否有人相信。对此，李光耀认为，中国会选择低调地强大起来，影响力得到提升，不会恃强凌弱，但同时也会展示力量。李光耀指出，中国人还意识到，要避免走日本和德国的老路。如果中国卷入战争，其国内就可能出现动荡、冲突和混乱，因而也就可能再次出现衰退，而且或将持续很长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论何时与他国陷入纠纷都会让步。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时，中国也会坚持原则。
中国将寻求与世界强盛国家平起平坐
李光耀认为，中国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大国是我们的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中国的经济崛起是非凡的，经济发展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在军事上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李光耀在书中写道，全球力量格局在发生改变。再过20到30年，中国将寻求与世界最强盛的那些国家平起平坐，中国希望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那么在今后10到20年，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呢？李光耀认为，中国将会很小心地朝着一个更多参与的政府形式前进。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和一些较低级别的立法机构已经开始实行直选，而中国提高直选的级别也并非不可想像，但其方式将是尝试性的、递进式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同样可以延伸到中国政治体系的其他方面。
习近平是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2007年11月访华时同习近平的首度会面，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印象。“习近平的大气让我印象深刻。他视野广阔，看待问题深刻透彻，但又丝毫不炫耀才识。他给人的感觉很庄重。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进一步想到他曾经受的磨难与考验，1969年到陕西插队，一步步往上奋斗，从未有过牢骚或怨言。我想，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李光耀说，习近平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领导的政府在各方面都拥有很强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能讲流利的英语。他们一心要建设一个富裕、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在李光耀看来，中国正处于关键时期，习近平将会集中精力处理这些问题。“不过我相信，他能处变不惊、妥善应对。习近平很有影响力，我相信他能领导好中国共产党，他的军队背景又使他在军中同样很有威信。”
李光耀生前与中国五代领导人均有交往。自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的39年间，李光耀共访华33次，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有会晤。据凤凰视频整理，对于中国的发展，李光耀曾经数次做出“预言”。其中的一些已被验证，另外一些则静待时光。
“毒虾”控扼海峡
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李光耀提出了著名的军事理论———“毒虾论”，即新加坡应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不仅能与“鱼群”共存，还不会被“大鱼”吞掉。
记者｜姜浩峰
新加坡控扼着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连接着印度洋与太平洋。与同为大洋枢纽且相继爆发战争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相比，马六甲海峡在李光耀时代保持了和平。乃至如今，以马六甲海峡为海上生命线的中国、日本，包括美国，甚至印度、中东各国，都是马六甲海峡的利益牵涉方。
两运河一海峡，同为大国角力之所，况且弹丸小国新加坡本就独立自马来西亚。在此没有战略纵深的枢纽上，新加坡如何控扼海峡呢？是独具四两拨千斤的巧力，还是拥有在三只鸡蛋上跳芭蕾的技术呢？新加坡军队号称“毒虾”，其毒性是否足够让海峡保持镇静呢？
学以色列之蓝
描新加坡之青
“请你们帮助我们建造共和国的军队！”如此请求，埃及置之不理，印度也置之不理。1965年8月，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负责本邦防务的英军突然全部撤退。面对周边波谲云诡的地缘政治局势，李光耀想谋求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无奈一时找不到敢于插手马六甲海峡的强援。
