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1月19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北大国发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中信读书会共同主办的“北大国发院承泽课堂暨中信读书会”线上举办，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作了主题演讲。林毅夫教授说，“今年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是政治，是大局”，“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一直讲的原则——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从‘基础和关键’的地位来认识发展的重要性，只要能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就有可能把潜力挖掘出来”。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只有持续保持较高速度的高质量增长，中国才能有效应对美国的挑战，世界才会早日进入到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本文原载于北大国发院的微信公众号。以下是演讲原文，原标题为《2022年新开局　中国经济的未来与挑战》，略有编辑。

非常感谢能够作为《中国经济的前景》、《论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本书的作者来参加今天举办的“2022新开局，中国经济的未来与挑战”论坛。

2022年是中国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的一年。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想借此机会，结合这两本书的观点，谈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机遇，以及应对之策。

时间所限，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今年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会充满挑战。

今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进入第三年，世界可能会出现一个分化。

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洲，其疫苗接种率已经很高，并且有不少人得过新冠肺炎，有了自然免疫力。因此，很可能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冠肺炎在这些发达国家就变成“大号流感”，这些国家的生产生活将会恢复，经济也将随之复苏。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疫苗普及率非常低，这些国家的疫情可能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给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挑战，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因此而继续衰退。

如果发达国家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对中国的依赖就会减少。因此像2021年那种出口大幅增加的情形可能不会再出现。发展中国家则可能还受制于疫情冲击，生产生活、收入、就业难以恢复，进口量难以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因此，2022年中国出口增长下滑的概率加大。

总的来说，2022年，中国的外需可能会相当疲软，外需的减少自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同时，世界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在20世纪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强国，主导整个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但在2014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上升，美国就想利用其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霸权来阻挡中国的发展。

从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开始的那些卡中国脖子的政策，以及在中美贸易方面制造各种障碍的政策，在美国已经成为两党共识。在可见的未来，这种情形不会缓解。

不仅如此，美国还可能以意识形态划界，组成“民主同盟”、“反华同盟”，不排除像澳大利亚、立陶宛那样以意识形态为原因来干预正常经贸往来的情形在未来有可能此起彼伏。

上述情形在今年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会持续，我们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第二，今年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是政治，是大局。

首先，今年是“政治年”，中共的“二十大”要召开。如果按照我前面的分析，美国可能会走出新冠疫情，开始进入复苏。在美国复苏时，很可能出现一两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届时中国的经济增速连续几个季度甚至全年低于美国，懂经济的人好理解，这是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已，不是常态。相比之下，中国早在2020年就已经控制住疫情，2021年就开始复苏，复苏时间早于美国，经济也将早于美国从复苏期的高增速转为常规期的增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可能会引起一些不懂经济规律的人的过度解读，进而影响国际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我们要应对这种可能性，最好是仍保持比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避免非正常解读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有两部分，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决定于两点：一是中国国内经济体量的大小，二是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比的高低。

制造业规模经济很大，国内经济体量越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消化的部分也就是国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现代服务业，尤其生活服务业，很多是不可贸易，服务业的占比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也会越高。这两者都是经济规律。

不论是要扩大经济的体量，还是要提高服务业占比，都需要依靠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提高收入水平，扩大经济体量和提高服务业占比是关键。增长得越快，收入水平提高得越快，经济体量就增长得越快，同时服务业占比也提高得越快。这样，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就会越强、越坚固。所以，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来讲，也必须保持经济比较快的增长。

再次，如何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前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生，相当大的原因是在整个20世纪拥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强国地位的美国在2014年经济规模被中国超过，美国有失落感，所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围堵中国，想抑制中国的发展。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时代就开始提出“重返亚太”，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从地中海、中东部署到东亚来，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接着，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现在拜登（Joe Biden）基本是“萧规曹随”，甚至有时候还变本加厉，比如组织民主同盟等来围堵中国。这种情形，在国际上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地位互换很容易引起两国之间的种种摩擦，给国际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个人的看法是，大概只有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一半的时候。原因如下。

第一个原因，到那时，中国内部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三市五省的总人口4亿多，人均GDP大概会和美国达到同一水平。美国人口现在3亿多，到时会逐渐接近4亿。因此，二者体量相当，人均GDP也相当。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代表平均产业技术水平，说明到那时这三市五省的产业技术水平跟美国同样高，意味着美国就丧失了现在这些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和手段。

在林毅夫教授看来，持续保持中国经济较高速度的高质量增长，是中国化解美国围堵压力，建立新的稳定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基础。（AP）

