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new.qq.com/rain/a/20220419A08PKX00
顺治十八年(1661),是清朝入关后第一次感觉到危机的年份。这一年的正月,在北京,顺治帝因染上天花,不治身亡,由8岁的儿子玄烨继位。权力的稳固与否是个大问题。
同年,千里之外的江南,一本历史书成为畅销书。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关于前朝历史的书稿——《明史辑略》。有人开始告发,说他从中读到了“反清复明”四个大字,一路告到北京。
一场针对江南文坛的血雨腥风,降临了。
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大富商庄允诚,有一子庄廷鑨。庄廷鑨是个喜读诗书,颇有点胸怀大志的人。可惜命运多舛,还没闯出个名堂,一场重病就直接导致他双目失明了。但他志向坚定,一心想学春秋时期的盲人史学家左丘明,希望通过著书立说青史留名。
凑巧,住庄家对门的大户,就是前明天启年间首辅朱国桢家。老朱在当大官时,曾主持编修过记录明朝历史的《国朝大政记》。后来,朱国桢去世,再后来,大明败亡,朱家便家道中落。
这可让庄家看到了青史留名的希望。
于是,庄允诚斥巨资买下了朱国桢遗作的版权,再重金聘请了十余名江南文人,组成新的明史修撰团队,由号称“左丘明转世”的儿子庄廷鑨领衔修明史。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江南文人不仕清者大有人在。一听说乌程巨富要歌颂大明,还包吃包住,大量非顶尖文人差点儿把庄家门槛踩烂了。为了增加新书的名气,庄允诚还曾想花重金请当世名士顾炎武作序。结果,顾炎武考察一番后,发现庄氏父子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于是冷哼哼地丢了一句话:“不学无术,实非史才。官能鬻,名能买,世风如此,可叹可笑。”
▲大名士顾炎武(1613-1682)。图源:网络
受到顾炎武的打击后,庄氏父子决定不走寻常路:未经当事人同意,便悄咪咪地将一群久负盛名的江南才子列入新书的参校名单中,其中就包括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
如果庄氏修明史只是闹着玩儿,编好了就藏起来,那问题不大。可庄氏在编修过程中,发现了为明朝写史的巨大商业价值。
顺治十七年冬,庄氏《明史辑略》正式推出市场。
作为该书的总编,庄廷鑨却没能挺到该书出版之日,早就病逝了。他死后5年,他的父亲庄允诚将书刻成出版。
《明史辑略》刊印时,明朝灭亡不到20年。当世之人,但凡有点岁数者,均曾经历过李自成起兵、崇祯上吊、清军入关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这本在敏感时期出现的前朝史书,无论是群众还是高层,都盯得死死的。
可庄家修史,就如顾炎武所言“实非史才”,政治敏感性也严重不足。在写作上,庄氏父子不仅将朱国桢遗作进行大量删增,补写的崇祯及南明史事,仍奉南明的年号为正朔,不写清朝的年号。此外,还在书中提及满人入关前的不光彩秘闻等等。
于是,这本书卖着卖着,就出事了。
趁着《明史辑略》上市,范骧的好友周亮工买了一本。回去翻阅后,他发现,书中直言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后,明朝曾给李自成上了降表。而且,为了表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可靠性,书中特别强调这段历史的记述出自龚鼎孳之手。
龚鼎孳在当时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与后两者一样,他也出仕清廷,并在朝廷内身兼要职,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专管天下监察检举之事。
现在,《明史辑略》擅自提到龚鼎孳的名字,且极有可能是编撰者牵强附会上去的。周亮工因此担心龚鼎孳看到此书后,一定会追查到底,遂急告同列参校名单中的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并力劝他们赶紧向官府检举此事,以免将来受到牵连。
▲查继佐行书《五言律诗轴》。图源:网络
听闻此事,查继佐才知道自己被列名为《明史辑略》的参校人员,十分气愤。可他当时正好也在编写《明书》(即后来的《罪惟录》),因此,对周亮工的提议,一开始并未在意。
还是周亮工,担心朋友出事,赶紧给他们仨写了份担保书,细述他们三人与庄氏《明史辑略》的编写毫无瓜葛,并呈交浙江按察使司、浙江学政衙门备案。
尽管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其中潜藏的风险,但包括按察使司在内的浙江诸衙门,初时对此事的态度,却表现得极度的宽容。时任浙江学政的胡尚衡甚至还对按察使司转递人员直言:“文章之事,何必存案?贵司以为需要,就烦请贵司代批如何?”