甫一独立，小清新国家新加坡，接管世界最繁忙海峡的防务，并必须面对一众老辣对手。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看并不久远的岁月里，1956年，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国、法国、以色列为了谋取苏伊士运河，对革命不久的埃及发动联合军事行动，几十万海陆空大军，在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等地杀得天昏地暗。虽然埃及惨胜——因美苏表态战火熄灭埃及赢得道义上的胜利，然而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新生的埃及共和国，仍得吞下“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果子，从头收拾旧山河。回首1956年7月，埃及政府从英国公司手里一举收回苏伊士运河，洗血国耻，何等豪迈？可战争过后，不得不面对军队被成建制击溃，运河特别是塞得港被炸成了瓦砾堆！至于1989年的巴拿马战争，美军兵分五路，几乎兵不血刃就生擒巴拿马领导人诺列加将军。
有着几乎相同的战略地位，凭什么新加坡是个例外？凭什么新加坡就不会发生战争？况且在国家成立之日，新生的新加坡共和国就有与马来西亚、印尼同时发生战争的可能。“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可到底该怎么准备呢？此际，一个非常合适的指导老师恰恰出现。
在李光耀的积极运筹下，1965年12月，以色列少将雅阿科夫·伊拉泽里率军事代表团秘密抵达独立方三个月的新加坡。仅仅6人的代表团，短小精悍，效率奇高。伊拉泽里亲率的一个小组，迅速帮助架构了新加坡国防部门和国内安全部门；另一组由少将约华达·格兰率领，组建军队的基层力量。直到如今，新加坡军队的基本模式也与以色列雷同，比如现役部队义务兵役制，比如架构有较强战斗力的预备役人员。
以、新合作至今，以色列得到的一大好处就是——至今新加坡都是以色列军火的忠实买家。有俄罗斯媒体曾披露，2001年至2008年，以色列出口武器的十大买家中，新加坡赫然在列。与之比肩的是英国、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美国、印度等大块头国家。2010年至2013年，新加坡更居以色列武器最大进口国排名第三位！
新加坡现役的预警机于2009年列装，来自以色列的4架G-550 CAEW。甚至有消息称，新加坡早已列装了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此乃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研发的全天候、机动型拦截系统。“‘铁穹’系统抗击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的有效率为75%左右。”通过对“铁穹”防御系统的实战数据进行分析，美国康奈尔大学朱迪思·若佩和平与冲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治·刘易斯得出此结论。
学习以色列架构新加坡军队，购买以色列武器，师从领土面积同样不大的以色列，于是与以色列同样面临强敌环饲、国小人少的新加坡，终于达到全民能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有着更多海上冲突可能性的新加坡，却也并不是范山模水亦步亦趋。如何学以色列之蓝，描新加坡之青，成为了李光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与马来西亚、印尼积极磋商，李光耀于1971年11月与之签署公约，三国公开反对马六甲海峡国际化，宣布三国共管海峡事务。“至今为止，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仍联合对马六甲海峡进行海空联合巡逻，美、日、印都想派舰、机参与，都被拒绝。”亚太安全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张军社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们反对域外大国直接介入马六甲军事事务。”三国又在条约范畴内互相牵制，不至于引起战争。比起之后以色列战云密布接二连三大杀四方，马六甲海峡上空就很少闻得到硝烟味。在李光耀辞世之际，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深感哀痛，并盛赞李光耀是有远见的领导者、亚洲事务“了不起的战略家”，是“历史巨人”。奥巴马甚至表示，李光耀的战略眼光，对自己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深有启发。善用兵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奥巴马今日里想学的，正是李光耀所深谙之道。
打造御敌“毒虾”
寻求协力“鱼群”
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李光耀提出了著名的军事理论———“毒虾论”，即新加坡应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不仅能与“鱼群”共存，还不会被“大鱼”吞掉。以此强调新加坡武装力量要保持有效的威慑能力，使大国不敢对新加坡轻举妄动。
学习以色列军队架构、战术，乃至引进以色列武器，都是为了完成“毒虾论”的最低层级目标，也就是打造一支有一定威慑力的军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国防预算长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占政府年度预算的34%左右。全民皆兵，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是新加坡军队的一大特色。新加坡的兵役制度要求——所有男性新加坡公民以及年满18岁的第二代男性永久居民必须到军队服役，服役期限为22到24个月，服役单位包括新加坡共和国武装部队、新加坡警察部队或新加坡民防部队(即消防队)中的一个，具体赴哪里服役，则以国防部决定为准。除了正规武装7万人以外，新加坡25万预备役部队，只要6个小时就能完成初步动员。然而，对于作为一个只有600多平方公里、战略纵深几乎为零的弹丸小国，如果一味增强军力，并不能保证在现代战争中有效防御。比如面对核武器袭击，该往哪儿躲？再看时不时遭到恐怖袭击的以色列，新加坡的上空基本闻不到硝烟味，这是何故？
