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 孔祥永：天津师范大学讲师，梅仁毅：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http://www.mgyj.com/american_studies/2012/second/second01.htm

　　〔内容提要〕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是旨在回应盛行其时的“美国衰落论”。近年来，随着世界上反美情绪的日益高涨，又出现了“美国软实力衰落论”。实际上，美国软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美国在科技、教育、人口方面的竞争力，以及在思想、规范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影响力，均未衰落。真正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是美国民众的情绪和国内分歧。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最早明确提出并论述了“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为“软权力”）这一概念。1990年，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注：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chapter 2.)一书出版，奈在当年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又发表了《软实力》一文。在这本书和这篇文章中，奈较为清晰地论述了“软实力”一词的基本内涵。(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2004年，约瑟夫·奈的新著《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途径》出版，他在该书中对自己1990年提出的观点做了重要补充和扩展。(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是受到了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巴拉茨（Morton Baratz）1960年代合写的一篇文章的启发。(注：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Baratz,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September 1963, pp.632～642.) 奈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概念的，而那时正是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及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为代表的“美国衰落论”占主流地位的时代。(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由此可见，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是着眼于回应盛行其时的“美国衰落论”。他当时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除了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美国还拥有其他权力资源，如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软实力”优势。

　　顾名思义，“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hard power）而言的。在奈看来，“硬实力”指的是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它来自一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一般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引诱或者威胁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而“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的能力。在《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成功的途径》一书中，奈阐述道：“从行为角度看，‘软实力’是吸引力。从资源角度看，‘软实力’是那些产生这种吸引力的资产。”(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6. ) 国内学者对奈的“软实力”概念也有不少解析。张小明认为，“软实力”的运用主要表现为通过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仿效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影响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注：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分析》，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22～23页。)周琪强调，奈的“软实力”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软实力”通过吸引力和诱惑而不是强制或劝说发挥作用；第二，“软实力”反映了一国倡导和建立各种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第三，“软实力”具有认同性。(注：周琪、李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启示》，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0年第4期，第74～75页。)楚树龙认为，“软实力”包括科技、管理、体系、吸引力、文化、人的素质及竞争力等，“软实力”最重要的环节是价值观、文化、教育等精神方面的吸引力，而一个国家、民族、集体和个人的最永久、最根本的软实力是创造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注：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6页。) 周桂银等学者认为，“软实力”应包括建立并控制国际制度的能力、文化与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国家形象和地位等三个要素。(注：周桂银、于雷：《从软实力理论看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载《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近年来，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九一一事件和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加剧了国际上的反美主义情绪。2004年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一文。文章开篇即指出，“世界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因此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正在衰落。”(注：Joseph S. Nye, Jr.,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3, 2004, p.16.)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朱利亚·E.斯维格（Julia E. Sweig）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从2001年以来，美国在全世界的道德指数急剧下降……在世界范围内，反美主义不仅仅是对布什总统外交政策的不满，而且是几十年来深怀憎恶的情绪表现。”(注：Julia E. Sweig, “Why They Hate U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5, 2006.)作家弗莱德·里德（Fred Reed）在2007年8月13日撰文写道：“美国是地球上最遭憎恨的国家……然而我们以前是那么地广受钦羡。现在我国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个无赖国家。”(注：Fred Reed, “Why the U.S. Government Is Hated Over the World,” Information Clearing House, May 22, 2007. ) 蒙蒂·纳拉安·达塔（Monti Narayan Datta）也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反布什情绪和反美情绪导致美国的提议在联合国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美国的软实力也因此衰落。”(注：Monti Narayan Datta,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in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No.10, 2009, p.265.)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美国衰落”的评论更是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辩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尝试对美国软实力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真正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

一　 美国软实力的现状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当我们的政策在他人眼里具有合法性时，我们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在国际政治中，产生软实力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文化、国内行为和政策及处理与他国关系时所体现的价值观”。(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x, 8.) 从约瑟夫·奈的话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文化是指一套为一个社会创造含义的价值和实践。文化可以区分为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注：周琪、李枏：《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及其启示》，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0年第4期，第78页。) 美国文化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奈所说，“不管我们做什么，美国的大众文化都具有全球影响。好莱坞、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的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宣传自由、个人主义和变革（包括性和暴力）。总的来讲，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实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xi.)就价值观而言，奈认为，美国奉行个人主义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重视民主、人权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如果美国在追求这些价值观时采用双重标准或前后不一的态度，就会被其他国家的人民看作是虚伪的，这将削弱美国的软实力。(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55.) 从美国的国内表现看，虽然它在医疗开支、高等教育、图书出版、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接受移民及就业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平均寿命、初等教育、工作安全、医疗照顾或收入平等方面就无优势可言了。特别是谋杀和入狱人口在总人口中的高比例大大地降低了美国的吸引力。(注：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57.)

