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等人在北京景山庄士敦家门口合影。

徐悲鸿为泰戈尔造像

    1924年4月12日，大雾散去的上海汇山码头，泰戈尔在他“梦中的天朝”留下了第一串脚印。

    49天的行程，泰戈尔既享受了至诚礼遇，也遭遇到讽刺和抵制，他像一颗“不合时宜”的石子，落入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思想潮流里，激起一阵波浪。崇拜者如梁启超、徐志摩等将他奉为“活神仙”、“救世主”；批判者如陈独秀、林语堂嘲讽他是“亡国奴”、“什么东西”。

    这场中印文化交流的反响，无不受“五四”以来国内思想争鸣的影响。还是鲁迅目光如炬，将泰戈尔在中国的处境概括为“骂杀与捧杀”：“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这份“晦气”，也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中印两国学者为此研讨了百年，仍有新发现和新阐释。

    不请自来还是受邀而来？

    1924年3月，当北京北海边的柳树吐出新绿之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行即将到来的消息传出，为春天增添了一丝诗意。

    《晨报》一则不足百字的短消息，预告了泰戈尔乘船抵沪的具体时间，也点明“他是应讲学社之聘来华演讲的”。

    泰戈尔到中国后，在首次演讲中，以“收到贵国的邀请，对于居住在亚洲一个遥远国家的我，委实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为开场白。然而，一个多月后，胡适为泰戈尔鸣不平时却说：“今泰戈尔乃自动地来中国，并非经吾人之邀请而来”。

    泰戈尔到底是受邀而来，还是不请自来呢？旅程中的一些波折，由此埋下了伏笔。

    1920年底,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恰逢胡适的老师杜威在中国讲学，并大获成功。于是，请欧美知名教授到中国来讲学，成了蔡元培到欧美的两大主要任务之一。在他列出的名单上，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重量级人物，蔡元培一到欧洲，就逐一登门拜访，以示诚意。

    北大广发“英雄帖”，但广种薄收，应者寥寥，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均婉言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在西方压迫、统治全世界的形势下，中国人没有话语权，蔡元培请拔尖的知识精英来华屡遭婉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但中国，那时整个亚洲都没有话语权，唯一的例外是泰戈尔。他在1913年因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东方人。1920年，泰戈尔在欧美访问时，恰逢一战结束，大战导致的内心枯干，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注入生趣和灵魂。欧美兴起“泰戈尔热”，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上层知识界都追捧他，将他奉若先知。蔡元培与泰戈尔几乎同期在欧美，必然能感受到泰戈尔在西方的影响力。

    1920年11月的一个寒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想方设法到纽约的旅馆里，拜访了泰戈尔。

    60岁的泰戈尔，一见到25岁的冯友兰就亲切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

    或许正是这次表态，促成了蔡元培对泰戈尔的邀请。1921年的3月到5月，他俩都在法、德，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蔡元培很可能在此时发出了友好的信号。

    不过，这一邀请很可能是口头或转达的，现存的蔡元培文件中并没有相关记录，也没有蔡元培与泰戈尔会面的第三方史料，他的日记、自编年谱中也未记载此事，而对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的邀请和拜访，则有详细记载。

    泰戈尔收到邀请时，正在欧洲周游，回国后又陷入政治争论和国际大学的创建工作中，但他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一直在慎重地思考要不要去中国？什么时候去？

    他先是迟疑的：“我扪心自问：对我发出邀请的人，期望获得什么呢？为了他们的幸福安康，我应该带去怎样的信息？”

    当春回孟加拉大地时，泰戈尔仿佛顿悟般地觉得必须到中国去：“是的，苏醒的时候，需要一位诗人的帮助。……诗人的使命，是捕捉空中听不见的声音，是把信念注入未实现的梦想，是为布满猜疑的世界率先送来未绽放的鲜花的音讯。”

    这种使命感，让他把助手派到了北京。1923年4月，英国人恩厚之到北大联系泰戈尔访华事宜，不想却碰了个软钉子：北大欢迎泰戈尔来华，但表示“因为种种困难不能担任招待的事”。

    印度方面有所不知的是，在泰戈尔犹豫的两年间，北大经历了非常大的动荡。恩厚之到北京的三个月前，蔡元培已登报公告，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并且从此再未回到北大。