且看李光耀“毒虾论”的第二个目标——“与鱼同乐”，也就是联防自保，寻求集体安全，将潜在对手转化为利益攸关方。最初的“鱼儿”是马来西亚和印尼，由此建立了一套有条约保障的结群自保体系。这一体系的加强版则是维持和加强与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五国联防。此乃西南太平洋地区第二大军事安全组织。此五国联防，一定程度上抵御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渗透。在此基础上，新加坡再谋求与东盟国家政经合作。如今，新加坡每年办香格里拉防务论坛，拥有主场的新加坡国防部却竟然是论坛协办单位，而主办单位则是英国的民间智库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由此民间智库牵头，包括美、中军方高层都来参会。
在实现了“毒虾论”的第一层级、第二层级目标以后，新加坡仍旧单独与美国保持军事联系。新加坡认为，“美国是一条友善的大鱼，能阻止其他大鱼到本地区闹事。”所以，新加坡一向支持美国在本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并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引入新加坡——美国在新加坡有樟宜海空基地。如果有人想吃掉新加坡这条小鱼，除了要考虑五国联防和东盟这两个鱼群外，还要特别考虑一下美国这条大鱼答不答应。周旋于大国间讨巧不跟邻国搞对抗，新加坡由此达到了保卫自身安全的目的。
但即便如此，按照张军社所言：“美军樟宜基地仍以后勤补给为主，由于新、马、印尼三国联合反对，美军不能直接参与马六甲巡逻。域外大国可以以反海盗等名义，对三国提供技术、财务支持，却不得直接插手。”张军社向《新民周刊》透露，目前中国也派员到新加坡，参与支援海上信息融合中心。“新加坡欢迎周边沿岸国家提供反海盗，包括反12海里以内海上武装抢劫等，但反对各国在马六甲投射具体的兵力。这一点，态度非常鲜明。”张军社说。
我是如何变成新加坡人的
就像美国人会以“9·11”之前和之后来谈论生活的转变一样，将来我们也会以3月23日来划分“李光耀时代”和“后李光耀时代”，因为这个稳定新加坡政治和影响东亚局势的政治巨人的去世，我们的生活也许会在各个微小的细节上发生不同层面的改变。
撰稿｜王 哲
清晨5点，床头的手机突然亮起来。在闷热的南洋的黑夜里，手机固执地振动不停。WHATSAPP里，不同的群传递着同一个消息：那个影响新加坡和整个东南亚的人离开了。
难以继续入眠。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上一次感受到这样的震惊，是在房东家的电视机里，目睹“9·11”事件世贸双塔倒下的瞬间，算起来，那时候我和太太刚来新加坡一年。那时候，她没有固定的工作，我还听不懂学校同事的英文，我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家具，在我工作的中学附近租了主人的一间房，养育孩子的计划还很遥远，而人生似乎完全不能确定，更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公民。
初涉南洋
人生有很多值得纪念的日子，比如这天，1999年12月21日，我和大学同学搭着同一班东航飞机，踏上所谓南洋的土地。那时候，李光耀77岁，还是内阁资政，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他的第一部回忆录发行不久，第二部回忆录即将发布。他领导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但是，吸引我的，不是它的廉洁，而是教育部提供的薪水以及1：5的新币与人民币兑换率。那时候的梦想，是六年之后回国买房——当然，我不会预计到：之后的中国房价，会一路高歌猛进，到了拿着新币还是买不起的程度。
从那天开始，我们都学着改变自己，适应这个闷热的南洋都市国家。有时候，你得忍气吞声：中介带我去租房，房东冷冷地说“我不租给中国人”；有时候，你也有意外之喜：结果是这位房东的母亲——住在隔壁的安娣租给我她的客房；有时候，你也免不了会崩溃：开学第一天第二天，连续两天开会，听不懂英文，绞尽脑汁看会议上发的材料，这是欲哭无泪；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无所事事，也不敢打电话回家——贵！
新加坡，有它自己的味道，混合着榴莲、咖喱、乌打，以及红毛丹等等的闷热的味道。后来，在看《花样年华》的时候，我每每觉得，梁朝伟没有传达出正确的新加坡的“味道”，不然，他真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打扮得那么齐齐整整。毕竟，这个国度的常年气温是26-32摄氏度，只要不是躲在空调房间里，你一定全身发黏，汗水也一定很快浸湿你的雪白衬衫。幸好的是，虽然学生戴领带，但老师却不用，不然，一定会发疯。
千禧年之夜，我和两个朋友用一顿寂寞的火锅表示庆祝，在滨海湾的摊位。但是不知为什么，在那以后的日夜，就像装了轮子一样绝尘而去，到了2002年，才突然一顿，时光被SARS拖住了它的脚步。
那是一个黄昏，房东的电视播着8频道的连续剧。突然，一行滚动的字幕告诉我：明天不必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全面复课？不知道！是的，不用去上班了，可是也不需要表示庆祝，因为SARS正在流行。