胡尚衡没想到,自己一句不经大脑的话,居然让负责转呈公文的按察使司官员当了真,遂代按察使司作出批复:“明史一书,非奉旨孰敢擅刻?湖州府严查确报,以便详究题参可也。”
公文打回湖州,落到了府学教授赵君宋的头上。
与那名擅自下令的按察使司官员一样,赵君宋也是个爱多管闲事的家伙。他十分清楚庄氏在湖州、乌程一带的财力影响,觉得此番是一个勒索敲诈的好机会,遂凭职务之便跑到乌程庄家检核明史,并威胁庄氏要上告朝廷,判他个藐视国法重罪。
庄允诚不是吓大的,他不甘轻易受制他人,遂委托官场上的好友、湖州分守道张武烈替自己疏通关节,并将赵君宋提到的史实谬误抓紧修改。
他原以为,仅需如此操作,便可保庄氏《明史辑略》无虞,却不料按下葫芦浮起瓢,庄氏擅修明史一事,越闹越大。经湖州知府陈永命之口,再传至浙江粮道李廷枢及其亲家吴之荣,终致满城风雨,一发不可收拾。
吴之荣绝非等闲之辈,在金庸的《鹿鼎记》中,此人也有出场。比起小说,历史上的吴之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之荣曾任归安县令,以敲诈勒索、无事生非、心狠手辣闻名。因多行不义之事,很快被革职下狱,后遇朝廷大赦,才重返自由。
▲《鹿鼎记》中的吴之荣。图源:影视剧截图
当吴之荣从亲家李廷枢那儿看到庄氏《明史辑略》时,不禁喜出望外。他太知道书中存在哪些犯忌讳的问题了。
于是,找了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吴之荣拿着书,来到庄家讨要说法,哦不,是勒索银两。
眼见来人是一个被免了职的过气县令,庄允诚并未搭理。因为,早些时候他已经花了足够多的银子,打通了本省各头头脑脑,完全没必要再搭理这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小人。
吴之荣一出马就碰了个硬钉子,恼羞之下,直接越级给当时的杭州将军松魁递了封检举信。
清朝一共在天下设立了14个驻防将军职位,杭州将军便是其中之一。按照职位描述,杭州将军日常事务主要是管理旗下兵丁在当地的一切事务,可以说没有权力插手地方行政。但是,杭州将军历来地位较高,与总督、巡抚会同奏事时,一定是他领衔。
接到吴之荣的密报后,松魁十分重视。
可是,吴之荣很快又失算了。
庄氏修史虽无才,但人家家大业大,不差钱。照老套路,庄允诚又花了大价钱,搞定了松魁等一众要员。风波暂时平息了。
吴之荣屡次受挫,仍不愿罢休。江浙地区富商巨贾不少,敲不了庄氏的“竹杠”,那就敲庄氏的亲家,乌程南浔镇首富朱佑明。
对此,庄廷鑨的弟弟庄廷钺已经上门提醒过朱佑明:“以罪令图诈,数千金,既应之,万一现任府督提营群起效尤,竟以家业让之乎?”意思是,不要理睬吴之荣这种小人,如果只是深谙钱权之术再加上点道听途说,就要拿钱收买,那么,官场中人群起效仿,我们整个家业就被吃垮了。
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此起彼伏,其中有些案件的起因,跟地方官吏意欲诈取民间富户的财富有较大的关联。一旦诈财不成,这些地方官吏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维护法纪”为由,添油加醋,刻意制造令清廷神经敏感的信息,刺激高层做出过激的反应,从而实现报复富户的目的。
当吴之荣在朱佑明家吃了闭门羹之后,他便径直入了北京,去刑部告御状!
康熙元年(1662)冬,明史案爆发。
在递交给刑部的供词中,吴之荣一口咬定《明史辑略》这部“逆书”由庄允诚和朱佑明两家子弟共同完成。为了让办案人员相信他的鬼话,他直接在书封提及的“朱氏史”(指朱国桢)下面添上“即朱佑明”四个字,只为了早日弄死庄、朱两家人,好吞并他们的财产。
不过,吴之荣虽贪婪无度,却也不想牵连过广。当他看到为该书作序的是自己的好友李令皙时,他选择了销毁证据。连同署有查继佐等人名字的参校名单,也被他一并毁掉。
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与他素无恩怨。
吴之荣以为,自己的“小动作”能瞒天过海,搞死庄、朱两家的同时,还能保自己的朋友无虞。不料,此事经刑部汇报朝廷,一下子成了大案要案。
针对庄氏修史事件的大搜捕开始了。
根据吴之荣供述的线索,清廷首先在浙江湖州、吴江一带锁拿涉案人员。
在狱中,朱佑明遇到最早告发此案的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遂约定以半数家产赠予赵君宋为条件,请求后者为自己洗刷清白。于是,二人在刑部提审时临时翻供,赵君宋供出最早的《明史辑略》并没有朱佑明的名字。朝廷赶紧派人到湖州府学,搜出了原版的《明史辑略》。
▲《明史辑略》转抄残本,《明史辑略》又称《明史钞略》,1935年曾收入《四部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一下,被吴之荣撕毁的书页,也被清廷发现了。
于是,包括李令皙、查继佐、范骧等人在内,所有参与作序、校对或被莫名署名于其上的人,通通被抓捕归案。
康熙二年(1663),在以鳌拜为首的四大辅臣的批示下,“明史案”做出了最终判决。
在判决书中,刑部称旨判“庄氏书传有异闻,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悖逆已极,着将庄、朱两家和参与编撰者及其父兄子侄年十五岁以上者斩决,妻妾女孙及子侄十五岁以下者流徙为奴”。