　　在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中，对外政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目前的反美情绪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所致。”(注：Joseph S. Nye, Jr., “America 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9, 2004, p.8.) 这一点在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一篇发自中东的报道中，路透社记者阿里斯太尔·里戎 (Alistair Lyon)写道：“一位埃及科学家指出，伊拉克战争之后，对很多人来讲，美国像是这个地区的占领国……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地区的人对美国的同情。”(注：Alistair Lyon, “Iraq War Erodes World's Post-9/11 Sympathy for the U.S.,” Reuters, September 2, 2003.)美国采取单边行动入侵伊拉克，显示出它作为超强大国的傲慢已达顶点。为了本国私利，美国毫不理会传统盟国的反对，把不听从其号令的国际组织甩到一边，而且无视国际法，这些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厌恶和不满。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加剧了美国形象的下滑，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奥巴马2009年初就任总统后，在外交上推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措施，努力改善美国的形象。首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无核世界”的口号，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核裁军。2010年4月，奥巴马政府又在华盛顿召集了核安全峰会，号召国际社会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采取多边形式解决核问题，加强核安全。不仅如此，2011年2月，奥巴马签署了美国与俄罗斯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其次，奥巴马政府决心从伊拉克撤军，改变反恐策略。奥巴马政府极力缓和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对情绪，不再宣称“伊斯兰激进势力”是主要敌人。再次，奥巴马政府的关注重心已经从“布什时代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议题，转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议题”上。(注：倪峰：《奥巴马治下的美国》，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最后，奥巴马政府努力改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极力争夺在全球重要议题上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美国政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新能源等问题采取了较以往而言更为积极的态度。奥巴马的多边主义路线改善了美国形象，也加强了美国的软实力。

　　关于美国软实力的现状，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f Global Affairs）与东亚研究所（East Asia Institute）在亚洲做了一次关于软实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软实力仍然高居榜首。（见表1）

表1　软实力指数

　　资料来源：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I,“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2008, p.2,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Asia%20Soft%20Power%202008/Chicago%20Council%20Soft%20Power%20Report-%20Final%206-11-08.pdf.

　　在谈及过去十年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时，48%的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提高，而只有20.75%的人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下降了。（见下图）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资料来源：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I,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2008, p.6,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Asia%20Soft%20Power%202008/Chicago%20Council%20Soft%20Power%20Report-%20Final%206-11-08.pdf.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软实力持肯定态度呢？2004年6月佐格比国际公司（Zogby International）进行了一项名为“2004年美国印象”（Impressions of America:2004）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在接受调查的5个阿拉伯国家中，尽管有超过85%的人对美国的政策持否定态度，但仍然有71.5%的人对美国的科学技术持肯定态度，54.6%的人表示接受美国的产品，46.6%的人表示喜欢美国的教育。（见表2）

表2　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价值观、产品和政策的态度

　　资料来源：“Impressions of America 2004: How Arabs View America and How Arabs Learn About America,”A Six-Nation Survey commissioned by the Arab American Institute Foundation, Conducted by Zogby International, June, 2004, p.3, available at: http://www.aaiusa.org/page/-/Images/Polls/Impressions%20of%20America%202004.pdf.

　　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与东亚研究所的调查中可以看出，美国的软实力除了涉及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因素外，美国的科技创新力和高等教育也是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不仅如此，美国在思想、规范和制度安排及人口构成方面的竞争力对于美国的软实力也是极为重要的。

二　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发现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进步和生活水平改善的根本推动力。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为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的优势依赖于它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发明和使用新科技。”(注：Adam Segal,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hina,”in Titus Galama and James Hosek eds., Perspectives on U.S. Competitiven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anta Monica,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7), p.29. )

　　（一）对研发的投资状况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的《2010科学和工程学指数》，全世界研究与开发（简称研发）的总投资在11年内翻了一番，由1996年的525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研发投入最大的国家。2007年美国的研发投入为3690亿美元，超过亚洲地区的3380亿美元和欧盟27国的2630亿美元。”(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见表3）

表3　全球研发支出及预测

　　资料来源： “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Sponsored by Battelle, December, 2010, p.3, available at: 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美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的投入对于其保持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以下数据反映了美国在这些产业上的支出和地位。

