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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經濟與科技觀點不同,《晶片戰爭》作者米勒(Chris Miller)從歷史角度探索半導體為何演變成今日國際地緣政治的風暴中心。在米勒的分析中,是軍事需求,促使了晶片與矽谷的誕生。如今的美中晶片戰爭不過是回歸歷史,也成為未來新常態。
圖片來源:王建棟攝
整理 天下編輯部 天下Web only
美國塔夫茨大學國際歷史副教授米勒(Chris Miller)2022年10月出版《晶片戰爭》,立刻躍居當年度暢銷書,並獲選《金融時報》2022年度商業圖書大獎,《天下雜誌》取得版權,即將出版之際,邀請他來到天下經濟論壇(CWEF)冬季場,搶先分享他對擄獲全球目光——半導體產業的研究與觀點。
米勒從歷史視角出發,以冷戰前的全球局勢為起點,一路沿著時間軌跡探索,藉此鑑往以知來。
以下為米勒在此次論壇的精彩摘要:
我的研究深入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史,並且橫跨美國、亞洲與歐洲等三大洲。而我今天想要告訴你們的是,運算能力與半導體的演進,其實與地緣政治的競爭息息相關。而半導體與軍事武力的關聯性,是從這個產業誕生就開始的。
首先,半導體誕生於冷戰的軍備競賽,自此之後,半導體就形塑了各國的武力競爭。
其次,全球化時代與美國單極的軍事稱霸並非巧合。
第三,軍備競賽又回來了,而且亞洲就是主要的舞台。
最後,軍隊將人工智慧應用在軍事系統上,意味著我們的軍事系統將更加依賴先進半導體。
在20世紀中期,第一批用於軍事用途的電腦,例如破譯德國密碼的巨像電腦(Colossus),或是用於引導彈道的電子數值積分計算機(ENIAC)。冷戰期間的飛彈軍備競賽,更是促使運算能力演進最重要的推力。
自從1950年代,半導體的發明以來,它的主要任務就是用於導彈與飛彈計劃。阿波羅太空船就是用最早發明的一批晶片所引導,帶著太空人上月亮的。同樣地,洲際飛彈義勇兵二型(Minuteman II)也是最早一批的晶片使用者。
晶片產業早期的企業,例如德州儀器與快捷半導體,客戶大多都來自美國的國防產業,例如空軍、海軍、陸軍與NASA。這些國防單位,對於推進運算能力的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發明小到能夠放入輕便儀器的晶片。因此軍事需求,其實促使了晶片與矽谷的誕生。
如果沒有冷戰軍備競賽,讓政府投擲大筆的投資,我們也不會有今天的矽谷。就算不是專攻軍事用途的半導體工程師,其實也受惠於冷戰的軍備競賽,因為幾乎每一家半導體公司在產業的初期,最重要的客戶都是五角大廈。例如,德州儀器在半導體產業的初期,就是專攻美軍設備、雷達設備、聲納設備與各種仰賴運算能力的設備。
所以從基爾比(Jack Kilby)與諾伊斯(Bob Noyce)發明積體電路的時代開始,五角大廈就與整個半導體產業密不可分。
1950年與1960年代,張忠謀在德州儀器的同事沃德(Weldon Word),就是雷射導引飛彈「鋪路」(paveway)的發明者。鋪路飛彈仰賴半導體,來引導飛彈擊中目標的路徑。隨著美軍開始發現半導體在通訊系統、偵測系統或是導引系統有著多種應用情境,美軍也意識到他們對半導體的需求是沒有止盡的。
美軍發現半導體為一種全新的戰爭方式奠定了基礎。在越戰期間,美軍丟下第一個雷射導引飛彈。當然,雷射導引飛彈在越戰當中,對結局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多數人甚至沒有察覺到,越戰使用了雷射導引飛彈。但是對美軍而言,越南是一個測試場域,測試這些收割了矽谷科技的新型態武器,並且運用於軍事系統之中。
美國1970與1980年代的國防理論家,就認為這些新型態的武器,最後會被用於整個軍事系統當中,並且橫跨不同的軍隊,建立一個能夠快速且準確傳輸數據與訊息的軍事網絡,創造能夠更精確打擊目標的飛彈系統。
在1970年代晚期與1980年代的早期,蘇聯非常擔憂美國將先進的運算能力運用於戰場上。尤其是新的導引飛彈系統,讓美軍具備遠距精準打擊的能力,使蘇聯逐漸喪失在軍備競賽當中勝出的信心。
換句話說,美國的運算能力以及將其運用在軍事系統當中的能力,與冷戰的結果有著直接的關係。如果不是運算能力在戰爭中的應用,美國不會在冷戰當中勝出,蘇聯也不會失敗。