第二个原因，如果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一半，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的经济总体量就将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第三个原因，中国还拥有中西部10亿人口，对应的人均GDP大概只有美国的1/3，应该还可以保持比较快速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整体发展速度仍然比美国快。从2008年开始，全世界30%的市场扩张来自于中国，我相信这样的情形会继续。那时美国那些位居《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如果想继续保持他们的地位，就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如果失掉了中国的市场，就会退出500强。美国要就业、要经济增长，也同样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互惠互利的、是双赢的，但是小经济体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大经济体。到那时，中国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从中美贸易当中得到的好处会远比我们大。因此，美国为了自己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保持其大企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就不能没有中国市场。

在那种状况之下，中美关系和好了，我想，世界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格局。

我们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要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25%，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大概是美国的18%。到那时，如果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一半，就要求从现在起到2049年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美国长期以来人均GDP的增长是2%，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口不增长，人均GDP的增长要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从现在到204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应该达到4.5%。这样，中国就能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美国想联合其他国家构建所谓“民主同盟”来共同围堵中国，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跟美国一样争霸世界的野心，他们关心的主要还是要维护自己国内的就业和本国发展。如果中国发展得越快，市场规模增加得越快，其他国家跟中国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所以，只要中国发展得越快越好，美国想构建所谓“民主同盟”等等的想法就越难实现。因此，这也是中国化解美国围堵的最好方式。

综合以上几方面，中国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是政治，是大局。

第三，今年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仍要按比较优势发展。

中国仍然有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究竟能发展多快，是由发展思路、发展意愿、发展举措决定的。当然，未来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因为中国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1万美元，并且很可能在“十四五”规划完成的2025年前超过12,535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

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就会提高，所以，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

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这五个方面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推动创新。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如果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这家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并且如果是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发展，就会有竞争力。那么，这样的经济是最可持续的。

其次，如果经济发展得好、有竞争力，政府的税收会增多。如果企业是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创新的话，企业就拥有自生能力，就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那么，政府就可以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收入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使社会更协调。

再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有自生能力，管理得好就有竞争力，也就能够盈利。这样的企业就更有意愿采取能够满足环境规制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就能够实现绿色发展。

第四，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多生产、多出口，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多利用国际市场，就会形成开放发展的态势。

第五，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实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这一点我在很多场合论证过。为什么有效率？因为我前面讲过，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是效率的表现。为什么是公平？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让收入较低的群体能够有最大的就业机会，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这样的发展能够最快速地积累资本，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工资的增长就会最快。在这种状况之下，收入分配会得到改善。因此，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在一次分配时就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且，我前面已提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不用去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就有最大的力量来进行二次分配，照顾鳏寡孤独人群、临时失业等弱势人群。另外，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只要管理得好就能盈利，只要中国有合理的税收鼓励政策，企业也会有最大的积极性来进行三次分配，所以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符合共享的理念。

林毅夫教授认为，只要中国牢固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抓住“换道超车”的机会，就有可能把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潜力挖掘出来。（新华社）

在我看来，中国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持续创新发展，未来发展潜力会很大。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仍有相当巨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在2019年时只有美国的22.6%，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日本在1956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在1985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德国从1946到1962，16年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是9.4%；日本从1956到1972，16年间年均增长是9.6%；韩国从1985到2001，16年间每年经济增长是9.0%。这三国都在9%及以上。当然，这三国那时候没有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最大的影响是劳动力不增长，所以，如果扣除劳动力增长的因素再来看：德国从1946到1962年的劳动力增长是每年0.8%，仅靠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增长是每年8.6%；日本在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是1个百分点，靠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增长也是每年8.6%；韩国在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是0.9%，每年靠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增长是8.1%。

由此可见，到2035年以前，即使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增长，但是靠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带来的增长，从后来者优势来看，每年应该还有增长8%的潜力。

另外，中国还有“换道超车”的优势。德国、日本、韩国在追赶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新经济，也就是那种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特别短的新经济，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等。这种新经济的研发主要靠人力资本，中国是人力资本大国，拥有在新经济领域换道超车的优势。

如果把这些优势都用好，我相信到2035年平均每年还有8%的增长潜力，只要我们努力，可以实现每年6%左右的实际增长；2035年到2050年，我们靠后来者优势与换道超车优势，每年应该有6%的增长潜力，只要努力，就能够实现每年4%左右的实际增长。如此一来，就能够实现我前面讲的从现在到205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这个潜力在哪？如何挖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一直讲的原则——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从“基础和关键”的地位来认识发展的重要性。只要能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就有可能把潜力挖掘出来。

要想按照比较优势挖掘出发展的潜力，一方面必须有“有效市场”，让企业能根据价格信号去做决策；另一方面必须有“有为政府”，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帮助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并通过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安排等不断完善市场，并用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冲各种周期性的波动和冲击。

总体而言，展望未来，我们应该首先牢固确立“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抓住“换道超车”的机会。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我们将不仅能够落实新发展理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且能够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