　　1. 生命科学领域

　　2008年，美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发投入为632.8亿美元，占1250亿美元全球总投入的50.6%。据估计，2011年全球研发投入为1387.4亿美元，仅美国一国的投入就达到622.7亿美元。美国在生命科学技术的8个领域中的7个占有绝对的优势。(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

　　2. 信息技术领域

　　2008年，全球在软件、互联网、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为456.2亿美元，美国的研发投入为345亿美元。据估计，2011年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将达到364.1亿美元，占全球总投入503.2亿美元的72.4% 。(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

　　3. 航空航天、国防、国家安全领域

　　2008年，全球在航空航天、国防、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为234亿美元，美国一国的研发投入就高达120.2亿美元。据估计，2011年美国在这些方面的研发投入将达到118.1亿美元， 占全球254.2亿美元研发总投入的46.5%。在涉及航空航天、国防、国家安全的7个领域（信息安全、传感器网络、空间技术、远程感应、化学/生物感应器、生物测定学及无人驾驶运输器）中，美国在4个领域拥有70%以上的优势，在其中的3个领域拥有80%以上的优势。中国的平均优势为4%。(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

　　总之，《研发杂志》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研发方面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注：“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December, 2010.)（见表4）

表4　全球领先的科技领域研发者的观点

　　资料来源：“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Sponsored by Battelle, December, 2010, p.33, available at: 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一个国家研究类出版物的构成与分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科学研究重点。2007年，在美国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中，有超过50%的文章都涉及生物医学及其他生命科学。工程学方面的文章比例则由1988年的36%下降到了2008年的20%。此外，美国学术论文的相对“被引证率”居世界之首，美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也居世界首位。 以产品的专利权为例，在2008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颁发的专利中，49%的专利由在美国的发明者获得。美国居民申请专利的数量也一直在增加，从2000年的16.5万项增加到2008年的23万多项。(注：黄平、何兴强等：《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85页。)2007年，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全球经济产出的贡献达到16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30%。而美国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出达到了3.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2007年，全球5个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达到了1.2万亿美元，美国再次独占鳌头，占比为31%。

　　但是，美国在以下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1. 2009～2011年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亚洲的比例则在逐年递增。（见表5）

表5　全球研发投入比例

　　资料来源：“2011 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 R&D Magazine, Sponsored by Battelle, December, 2010, p.3, available at: http://www.battelle.org/aboutus/rd/2011.pdf.

　　2. 美国在能源和高级材料方面的研发投入只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20%～22%。

　　3. 根据《2010科学和工程学指数》，在5个高技术产业所产生的附加值中，虽然美国在通信和半导体、医药及航空与航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科学仪器和计算机方面落后于欧盟和中国。

　　4. 就专利权而言，美国发明家获得专利的比例由1995年的55%下降到了2008年的49%。1997年，34%的高附加值的专利权由美国人获得， 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0%。2007年，亚洲研究人员数量是295.1万人，占世界研究人员总数的40.9%，而美国的研究人员为142.6万人，占世界研究人员总数的20.0%。

　　（二）美国对研发的扶植政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小布什任期内和奥巴马上任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5年10月12日，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和美国医学研究所共同发布了题为《站在风暴之上》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必须优化在知识领域的资源，特别是优化它在科技领域的资源，并以为新型及复兴产业创造良好环境的方式，来保持自身在战略和经济方面的安全。(注：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0.))

　　2006年2月，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竞争力计划”的文件。根据这一计划，联邦政府2007年将追加拨款59亿美元，今后10年将累计增拨1360亿美元用于增加对研发、教育、创业与创新的投入。该计划说明，美国不遗余力地促进其研发、创新和教育的发展，这是保持其强大国力的关键。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科技的竞争优势，“美国竞争力计划”体现了美国对科技的重视，这一计划规定的研究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注：Domestic Policy Council and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February, 2006.)

　　2007年，国会通过了《为长远促进一流的技术、教育和科学创造机会》（简称《美国竞争法》）的法案（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cellence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cience Act）。该法案的主旨是保持美国在21世纪的创新性，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因而被外界誉为美国未来科技教育发展的“路线图”。《美国竞争法》要求对联邦政府的一系列科学、技术和研究项目注入多达336亿美元的资金。按法案的规划，在未来3年内，联邦政府将对一系列与科学有关的联邦机构实施注资计划，这些机构包括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下属的一些科学计划等。(注：GAO, “America COMPETES Act,” June 16, 2011, available at: www.gao.gov/products/GAO-11-12.)