蘇聯始終無法跟上矽谷創新的速度。從蘇聯晶片產業的創始,他們的座右銘就是「複製」,複製美國、日本或是歐洲的技術,並且試圖在蘇聯重現。
但是在半導體產業,複製是不夠的。當你設立好一個在蘇聯的產線,開始生產的時候,晶片的技術早已大幅躍進。因此蘇聯只能擁有小規模、低品質且低技術含量的晶片產業,這造成國防軍事決策者,選擇投資更少的資源給蘇聯的晶片產業。
蘇聯過去十幾年來,缺乏對運算能力與軍事應用的投資,而不願意投資的原因,就是蘇聯認為自己的半導體產業無法跟上最新的技術發展。這個決策不但拖累了蘇聯的經濟,也決定了冷戰的結果。
換句話說,生產先進晶片並且應用在軍事的能力,與冷戰的結局有著直接的關係。如果沒有把矽谷放入冷戰的故事當中,你就無法理解這個故事的結局。
南韓與台灣對晶片產業的大舉投資,創造了幾個世界一流的企業,例如南韓的三星,以及台灣的台積電。但是1990年代與2000年代的全球化能夠發生,前提是當時只有一個超級強權,不需要對軍事武力投注太多心力。
因此無論是在美國、歐洲、日本或是其他國家,科技產業開始專注在民用產品,這是比軍事系統更賺錢的市場。很遺憾地,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因為現在軍事競爭又回到國際舞台上。
光是從量化數字來看,各國的軍事開銷增幅在東亞最為驚人。這不只是在亞洲獨有的現象,而是這種軍備競賽正在世界各國發生。在這場先進軍事科技的競賽當中,半導體又再度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半導體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存在於各種軍事設備之中,就像是半導體也存在於各種消費者產品之中。就算是老舊的軍事系統,例如美國給烏克蘭的反坦克標槍飛彈(Javalin),雖然是一個數十年前設計的武器,當中卻超過了200個晶片。
如果你閱讀五角大廈提出的下世代戰爭概念,你會發現美國軍隊想像的,是一個高度連結與數據導向的戰場。
無論是無人戰鬥機、分散式通訊或是先進感測,這些下世代的軍事系統只會比今天的系統需要更多晶片。而且美國與中國都試圖將人工智慧應用於軍事系統當中,美國經常將這稱之為「自動或是半自動的防禦系統」;在中國,這個概念被稱之為「軍事智能化」。
現在我們在民間產品當中,可以看到的科技轉變,最後都不可避免地將被應用在軍事系統上。我們幾乎可以假設世界各國的國防部長,早就已經開始探索哪一種人工智慧的應用能夠獲得最大效益。
因此,美國在去年10月公布了新的晶片管制措施,讓競爭對手(中國)無法獲取最先進的半導體。美國允許各國軍隊使用晶片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因此美國10月公布的晶片禁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拖延中國的資料中心技術發展,讓中國要訓練人工智慧系統變得無比困難。
北京渴望的當然是在晶片上的自給自足,但是北京離這個夢想還有很長一段距離。中國目前在半導體生產的各個階段,幾乎都必須仰賴進口,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要找到對策,繞過美國的晶片禁令將會非常困難。
中國在過去十幾年來,每年花了百億美元,試圖要達到最尖端的晶片技術。雖然中國在部份技術上斬獲成果,但也有不少的挫敗。
而同一時間,國際貨幣組織預估,中國的債務佔GDP比例成長了兩倍。在中國經濟成長趨緩的時代,中國仍掙扎著從疫情當中恢復常態,我們不清楚中國是否願意投資那麼多錢,只為了有達到尖端技術的機會。
晶片戰爭將會被北京、企業與各國軍事領袖所決定。
我想我們未來會看到半導體供應鏈的政治化,這倒不是新的現象,而是回到歷史原本的樣貌,因為晶片產業史的初期,就與冷戰的軍備競賽以及五角大廈的採購,有著根深柢固的關係。因此晶片戰爭其實是半導體產業的常態。
總結來講,最好的緩和(Détente)方法,就是讓中國意識到技術領先的代價太高了。但是我不會寄希望於此。
我認為中國的政策目標是要達到尖端的技術,而非現在就選擇放棄。
電子產業變化的速度非常快,任何以為半導體只關乎智慧手機與個人電腦的人,並不了解軍事與國防。亞洲各國的科技政策,在未來幾年將變得更加政治化。
最後,軍事考量回歸半導體產業的核心,是對歷史常態的回歸。晶片戰爭就是半導體產業的誕生地,也形塑整個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