我们佩服新加坡的工作效率：电视新闻里一通知，所有的人民都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人不满，没有人故意违反，没有人自说自话做些出格的事，也没有人囤积居奇。我们和所有的新加坡人一样，老老实实遵守政府(和教育部)的指示，呆在家里，避免去购物中心，避开任何人多的地方。可是，不必上课、也见不到学生的日子，对于老师来说，是寂寞的。尤其是，对于我所负责的课外活动(排球)来说，正好是区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转入静止的状态，是难以忍受的。
幸好，新加坡绿化发达，不去商场，可以去自然公园，可以漫步绿荫，可以濯足海滨，可以游目骋怀，可以乘机好好地让眼睛旅行一下。
落地生根
SARS之后几年间最值得纪念的大事，一是李显龙成为新加坡总理，一是我们家拿到了“绿卡”(永久居留证)。说起来很巧，都是2004年的事。
对于很多新加坡人来说，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成为第三任国务总理，这是一种政治信号。大家口耳相传，说最终还是李氏家族统治了新加坡，说吴作栋只是过渡，说“老李”如何如何。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移居新加坡的外国人来说，政治、投票、选举并不重要，能不能拿到绿卡才重要。因为永久居民才能购买组屋，而这样才能摆脱房东的脸色，才能有自己的小窝，才能有独立成家、落地生根的感觉，才能有长叶开花的打算。
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生存，就是最实际的琐碎小事。不相信的话，去移民厅数一数每天来来往往的人数，就会知道；读一读他们怀着希望或者失望的眼神，你也会明白；听一听那里的东北话广东腔、印度口音欧洲口音，你会更加确定——这个小国，确实给了我们非住下不可的理由。
那以后的十年间，总有人追问我：为什么选择新加坡？我的回答早就预备好了：干净、安全、文明，why not?
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回顾，我想：不论怎样，我都会作出当初的选择吧！虽然，这个选择里面，包含着很多很实际的考量，但是，这个选择里面，也包含着同样的对这个国家的信任。
没法描述到底是刀郎的歌打动了我，还是自己游子的心开始移动，在大巴窑中心广场上听到刀郎沙哑的声音唱“送战友，踏征程”，那一刻，我陡然意识到：想回家了！
那是周六的下午，周围的人潮汹涌让我感到虚浮，不确定的感觉扑面而来。回家的决定几乎是在一瞬间就下定了，虽然我们已经买了房子，虽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虽然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气息，虽然英文已经有了很多进步，虽然咖喱鱼头和榴莲真的很美味……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放弃自己的国家移民他乡的游子都有这样的时刻，但是离别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里有太多关于学校的记忆：每天早上升国旗唱国歌宣读誓言；每年带着课程辅助活动的学生参加排球赛；每年的雨季来临时，暴雨如注让老师们上课时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每个学段结束都会放假让老师们喘一口气；这里也有暴力倾向的学生，也有乖乖听话的学生，也有得了小儿麻痹症坚持坐着轮椅上学的学生，也有带着甘榜(农村)气息的举止粗鲁但是讲义气的学生，也有怎么也学不好华文但是英文很棒的学生。
但是，我们终究割舍了这些，归家。
两次大选，归家。
只是，我没有料到，三年后，我们全家再度回来。这次，却是决意成为这里真正永久的居民。我们幸运地成功申请了新加坡公民，换到了梦寐以求的粉红色身份证。
这一路，我们走了10年，添了两个家庭成员。
这一路，我们看着新加坡的人口也逐渐增长。
这一路，我们越来越融入新加坡的生活方式。假期出国，或者回中国探望父母，或者去其他国家旅行，典型的新加坡家庭度假的方式，像候鸟一样飞去飞来。
2011年，我们经历了新加坡两次大选，国会大选和总统大选。我们像很多新加坡家庭一样，彻夜等待大选开票结果，虽然我们这次没有选举权，但是，四年以后的大选，我们将会有自己的选票。两次大选，险象环生，但是李光耀的白衣白裤的人民行动党最终都胜出，我们这些新移民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毕竟，我们希望，自己加入的这个国家能够稳定，我们这一代人的付出才有意义。
但是，李光耀终究已经进入90高龄，他在2015年3月23日凌晨的离世，到底会给新加坡带来什么？是证明新加坡的民主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完备？或者是会引发一系列的后续效应？没有谁能够回答。
由于自己的选择，我们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正在经历历史。就像美国人会以“9·11”之前和之后来谈论生活的转变一样，将来我们也会以3月23日来划分“李光耀时代”和“后李光耀时代”，因为这个稳定新加坡政治和影响东亚局势的政治巨人的去世，我们的生活也许会在各个微小的细节上发生不同层面的改变。不过，正像他说过的，“一个短暂、健康、充实的人生比较好”，我们又何尝不是在期待一个健康、充实的人生？(作者系新加坡达迈中学资深教师、南洋理工大学教育硕士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