　　2010年12月，国会通过了《美国竞争法的再授权法案》，由奥巴马在2011年1月签署后成为法律。该法案规定，2011财政年度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政拨款为74亿美元，2012财政年度为78亿美元，2013财政年度为83亿美元。

　　2011年1月25日，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强调，“在未来25年内，我们的目标是使80%的美国人能够拥有高速铁路，人们乘高铁出行会比驾车出行节省一半时间。对一些旅程来说，乘坐高铁将比乘飞机更快。在我讲话之时，加州和中西部地区的高铁线路已在建设之中。”奥巴马又说：“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将使业界向98%的美国人提供下一代高速无线网络连接成为可能。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将拥有更高速的互联网连接和更少漏接电话，也事关使美国的各个地区都进入数字化时代。”除此之外，奥巴马还制定了发展清洁能源的目标，也即“争取在2035年之前使美国85%的电力供应来自清洁能源。一些人想要风力和太阳能，其他人想要核电、清洁煤炭和天然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需要所有这些清洁能源。我呼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通过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注：President Obama'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5, 2011, available at: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State_of_the_Union/state-of-the-union-2011-full-transcript/story?id=12759395. )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了虚拟经济的脆弱性，因此大力发展制造业已经成为美国产业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经济要从过去依靠金融信贷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制造业将成为美国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2011年6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和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奥巴马递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主要论述如何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上的领先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实施“先进制造业计划”。2011年6月24日，奥巴马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了一项联合顶尖大学和工业界领头人的计划。该计划的投资总计5亿美元，目的是通过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在制造业领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复苏。另外，他还宣布美国已经启动了新的耗资7000万美元的机器人计划，以加速开发和普及机器人的使用。机器人将不仅用在工业方面，还将用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方面，如先进的机器人可以进入下水道进行系统作业。

　　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超强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科技投入机制。美国的科技投入机制主要包括六个层次：一是国家科技计划层次；二是科技投入优惠政策层次；三是风险投资层次；四是科技工业园区层次；五是国际科技合作层次；六是官产学研合作层次。(注： 《美国科技投入社会化的制度创新途径分析》，2006年3月9日， 参见：http://www.sgst.cn/xwdt/shsd/200705/t20070518_121728.html。)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在美国科技投入机制中处于核心位置。在这些企业中，既有迅速成长的科技型小企业在美国科技投入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如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等，又有高新技术跨国公司在科技投入中发挥的主体作用，还有风险投资企业在美国科技投入方面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加速了高新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了美国配置全球科技资源的能力。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极力培育促进科技能力增长的社会环境，并从战略高度提高政府财政支持科技的强度和规模。政府投资研发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关键职能之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众所周知，基础研究主要是以一些新的核心技术要素为基础，建构一个原创性技术范式。这些原创性范式具有利润高、时间长、竞争力强等特点。基础研究为美国的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美国科技能长期领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实施优惠政策，以建立对科技投入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实施优惠政策，美国政府引导科技资源向国家的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集中。另外，美国科技投入机制强调政府、产业界、大学和研究机构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各个阶段的优势互补。美国的官产学研合作机制已经成为了一种最为有效的科技投入方式，在美国的科技创新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10~2011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美国“大学院校与产业之间在研发上的合作”排在世界首位。(注：“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 September 24,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0-11.pdf. ) 总之，美国科技投入机制为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其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　 美国在思想、规范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竞争力

　　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话语权，也即一国能够推出具有国际认同的想法，并且在国际制度安排方面具有主导性。