    “五四”之后的北大，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中，老师欠薪是家常便饭。叶圣陶1922年被中文系聘为讲师，只因欠薪，他的家底薄经不起久拖，就跳槽到了出版社；顾颉刚1925年的日记记载，他100元的月薪不但拖欠了半年以上，而且那千呼万唤始到来的欠薪，还是分次吐出的。

    1922年，爱因斯坦有意在访日途中顺便访问中国，一千美金两星期的酬金并不高，但却难倒了蔡元培。如今，蔡元培离开，北大无力接待泰戈尔，仅邀请恩厚之在北大做了一次有关泰戈尔的演讲。

泰戈尔和爱因斯坦，1920年代二人先后访问中国。

    一筹莫展之际，恩厚之遇到了刚刚作别康桥的徐志摩。

    徐志摩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

    依戏剧大家焦菊隐的说法，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他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文艺复兴的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

    为实施“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梁启超组建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讲学。

    徐志摩1923年底回国后，就搬到了北京石虎胡同7号，在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筹建的松坡图书馆内任干事。这里既是松坡图书馆的总部，也是讲学社的总部。

    4月18日，由胡适发起的“文友会”邀请徐志摩演讲英国文学。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日记记载，这天还有位特殊的客人“泰戈尔的代表恩厚之来”。

    恩厚之是英国人，徐志摩刚从英国回来，两人一见如故。闲谈中，恩厚之透露泰戈尔有意访华，徐志摩闻之欣喜不已。诗人的敏感和热情，让他早就对泰戈尔崇拜不已。

    他马上把恩厚之带到石虎胡同7号，与讲学社接洽。

    讲学社从1920年创办以来，邀请了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先后来华，但到1923年，这个组织已经是强弩之末。

    请知名学者访华，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资源。梁启超曾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明言，“讲学社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杜威来华时，每年的讲学经费在一万银元以上。这笔费用不仅包含杜威的薪酬，还有生活、接待等费用，大致相当于现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待遇。罗素来时，讲学社开出的酬金更高，除往返差旅费外加2000英镑。

    到1923年，讲学社的政府补贴已经用尽，哪敢主动出击去请知名学者。在这种困境中，突然听闻有诺奖诗人主动要来，而且只要讲学社承担旅费，其他在华的一切费用全由自己承担，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讲学社受宠若惊，立即同意承担接待任务，并且马上给泰戈尔寄去了旅费，盼望他8月份能来，随即又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

    泰戈尔欣然接受，并表示10月份来。从他的角度看，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讲学邀请在先，又有讲学社的正式信函，自然是中方率先伸出了橄榄枝，自己是受邀而来。但在讲学社看来，是泰戈尔的助手主动找上门来的，演讲又不收分文，风格这等高，“乃自动地来中国”。

    而在中国学界看来，泰戈尔跟杜威、罗素一样，都是讲学社请来的。泰戈尔提倡“复活东方文化”，梁启超号称“东方文化派”，泰戈尔自然是梁启超的客人，或者说是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用来“挟洋自重”的砝码。

    对于这段公案，泰戈尔在印度出版《泰戈尔在华演讲集》时特地注明：“献给我的朋友索西玛（徐志摩的印度名字，意为“月光宝石”），赖他的友好帮助，把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诗人还是哲人？

    好事多磨，转过年的4月12日，泰戈尔才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六十多人前往码头迎接。

    与不修边幅的美国人杜威和绅士气派的英国人罗素相比，泰戈尔的到来，带有浓浓的人文气息。

    泰戈尔穿印度长袍，白发银须，飘飘洒洒，戴红色高帽，更显得仙风道骨。他的声音高低抑扬，富有乐感，说到激动处，还会习惯性地握紧右手，放在胸前，非常有感召力，即使听不懂英语的人，也会受到感染。

    作为陪同和翻译的徐志摩则如影随形。在中国的日日夜夜里，充满灵性的两人，一唱一和，说着最美的中文和英文，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林徽因与徐志摩整日陪伴在泰戈尔旁边，做他的翻译。各大报刊上还刊载了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三人的照片，并将他们誉为“松竹梅”岁寒三友。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作为诗人，他无疑是魅力无穷的。正如徐志摩致泰戈尔的信中所写：“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

    这些话难免夸张，但展现了泰戈尔在文艺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遗憾的是，彼时中国需要的并不是诗人，而是一服救国的灵丹妙药。

    回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可以把1924年春天看作一个转折点：在南方，国民党完成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方，直系军阀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趁势扩张。如果说此前局面还在北京政府的控制范围内的话，那么，到了1924年，局面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泰戈尔从英属殖民地来，自然理解中国人的想法。临行前，他写信给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谈到心里的矛盾：“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