此前极力自救的朱佑明并未逃出生天,包括他在内,此案株连而死者达221人。而早先在狱中病死的庄允诚,以及修书未成即病死的庄廷鑨,都没能逃过挫骨扬灰的惩罚。
最初办理此案的多名官员,也因收受贿赂和包庇,而被处死。原湖州知府陈永命,知道死罪难逃,自缢于旅馆。棺材被运回杭州后,开棺磔尸。其弟江宁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
在这起牵连甚广的文字狱中,被判斩立决的还有刻书匠汤达甫、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等相关链条中下游人士,甚至连无意间购买了《明史辑略》阅读的读者,也难逃一死。
此外,还有近两千人遭流放。
针对此案,清廷为何株连如此之广?这与当时对待明朝遗民的政策变化有关。
清朝能最终坐稳江山实属不易。要知道,在正式入主北京之后,清朝还长期与南方坚持反清复明的势力共存。作为明史案发生地,江浙一带正是当年南明小朝廷抗击清军的前线。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与张煌言会师,组成联军沿长江直上攻打清军,成功拿下了江苏、安徽地界上的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甚至还一度打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给江浙遗民兴复大明注入了最后一剂强心针。
▲与岳飞、于谦齐名的南明儒将张煌言(1620-1664)。图源:网络
尽管之后,随着清军的奋起反击,郑、张联军溃败,天下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南明小朝廷最终覆灭,但江南人心思明,已成定局。
当这个政权趋于稳固,外部压力不复存在时,清廷就开始收紧思想的口袋了。“明史案”的爆发,恰好撞上了这次政策调整的窗口,成为清朝第一宗大型文字狱。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起案件中,早早摘清关系的查继佐、范骧和陆圻三人,最终被清廷定性为“检举有功之人”。他们不仅被无罪释放,还与此案的始作俑者吴之荣一起获得平分庄、朱二家财产的资格。
但他们的余生,注定不再宁静。
作为“西泠十子”之一,陆圻在明末清初的江浙一带颇具盛名。“明史案”尘埃落定后,被清廷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他,陷入精神失常状态。
放归家中后,陆圻整日对天发问。之后,趁人不注意,他遁入黄山学道,彻底失踪了。
后来,他的儿子考中进士衣锦还乡,寻深山、访古刹,遍找其父踪迹,均抱憾而归,似乎世间从未有陆圻此人。
范骧与陆圻一样,此后也在历史记载中神秘消失。他崇尚儒家学术,早年被誉为“当代董仲舒”,在书法上也很厉害,有王羲之遗风。
不过,经历“明史案”后,我们已无从知道他的经历。有些文献说他“志气仍如往昔”,或许也只是一种猜测吧。范骧死于康熙十四年(1675)。
而查继佐,余生更加悲剧。
作为公认的明朝遗民,他继续冒险做着与庄氏类似的大事:修明史。在“明史案”审结后十年,康熙十一年(1672),查氏史学巨作《明书》著成。
史笔如铁,查继佐摒弃了庄氏沽名钓誉式的妄言。他不惜任由骂名加身,尽力呈现史实,为后人还原明末清初那段敏感时期的历史真相。
书成之日,他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之意,将《明书》改称《罪惟录》。
▲《罪惟录》节选。图源:网络
但随着清朝统治者君临天下的深入,崇明、尚明、思明的遗民们愈发没了活路。如此情形下,查继佐只能由张扬走向隐忍,置身于教育,度化小人为君子。
可即便如此,海宁查氏仍旧无法躲过思想的屠刀。“明史案”发生60多年后,受雍正朝“维民所止”科举文字狱牵连,查继佐的族子查嗣庭一脉被族诛,海宁查家遭遇灭顶之灾。
好在,历经磨难的海宁查家并未就此沉沦。秉承查继佐的家国抒怀,海宁查氏最终涅槃重生,孕育出了穆旦、金庸等文人大家,成就了另一番文脉传承的佳话。
“明史案”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结局更为离奇。
“立了大功”的吴之荣,在获得庄、朱两家的大量财产后,仅享受两年便莫名暴毙。
据记载,康熙四年(1665)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天日昭昭,报应不爽,这或许是这段历史给人留下的唯一的快感和安慰了。
参考文献:[清]查继佐:《罪惟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李新达:《查继佐及其》,《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韩逢华:《查继佐与明史案》,《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陈玉兰:《从看查继佐国变后的心灵轨迹》,《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钱茂伟:《庄廷鑨修史考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