　　首先，美国创新型的经济不但使其有能力制定技术标准方面的规则，而且也使得美国有可能修正与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如隐私权、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等相左的商业行为。美国的跨国企业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超强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美国公司和广告业的经营者、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不仅向世界上其他国家销售他们的产品，而且也推销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注：〔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何向东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麦当劳作为美国快餐文化的产品，体现了美国现代经营理念和大众消费主义的倾向。到2011年为止，全世界麦当劳连锁店的总数达到了3.2万多家，它们每天为全球6400万名消费者提供快餐服务。 随着麦当劳在全球的扩张，它所体现的效率和经济价值的特征也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乔治·利泽把这种现象称为“麦当劳化”。他认为“麦当劳化”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也反映出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注：George Ritzer,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ousand Oak: Pine Forge Press, 1996), pp.1～2.) 另外，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更加凸显了它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独一无二的地位。众所周知，互联网是1970年代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局 “阿帕网络”（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Network, ARPANET）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时至今日仍然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管理网络地址的最高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就坐落在美国的加州。实际上，它是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一个准政府机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所有13台记录、保存全球互联网各域名地址目录的根目录服务器都在美国控制之下。就域名而言，美国占有了全球42亿个地址中的74%，相当于每人有10个网络地址，而中国的域名拥有量仅为2500万个。另外，在一些“顶级域名”，如.com、.org、.gov等网络地址尾名的制定和分配上，美国也具有绝对的话语权，由此可见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绝对影响力。再以美国的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子产品生产商之一，它的每次新品发布会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究其原因，苹果公司的产品，如iPod、iPhone、iPad等已经成为了时尚的代名词，它的每一款产品都会给电子市场带来一场革命，它对全世界的数码产品走向有着无比深远的影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进程的提速，占全球企业500强半数的美国跨国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拓展各自企业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权力的分配模式犹如一盘三维棋局。上层是单极的军事棋局，中间是多极的经济棋局，而底层是超越了政府界限的跨国关系，涉及问题极多，包括恐怖主义、国际犯罪、艾滋病传播、全球变暖及金融流动等问题。在这一层面上，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其软实力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许多新的想法和理论都是由美国的大学和智库的研究人员创造的。2010年，全球共有智库6480个，其中美国的智库数为1816个，占全部智库数的28%。 中国位居第二，共有425个，但只占美国总数的1/4。(注：Adam Segal,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S&T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Titus Galama and James Hosek, eds., Perspectives on U.S. Competitiven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7).) 在全球最好的25个智库中，美国有12个，比例高达48%。(注：James G. McGann, “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January 18,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pri.org/research/thinktanks/GlobalGoToThinkTanks2010.pdf. ) 在最有创造力的25个智库中，美国占了9个，且前四名全部是美国的智库，它们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凯托研究所和新美国基金会。(注：James G. McGann, “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2010,” January 18, 2011.) 美国的智库“对内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对外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沉默的伙伴’”。(注：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3页。) 智库本身就是美国权势集团的一部分，同时它们又独立于政府之外。它们与政府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智库人员的见解往往可以改变决策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例如，在小布什上台之前，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思想库就开始为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大造声势，还提出了“流氓国家”、“导弹威胁”等说法。奥巴马就任以来，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n Foundation）、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全球气候变化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以及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等智库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上对奥巴马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的积极转变与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魏红霞：《美国新的思想库》，载《美国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1～119页。) 智库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上层精英的代表。根据一项调查统计：13家美国最大智库的董事会成员有一半以上出自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注：Edward H. Berman, The Ideology of Philanthrop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32～33.) 智库中的很多负责人曾担任政府的高级职位，如腊斯克（Dean Rusk）、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邦迪（McGeorge Bundy）、万斯（Cyrus Vance）、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等。这些人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近1/2诺贝尔物理奖和医学奖获得者是美国人。自从1968年诺贝尔委员会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截止到2010年，共有67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美国人46位，占全部获奖人数的68%。这些美国经济学家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提出了很多当今非常流行的理论和观点。

　　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发布一份人口贩卖年度报告，并将某些人口贩卖记录差的国家列入“黑名单”。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两年被列入人口贩卖“黑名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就会对其采取制裁措施。这种做法是以美国的方式制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典型表现，也是把美国的国内法律要求和标准强加给世界的做法。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人权、宗教自由和毒品的报告和人口贩卖报告如出一辙，都体现了按照美国准则制定国际规范、标准和国际事务议程的做法。美国在这些事务中扮演着法官、检察官和陪审员的角色。

　　在国际政治中，诸如软实力、“巧实力”（smart power）、“流氓国家”（rogue state）、“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和“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等名词都是由美国人创造的。除了“邪恶轴心”之外，这些概念都已被学者和各国的记者接受并经常使用。就中美关系而言，描述中美关系和定义中国角色身份的很多名词都源自美方，如2005年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responsible stakeholder）、2009年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提出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弗莱德·斯坦伯格（C. Fred Bergsten）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的“两国集团”（G2）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不管这些概念是被接受、修改，还是最终被弃用，它们均已成为讨论中美关系的常用语了。在讨论未来世界前景时，无论是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后美国世界”、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的“无极化时代”，还是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的“迈入后西方世界”，都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引起了热议。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的软实力在国际规范、话语权和国际事务议程设定方面的表现。

四　 美国在教育方面的竞争力

　　2007年4月，美国研究生院顾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美国科学技术的领先优势主要是以其出色的研究生教育和全世界最有才华的稳定生源为保障的。”(注：Graduate Education: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2007), p.1.)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是美国保持未来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注：Graduate Education: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2007), p.1.)