    13日，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发言就开宗明义，强调此行的目的：“只不过是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个敬香者，来对中国文化界敬礼的。”他还一再声明，“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人们只须作“诗人看待”。

泰戈尔在北京文化名人陪同下来到北海松坡图书馆。

    话虽如此说，但身在中国，不谈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在5天后的盛大欢迎会上，面对1200多各界名人，诗人改变了立场，“不得不据实以告，说几句忠告”：“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

    为什么仅仅5天，泰戈尔就改变了想法？

    从童年起，他就关心中国。他曾说：“那是我念《天方夜谭》时想象的中国，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变成了我的梦乡。”

    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古老文明却并不是诗人梦乡中的模样：彼时的上海，已是高楼林立，充满工业气息，料峭春寒里，龙华古寺年久失修，寺里还驻扎着一支军队，连桃花都失去了生机。

    “物质发达，真趣丧失”，对这样的中国，他无疑是遗憾和失望的，他担心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

    18日的演讲显露出泰戈尔的纠结。他一面强调自己的诗人身份，一面又大谈印度哲学，核心就是，强调精神生活的东方文明，优于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

    后世的我们，于和平年代展卷细读，自然能够清楚泰戈尔并非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西方先进的文明，对经济的进步也并非持全然否定的态度。

    不过，在那个“不合时宜”的时间点，中国物质文明尚不发达，还需要反帝反封建，需要民主革命，泰戈尔强调爱和东方精神，就显得有点奢侈了。在一些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一种亡国奴哲学。

    泰戈尔即兴演讲了一个多小时，内容生动自然，又激情澎湃。会场内反响热烈，但在会场外，反对他的传单已经开始四处散发了。

    《中国青年》周刊赶在欢迎会这天，推出了“反对太戈尔专号”（太戈尔即泰戈尔），撰稿者有陈独秀、瞿秋白等，他们称泰戈尔是“印度的顽固派”“向后退走了几百年”“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

    专号的幕后推手，不是别人，正是最早将泰戈尔的诗译成中文的陈独秀。

陈独秀曾经激烈反对泰戈尔访华

    1915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陈独秀翻译的《心无恐惧》一诗，此诗曾在印度激励无数青年参加抗英运动。陈独秀翻译的这个五言诗版本，至今仍被众多研究者推崇，认为它抓住了诗的精髓，比冰心的直译版本更好。翻译之外，陈独秀还简单介绍了泰戈尔的生平。

    为什么不到十年，陈独秀就从“泰粉”转为了“泰黑”？

    历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界早已出现分化，有讲“问题”的，有谈“主义”的，在中国应该如何改造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更为复杂的是，1923年引爆的“科玄之争”仍在发酵，知识分子分成了三个派别：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生活应由科学支配；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承认规律从实际出发。

    泰戈尔到中国前，这场讨论已经被异化成：谁才能救中国？靠东方哲学，西方科学，还是唯物论？

    最先败下阵来的玄学派，突然请来了在西方倡导东方文明的泰戈尔，这自然引起了科学派和唯物派的怀疑，他们认为泰戈尔是来给“玄学鬼”助阵的，梁启超是“借菩萨游街”争取青年。

    泰戈尔成了“玄学鬼”和靶子，实在有点冤。他怀着一颗友好之心前来交流，对此前的争鸣并不清楚。之所以要大谈东方文化复活，其实是想让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树立自信，不迷失在西方的现代与科学中。

    作为“反泰派”的主帅，泰戈尔讲演一次，陈独秀就要发表一到两篇批判文章，表面是冲着泰戈尔去的，有偏激不敬之词，但大部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指桑骂槐的借题发挥。

    同思想界一样，青年的态度也两极分化。在东南大学，欢迎泰戈尔的学生几乎挤爆了礼堂。当泰戈尔演讲到最精彩处时，忽听得砰的一声巨响，原来楼上的横板本就年久失修，又因为荷载过重，几乎坍塌。泰戈尔坚持继续演讲，但楼下忽然有人来闹场，到处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

    徐志摩捧杀泰戈尔？

    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期间，主张改良的张东荪和主张革命的陈独秀，曾用罗素的话作为引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论战。

    这次，针对泰戈尔的火力更猛，也更有组织性，但讲学社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无论对方如何借题发挥，都不予理睬。

