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研究发现，此前的教育减负政策未能显著减少学生学习负担，也未能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带来了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分化。从投入上看，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升，而低收入家庭则双降；从结果上看，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门槛更高，加剧了“寒门更难出贵子”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23卷第3期，题为：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周子焜、北大(专题)国发院雷晓燕教授和北大汇丰商学院沈艳教授。通信作者为沈艳。

文章的理论模型从是否存在竞争性升学机制、是否存在校外教育市场等不同场景展开，通过对不同经济禀赋的家庭和不同闲暇偏好的学生针对升学机会的竞争均衡作比较静态分析，来预测减负政策的效果。减负政策缩减了公共教育投资，均衡中该政策既影响总体的升学竞争烈度，也影响个体的升学竞争结果，但个体在升学竞争中的相对位置可以通过私人教育投资弥补。因此，减负政策发生后，经济实力强的家庭会加大私人教育投入来争取更多的升学机会，经济实力弱的家庭则被迫从升学竞争中退出。

文章另一个贡献是构建了教育减负指数。在对2005—2018年各省和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教育减负政策的所有公开文件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作者归纳出教育减负政策的17个细项并分别对其进行打分，构建了各省逐年的教育减负政策指数。

 

 

在实证分析方面，文章匹配政策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个人微观数据，并在三重差分法的框架下评估教育减负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结果发现，减负政策在总体上对家庭教育开支和学生学习时间的总体水平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造成了不同背景家庭的教育投入和产出的分化。

根据该文的估计，在2008年到2018年间，教育减负加大推行力度后，导致“寒门学子”（收入分布处于最底层10%的家庭的学生）升高中的概率下降了9.3个百分点，而“富二代”（收入分布处于最上层10%的家庭的学生）升高中的概率上升了5.3个百分点。

 

投入角度看到的分化触目惊心：寒门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降21%，而富裕家庭上升66%；寒门学子的学习时间每周下降9.19小时，而富二代每周却上升10.37小时。

总的来看，一方面，既往的减负政策没有使高收入家庭和学生“减负”，他们反而增加了各项教育投入，参与到基础教育的“内卷”当中；另一方面，减负政策却使得低收入家庭减少各项教育投入，导致这些家庭的学生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被动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不得不“躺平”。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和勤奋从而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后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

基于上述发现，作者建议，当下推行的“双减”政策如果要发挥作用，需要从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升学竞争压力两方面着手。要加大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方面是要“增量”，也就是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改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另一方面是要“提质”，也就是加大师资人才的培养，提高教学效率，使家庭和学生可以用更少的教育投入达到学习目标。而要减少升学竞争压力，就需要提供更多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竞争压力，将有助于在实现减负目标的同时，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