　　美国在教育方面的竞争力依然雄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根据2010至2011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在排名前20位的大学中，美国的大学有13所，占总数的65%。(注：“Top 100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2010/2011,” June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top-100-universities-in-the-world-2011.)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出的世界顶尖大学排名，在前30位的大学中，美国的大学有15所，占到了总数的一半。(注：“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Top 400,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worlds-best-universities/articles/2010/09/21/world.) 这就是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为什么会说，“在过去的50年，美国的研究生一直是美国教育系统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注：“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Executive Summary, June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gsnet.org/portals/0/pdf/GR_GradEd-PubGood_excerpt.pdf. ) 在过去的十年里，全世界62%的化学、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美国获得研究生学历的人。(注：“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Executive Summary, June 14, 2011.)根据美国研究生院的统计，2003年美国共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68.53万人，200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71.18万人，增幅为3.5%。美国凭借其先进的教育体系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到美国留学。而这些优秀的外国学生完成学业后，很多都留在了美国从事科研工作。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时持有临时签证、在美国大学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人中，有62%的人2007年仍在美国。在这些外国人当中，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比例分别为92%和81%。据美国能源部（U.S. Energy Department）、 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所（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联合编制的数据，1997年毕业的这类人当中，2007年仍在美国的有60%。(注：Brian L. Frank, “U.S. Keeps Foreign Ph.D.s,”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ccg.org.cn/ccg/ccgen/show.php?contentid=579. ) 所有在美国工作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持有人中，约40%为外国人；在工程、数学和计算机领域，这一比例甚至更高。根据橡树岭研究所的数据，2007年获得美国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公民有1.6022万人，占总数的46%。相比之下，1997年有1.2966万人是外国人，占总数的3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4月，各类研究生项目的外籍理工科学生入学人数达到了15.843万人，同比上升了8%。(注：Brian L. Frank, “U.S. Keeps Foreign Ph.D.s.”) 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向美国流动有利于提升美国软实力，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指出，美国人口虽只有中国和印度的1/4，但先进的教育和网络体系却能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国。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人口的多样性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斯劳特预言，21世纪又是一个“美国世纪”。(注：Annie-Marie Slaughter, “America's Edge-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

　　其次，美国有意识地将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的定位为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培养有技术、有专业知识和文化意识的未来知识的创造者和发明者。美国研究生院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个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该报告指出，因为交叉学科更容易产生新知识和新发明，所以未来的人才应掌握交叉学科的技术和知识。也正因为如此，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计划应得到重点支持和鼓励。(注：“Recent Trends i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mong Doctoral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June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11308/. ) 美国现在鼓励更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选择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美国的教育机构现在也强调未来的领导者不仅仅应该拥有技术能力，而且必须要能够熟练地应对全球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注：Graduate Education:The Backbone of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 2007) .) 美国研究生院顾问委员会重点强调了三点：科学和工程的重要性；文化意识；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合作。报告所提的这些重点既能指导美国的现实，又与未来息息相关。这体现了美国人的战略眼光。

　　第三，美国政府将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作为其在教育领域的工作重点。在签署《美国的竞争力计划》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写道：“美国竞争力的基石是受过良好教育、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大军。”(注：Domestic Policy Council,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February,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nsf.gov/attachments/108276/public/ACI.pdf. ) 马丁·贝利（Martin N. Baily）和马修·斯劳德（Matthew J. Slaughter）进一步指出，“20世纪美国经济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通过中等和高等教育大幅提高了美国劳动力的技能。”(注：Martin N. Baily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Strengthening U.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Economy (Private Equity Council, December 2008) .) 但近些年的一系列统计数字引起了美国专家和官员的担忧：（1）1980年全世界15岁及15岁以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有7300万人，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达到了31%，中国的比例只有5%；而到了2000年，全世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有1.94亿人，其中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27%，而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上升到了11%；(注：“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0,” National Science Board, January 15, 2010.)（2）在2007年的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趋势（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中，美国四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529）低于参加测评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534）。美国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508）同样低于参加测评的16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514）；(注：“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0,” National Science Board, January 15, 2010.)(3)2006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科学测试结果显示，美国学生的平均成绩是489分，在参加测试的24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6位；(4)1999年，美国68%的八年级学生的数学老师都不是数学专业毕业的，2000年，美国93%的五到九年级学生的老师都没有物理或科学方面的学术背景。(注：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0) .)