    讲演中经常有人来闹场，让接待者不免心怀愧疚，各地的欢迎活动搞得也就愈发隆重。

    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在正阳门东车站迎接的有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胡适、梁漱溟、蒋梦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濂等文化名人，还有各界人士大约四五百人。

    与在上海不同，泰翁身边除徐志摩外，又多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就是新月派才女林徽因。三人走在一起，长者须发飘飘，金童玉女宛若璧人，这如诗如画的一幕，惹人无限遐思，吴咏在《天坛史话》中这样写道：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时，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当时的北海公园禁止市民参观，但为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破例开放了三个小时。游园时泰戈尔戴着一副老花镜，脚穿中式绒鞋，看上去完全是一位温和老人。在他身边，是熊希龄、胡适、梁漱溟、林长民，以及英国人庄士敦、德国人卫礼贤等50多位，一行人浩浩荡荡，被《晨报》赞为盛景。

    法源寺赏丁香花，又是一段佳话。那天泰戈尔身体不适，本想推掉这个约会，但经不住法源寺长老几次相请，于是不顾病体，欣然前往。丁香花下，众人把泰戈尔围在中间，听他娓娓而谈。这种氛围，与泰戈尔自己创办的国际大学是一样的，他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一样。

    4月27日，泰戈尔做了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很大争议的事，那就是与“末代皇帝”溥仪见面。

    正值弱冠之年的溥仪，是标准的文艺青年，经常给杂志社投稿，还匿名发表过诗歌，自然也是泰戈尔的“粉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则对泰戈尔在华受到的抵制愤愤不平。“我希望泰戈尔在他没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之前，不应离开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谈及泰戈尔，并请求允许他到紫禁城来。”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

    宫里的大钟敲响十下，泰戈尔一行从神武门进入紫禁城，在迷宫般的宫殿中穿行，最终在御花园见到了溥仪。溥仪用英文与泰戈尔对谈，并在御花园内设宴，殷勤款待了客人，内务大臣郑孝胥以中国诗人的身份作陪。

    一连串活动，让诗人有些疲惫，梁启超安排他在清华小憩，于是有了电影《无问东西》中鼓舞人心的一段：泰戈尔要学子“不要忘记天职，不要被恶俗势力引诱……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清华的大师们，梅贻琦、闻一多、辜鸿铭等站在他身边，将无形的精神力量注入一些学子的内心。

    泰戈尔访华的高潮是5月7日的祝寿会，这天是他64岁生日。

    “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印度的别称）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中国的别称）过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祝寿会上，梁启超将“竺震旦”这个中国名字赠与泰戈尔。

    当晚的压轴节目，是新月社同人在协和小礼堂演出的《齐德拉》。为了排练泰戈尔的这部爱情名剧，徐志摩等人忙活近半年，进而促成了新月社的创建。剧中，林徽因扮演公主齐德拉，徐志摩扮演爱神玛达那，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饰演了春神代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虽然演出全部采用英文，非常小众，但新月社在北京文化圈的首次亮相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齐德拉》的排练和上演重新点燃了徐志摩心中的爱情之火，泰戈尔受徐志摩之托，有心穿针引线，但林徽因已心有所属，泰戈尔只得将这一憾事化作一首小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鲁迅也参加了这次祝寿会，但他始终冷眼旁观，离场时还留下一句“一塌糊涂”。多年以后，鲁迅在《骂杀和捧杀》一文中批评泰戈尔和他的一帮中国朋友：“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个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鲁迅可谓旁观者清，泰戈尔之行的晦气，除“科玄之争”带来的误解外，精英们的过度赞美、迎合也有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对其敬若神明，这使他的翻译夸大其词，过分强调音韵之美，而削弱了原话的思想性。比较《晨报》的演讲译文和《泰戈尔全集》的孟加拉语原文，相差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口译中的折扣，无疑使听众产生了隔膜。

    诗人气质和个性还使他常常意气用事。如泰戈尔在杭州演讲后，听众满怀期待地等着他翻译，但他慢慢地立起来，很庄严地对台下听众说：

    “他讲的话，一句一句都是诗。诗是不能翻译的，翻译它就是亵渎它。你们已经见到泰戈尔先生的风度，已经听到泰戈尔先生的声音，你们是有福了。听呀·他哪里是在说话，简直是夜莺在歌唱——这是一种天籁。你们再听他唱罢，我是不能翻译的。”

    大部分不懂英语的听众，心怀不满，却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

    “逐客令”气走泰戈尔？

    如果说5月7日是泰戈尔北京之行最快乐的一天，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却很扫兴。

    泰戈尔与陈三立、郑孝胥、辜鸿铭等满清遗老遗少见面，本是作为异国诗人之间的优雅聚会，哪想到都成了罪过。与法源寺长老、溥仪之间的会面，难免成了复古、反动的罪状。

    陈独秀的评论越发不客气：“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早年对泰戈尔尊崇有加的郭沫若，借《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与他“划线”，“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毒物”；林语堂则嘲弄说，泰戈尔以亡国奴的身份，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本身就不够格；翻译过泰戈尔著作的茅盾，担心泰戈 尔会给中国青年带来“不良影响”，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

    胡适是“科玄之争”的主将，玄学派的主要反对者，讲学社请泰戈尔来中国时，他曾冷嘲热讽，但与泰戈尔对谈后，却在文学革命中找到共识，惺惺相惜起来。

    眼看泰戈尔影响力日增，“反泰派”觉得此事事关中国的出路，必须争个你死我活，争论中的硝烟味也越来越重。

    5月9日，泰戈尔应邀给北京青年做第一次公开演讲。在东安市场的真光影戏院内，他着重介绍了自己从青年时代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经历。“余虽年老，但并非腐朽时代精神之代表，余之革命的精神，犹如昼夜不息之流水。余不惟不知老之将至，且自视为一活泼之幼童焉。”这番话隐约透出自身辩护的意味。

    实际上，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感受到了不和谐的气氛。有一次讲演，他晚到了半小时，就有一家报纸批评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在印度，泰戈尔常因激进前卫受到责难，到中国，反而成了老古董，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台上的泰戈尔给自己辩护，台下的传单仍照发不误。其中一张传单落到了泰戈尔一行人手里，是中文，他们看不懂，就找徐志摩等人翻译。此时，传单的标题已经从“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升级为“疾言厉色送泰戈尔走”。徐作为东道主自然觉得难堪，极力遮掩，结果却越描越黑，让泰戈尔更不舒服。

    第二天的演讲，胡适在泰戈尔之前登台，对想要抗议的人发出了警告：

    他首先澄清泰戈尔是在“科玄之争”前，主动到中国来的，并非给玄学派助战；然后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青年去了解泰戈尔的伟大人格；最后强调中国是君子之国。

    胡适苦口婆心，但演讲即将结束时，抗议者仍再度现身，现场顿时骚动起来，有人斥责抗议者，并把传单撕碎扔到他们身上。泰戈尔虽稍露不快，还是坚持到了活动散场。

    当天下午，有日本人前往泰戈尔下榻处拜会，邀请他到日本去，理由竟然是：既然中国无人理解你，你又何必久留此地。

    泰戈尔从日本人那里看到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大为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骂为帝国主义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

    虽然经常受到批评，但这么不客气的仍属少见，真正让泰戈尔伤心的是，发传单的都是青年，特别喜欢青年与儿童的他对此尤其难过。他很快下定决心，取消北京的活动，提前回国。

    5月12日，泰戈尔在北京最后的演讲举行，到会听众约两千人。首先出场的换成了徐志摩，他想替泰戈尔主持公道：“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徐越说越气，最后竟然宣布“罢译”：“吾人于泰戈尔之演讲，如吃甘蔗，吾之翻译，及报纸之记载，将皆成为糟粕。故不必画蛇添足，举糟粕以饷人。”

一张有胡适亲笔题词的泰戈尔照片

    旁边的胡适见势不妙，赶忙出手“救场”，临时客串起了翻译。泰戈尔不改初衷，仍大谈东西方文明，强调“不能任物质文明，超过人生”。

    魏丽明教授曾在中印两国研究相关史料，她发现，泰戈尔虽然从未正面反击，但演讲词中常有“你们既然反对我，何以又要请我来”的口气。在几篇演讲词中，他又时常疑惑：“中国是礼仪之邦，何以不以礼仪对我。”

    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时，他的小老乡、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阿马蒂亚·森反思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泰戈尔在中国引发的对立并非无中生有，在西方受到的那种浮夸的赞扬误导了世界，也误导了泰戈尔本人，影响了他在国外对演讲内容的选择，过分地强调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