　　因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变现状。这些措施包括：（1）自2005年起，每年招收1万名科学和数学教师，到2015年，美国就能培养出10万名合格的基础教育教师；（2）鼓励更多的学生选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作为研究生阶段的学科方向；（3）通过夏季训练营、硕士课程、大学预修课程和国际预科训练课程等加强25万名教师的技能培训；（4）为使美国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美国将继续招收、培训和尽力留住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专家指出，美国需要改革它的移民制度以鼓励来自全世界的最好和最聪明的学生来美国学习、研究和生活。

五　美国在人口方面的竞争力

　　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正式宣布，美国人口达到了3亿，截止到2010年4月，美国的人口总数已达3.08亿，是仅次于中国、印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注：“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2000 to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rod/cen2010/briefs/c2010br-01.pdf.) 美国的人口总数为俄罗斯的2.1倍、日本的2.4倍、德国的3.7倍。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12月的一份人口统计分析报告显示，在美国平均每8秒钟增添1名新生儿，每26秒钟增加1名外来移民，每12秒钟死亡1人。以此推算的话，美国人口将在2039年超过4亿。从这份统计报告可以看出，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源于高生育率和不断增加的移民人数。目前，美国妇女平均每个人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数量为2.1个，而其他发达国家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仅为1.4个。美国在21世纪的前六年中，新增人口为2000万，其中60%为自然增长。(注：楚树龙、方力维：《美国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76页。)外来移民是美国人口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美国是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美国现有移民总数是3800万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2.3%。(注：Philp Martin and Elizabeth Midgley, “Population Bulletin Update: Immigration in America 2010,”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prb.org/Publications/PopulationBulletins/2010/immigrationupdate1.aspx. ) 2008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1990年以来美国新增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占新增人口总数的60%以上，达到了1020万。(注：Jeffrey Passel and D'Vera Cohn, “Immigration to Play Lead Role in Future U.S. Growth, 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 February 11, 2008,available at: http://pewresearch.org/pubs/729/united-states-population-projections. )

　　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给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根据2011年3月国会研究机构的报道，195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0.3岁。到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3岁，远远年轻于其他很多发达国家。大量移民的涌入是造成美国人口很“年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90年到2000年间，大约有1100万人以合法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平均每年大约有110万人。在2005年到2009年间，美国国内出生于外国的人口增长率是16%。(注：Laura B. Shresth and Elayne J. Heisler,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RS, March 31, 2011.) 美国统计局预测，如果美国保持现在的出生率和移民速度，未来20年，美国将有3500万新出生人口和3000万新移民。这将保证美国人口增长和“年轻”。外来移民是美国劳动力大军的重要源泉。1970年代外来移民占美国新增劳动力大军的10%，1980年代这一比例为25%，到了1990年代，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0%左右。外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他们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末连续118个月保持增长提供了关键的劳动力保障。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人口问题专家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认为，“美国人口的活力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地缘优势和责任……在未来的10至20年几乎每个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呈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如果保持当前的发展趋势，到2050年德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24%，对于日本而言，这一比例为38%。”(注：Richard Jackson, “300 Million Americans: What Does It Mean?” October 18, 2006, available at: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61018_jackson_commentary.pdf. ) 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人口增长停滞甚至是下降的问题，他们还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美国而言，外来移民的平均年龄都比较低，当其他发达国家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美国依然拥有一支强壮的劳动力大军。年轻且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是美国经济发展美好前景的保证。（见表6）因此，理查德·杰克逊断言：“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美国的形势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好。”(注：Richard Jackson, “300 Million Americans: What Does It Mean?” October 18, 2006.) 美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及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是其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

表6　1950～2050年 美国人口年龄分布（千人）

　　 资料来源：“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United States,”Laura B. Shrestha & Elayne J. Heisher, CRS, March 31, 2011, p.14.

结　　语

　　除了以上所说的四个方面，美国在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正是美国软实力的主要动力源泉。正如王缉思所说，“美国的法制传统和法治精神维护着国内的长期政治稳定。美国的法治，一方面体现为一个较为健全的宪政体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社会深厚的法律至上传统。法治而非人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美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统一、保持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美国的社会价值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使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得以保持，爱国主义得以深化。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是美国社会中超越政治、宗教派别、阶级和种族界限，为全民所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注：王缉思、程春华：《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美国兴衰再评估》，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实际上，真正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因素不是外部的竞争对手，而是美国民众的情绪和国内分歧。就美国民众的情绪而言，主要是指其恐惧感和焦虑情绪。“2008年亚洲软实力调查”的结果显示，当被问及中国是否会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时，68%的美国受访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只有27%的人表示接受这一结果。70%的美国受访者担心中国在将来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威胁。(注：“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I, 2008.) 2010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有4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将对美国的重大利益构成关键性的威胁。(注：“Global Views 2010,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0.) 皮尤2009年的调查报告显示，4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大国，而只有2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领航者。很多美国人将想象当作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正在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领导者。有些美国人认为，即使中国现在不是领导者，在未来的10年这种预测也将成为现实。这样的前景让大多数美国人都感到很不安。