    报之以歌

    离京前一天，梅兰芳特地为泰戈尔表演了新派京剧《洛神》，这种文化交流中的会心一刻，其实是泰戈尔最想要的，其中包含着中国之行中难得的理解与共鸣。

    梅兰芳第一次见到泰戈尔，是在杭州飞来峰下，泰戈尔看着印度高僧的塑像说，中印两国人民应该共同努力，把一切污秽的历史和痕迹都排除净尽，去找出一条中印交通的运河。当时，梅兰芳就被老诗人的殷勤恳切之情打动了，此后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他一直陪伴左右。在祝寿会上，泰戈尔一边看《齐德拉》，一边对坐在旁边的梅兰芳说，“希望离开北京前，能看到你的戏。”

    5月19日晚，梅兰芳把泰戈尔一行请到开明戏院，专为他们演了一出新编京剧《洛神》。泰戈尔对此十分重视，特意穿上了他创办国际大学时的红色长袍礼服前往观看。

    虽然对梅兰芳的演出赞不绝口，但泰戈尔也直言不讳地对《川上之会》这场戏的布景提出了意见。后来梅兰芳据此重新设计了此幕布景，果然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并一直沿用下来。

    有人问他对《洛神》的音乐和唱腔有何感想，泰戈尔谦虚地回答说：“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而后，他即兴赋诗一首，用毛笔写在了一柄团扇上，原诗是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泰戈尔又亲自把它翻译成英文。

    梅兰芳想，泰戈尔在绢制的团扇上，用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折扇上写一段唱词，回赠给泰戈尔。

    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方块字，正是洛神登场时的唱词:“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徐志摩即兴将其翻译成英文，泰戈尔连连说:“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30多年后，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梅兰芳特请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尔文学的吴晓铃和石真两位教授，将泰戈尔赠给他的那首诗译成了白话体：

    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

    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

    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20日晚，泰戈尔离开北京赴太原。当他走出寓所时，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他伤感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

    梅兰芳特意赶到车站为诗人送行，泰戈尔略显伤感地说：”两三年后我还会再来。我爱北京的淳朴的风俗，爱北京的建筑文物，爱北京的朋友，特别使我留恋的是北京的树木。我看过伦敦、巴黎、华盛顿，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栝、柏、松、柳。中国人有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都城是值得骄傲的。”

    5月29日，泰戈尔在上海登上返程的客轮，徐志摩按照中国“十八相送”的礼节，陪伴其同去东瀛。在《告别辞》中，泰戈尔终于对那些“反泰派”作了明确回应：

    “你们一部分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被我从印度带来的提倡精神生活的毒症传染……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

    在徐志摩看来，他说话时的声调和笑容都是异样的。毕竟，泰戈尔的很多美好愿望，包括在中国实施乡村改革计划，包括创办一份促进中印文化交流的杂志等等，都付诸东流了。

    正如泰戈尔预言的那样，他一离开中国，围绕着他的烟尘也迅速散去了。《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集》很快在印度出版了，第二年还修订再版了一次，这是他访问其他国家后从来没有做过的，说明他对这次访问特别重视，并视之为平生大事。但这本书并未像泰戈尔其他书籍那样被翻译成中文，显然，他这次的中国之行，各方体认并不相同。

    1929年3月，借去美国和日本讲学之际，泰戈尔再一次来到中国。他特地叮嘱徐志摩，不要像上次那样弄得谁都知道。他只悄悄住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家里，睡在他们那顶带有红帐子的婚床上。离去时，泰戈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远看像山、近看是一位老者的自画像，并附诗一首：“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

    6月11日，泰戈尔访问归来再次经过上海，又到徐志摩家里小住。回国前，他拿出一件紫红色的印度长袍，对这对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郁达夫回忆，徐志摩当时悄悄对他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弃，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两年后，徐志摩赴印度为泰戈尔庆祝70大寿，并约定后者80大寿时再来。可惜世事无常，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旅途中坠机罹难。

    泰戈尔从此再没有踏入中国，但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爱，从来不曾因不愉快而有丝毫减少。自中国回国后，泰戈尔一直在为创办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而四处化缘。1933年，国际大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来到泰戈尔身边；193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任名誉主席的中印学会成立；1937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正式开学。至今，这种交流仍在延续，源源不断。

    1941年，重病中的泰戈尔依然深情回忆起1924年的中国之行：

    我起了一个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衣服，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

    他送来生命的奇迹。

    参考资料：《泰戈尔：中国之旅》，孙宜学著；《泰戈尔与中国知识分子》，孙宜学著；《泰戈尔与中国》，王邦维主编。

    （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