　　21世纪以来的两场战争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人对于未来没有很强的信心。这种恐惧感和焦虑情绪迫使他们改变了对全球化、自由贸易、移民、医改、赤字及其他国内和外交问题的态度。2008年，美国选民支持民主党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并选举奥巴马为美国总统。然而，仅仅过了两年，选民们就对民主党丧失了信心，转而支持共和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这种不耐烦反映了美国人当前的心态。而酝酿于2008年并于2009年兴起的“茶党运动”更是美国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根据茶党组织数次游行的表现来看，茶党推崇的是“小政府”的政治哲学，它反对以扩大政府开支拉动经济，并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茶党认为，美国的税收制度也应改革，过高的税收严重地影响了普通公民的生活。除此之外，茶党还极力阻止碳减排法案的通过。探究茶党兴起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危机诱发了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不满。奥巴马上台正值美国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巨大打击之时，虽然奥巴马政府采取了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但美国经济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摆脱低迷状况，失业率更是高居不下。不仅如此，面对美国的巨额国债和预算赤字，奥巴马政府准备在未来10年增加1.9万亿美元的税收。这更加重了美国民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从而对茶党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茶党运动的兴起，茶党将对奥巴马政府的执政产生深远的影响。2010年中期选举的结果表明，茶党已经成为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成为美国软实力的一个掣肘因素。

　　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及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尖锐分歧，是影响美国软实力的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指出：“近几十年来，国会选区的划分已使自由派和保守派形成泾渭分明的阵营。他们彼此隔离，从而把选区边界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战线。美国人民在华盛顿尤其是国会看到的，常常像是不可调和的阵营间无休无止的鏖战。一方本应是众志成城的乐土却变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战场。美国正在经受社会极化加剧和治理体系功能频繁失调两大问题的困扰。美国的选举地图正日益变成一个红州和蓝州的拼缀图，在各州内的各区县也基本分为红蓝阵营，紫色区块正在逐渐消退。”(注：Strobe Talbott, “The Angels of Our Nature: Restoring Unity of Purpose and Civility of Discourse in America―The Challenge to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转引自倪峰：《奥巴马治下的美国》，《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华盛顿邮报》2011年5月4日报道称，“在美国的政治光谱学中，从左派到右派，包括中间派，美国人的政治观点变得越来越教条，而且意识形态倾向越来越严重。”“坚定的保守派”（共和党）和“顽固的自由派”（民主党）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注：Dan Balz and Jon Cohen, “Pew Study Finds a Nation Divided and Doctrinair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4, 2011.) 张业亮认为，“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政治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变化一个最显著的趋势和最具概括性的特点……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日趋明显，同时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增强而导致两党国会议员在国会立法时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注：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7页。) 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所说，“美国政治各方经常为一些琐事进行无休止的恶性争论，政治变成了吵吵嚷嚷的闹剧，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也很少能达成妥协和采取行动……事实上美国的政党制度鼓励政治人物固守自己的主张，甚至在既有立场上往后退，强硬地告诉自己的团队绝不向敌人屈服。因为这有助于筹集资金，但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这是灾难性的”。(注：〔美〕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205页。) 美国两党在医改方案、提高债务上限、削减财政预算、《战争权力法》及任命法官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都反映了两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另外，威斯康星州剥夺公职人员工会的集体谈判权，10个州出台禁止堕胎的法规，以及明尼苏达州因两党分歧而未能就削减政府预算达成共识，还导致这些州的州政府一度停止了一切公共服务项目。对于美国以外的人，两党分歧暴露了美国政治系统的低效，这将对美国的软实力产生负面效应。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虽然民主党在2008年控制了参众两院，但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取代民主党成为多数党，在参议院中，共和党也缩小了和民主党席位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的政治立场的极化现象日趋严重，持中间立场的议员大量减少，这又将加剧两党之间的斗争。因此可以说，两党分歧和美国人的恐惧感和焦虑情绪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将来临的2012年大选不可能给美国的两党分歧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