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的起源》，[美]E. O. 威尔逊著，诺顿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武夷山

E. O. 威尔逊是哈佛大学昆虫学家，发表过很多影响力甚大的科学著作和科普著作，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2017年10月，诺顿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The Origins of Creativity（《创造力的起源》），这是将近89岁的威尔逊的第34本著作。

他在书中写道，早在100万年前的采集狩猎社会，人类创造力就开始涌现了。他以创新、语言、隐喻、反讽等现象为例论证说，创造力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基础。该书号召下一代的思想家去探索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对称平衡关系，他认为，在“信息泛滥、智慧匮乏”的时代，要呼唤哲学回归。

前不久，《哈佛校报》的记者围绕创造力及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话题，采访了威尔逊。

记者问：在你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你认识到了创造性思维对自己的科研工作是多么重要？他回答说，那是当自己成为哈佛学会的初级会员的时候。该学会的会员是从各个学科精选出来的。那一年，只有8位年轻人（包括他）因为明显具备优异的创造力而被选入哈佛学会。当时，初级会员每周参加两次聚会，一次是周三，一次是周日。每次聚会，要按照英国的传统排场举办盛宴。他第一次参加的盛宴快要结束时，资深会员向初级会员们宣读哈佛学会的誓词。誓词的大意是：你们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你们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但此时我们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必须做了不起的事。

威尔逊说，“成功的科学家所遵循的信条与军人的信条是相反的。军人的信条是：跟着鼓点前进。雄心勃勃的科学家则寻求孤独，走向听不见鼓声的地方”。

于是，他去新几内亚专心研究蚂蚁。从新几内亚回来后，他就由哈佛学会初级会员擢升为助理教授了。整理、研究在新几内亚获得的原始资料，花了他几年时间。接着，他与罗伯特·麦克阿瑟合作，提出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1967年，两人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当时他38岁。紧接着，他考虑再写一本书，将有关群居昆虫的知识系统梳理一遍。他想，这项工作其实是要创立一个新学科。当时他带着名叫斯图亚特·阿特曼的一位研究生，此人专门研究猕猴。师生两人就同去野外研究猕猴。那段时间，两人经常讨论，如何将对猕猴的认识与对昆虫的认识结合起来，因为应当有共同的原理支配着不同的生物。他当时说，这个新学科就叫“社会生物学”好了。1971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昆虫社会》，在该书开头几章，他就论述了社会生物学会是个什么样子，它与生物学和人文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关联。该书的反响相当好。于是，他又花了几年时间潜心研究，于1975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此书将脊椎动物（包括人类）也纳入分析。1978年，他又发表了著作《论人性》，在此书中，他小心翼翼地试图将社会生物学与神经生物学以及进化生物学关联起来，也就是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关联起来。1998年，他发表了著作《知识大融通》。

他认为，人文学者迄今的思维方式一直很执拗，坚持以视听信息为主。他们对视听资料的处理非常娴熟。事实上，我们局限于电磁波谱的一小段里，我们看不见红外线和紫外线，但红外线和紫外线就在那里。作家们在读写能力的起源处止步了。其实，对于作家和艺术家而言，最富创意之旅应该是探索一下，能否转化读写能力以及突破读写的局限。

他说，在新的启蒙时代，科学和人文将相互渗透、融通。记者在采访的最后问道：我们处于一个新的启蒙时代吗？他回答说，新的启蒙时代尚未到来，但生物多样性危机将催生新的启蒙。在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综合起来研究生物多样性方面，我们不仅将付出比现在更大的努力，而且应该付出比现在大得多的努力。所谓生物多样性危机，指的是基因文库的毁损。其实，我们具备适当的条件。如果我们的创意艺术家能发起适当的首创行动，如果那些首创行动的意向明确，如果这些行动不仅能团结人，而且能鼓舞人，我们就能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

要想知道威尔逊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融通寄予多大的期望，请读此书。科学和人文怎么能分得开呢？他写道，“发现行为完完全全是人类的故事，而科学知识是人脑的绝对人性化的产物”。

人类创造力从何而来？威尔逊大师给出的关键是“吃肉” - 新浪看点

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出版了他的第 30 本著作《创造力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reativity）。

威尔逊现年 89 岁，是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人、倡导“生物多样性”概念和“知识大融通”理念，被誉为“当代达尔文”。他获有 100 多项大奖，包括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克拉福德奖等；著有众多作品，其中，《论人性》和《蚂蚁》荣获普利策奖。此外，他的代表作还有《社会生物学》《缤纷的生命》《生命的未来》《知识大融通》等。目前，威尔逊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馆的名誉馆长兼荣誉研究教授。

据《经济学人》报道，威尔逊的新书篇幅不长，但观点叠出，书中讨论的一切最终都可回溯到遗传学与演化论。威尔逊觉得，文化和创造力有其遗传根源。他将创造力的起源追溯到非洲大草原上的史前时期。人类的祖先曾经是无趣而不太合群的素食者，关键的一步在于开始吃肉，这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成群结队去打猎，进而变得越来越习惯群居。这一变化促进了交流和社交智力的进化。最终通过自然选择，符号语言形成了。

据《自然》报道，《创造力的起源》这本书并没有从演化起源、认知神经科学和创造心理学进行深入研究并展开叙述，而是用了更多的笔墨描述我们遗传和文化本质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是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创造力产出的形式和内容。这本书充满轶闻趣事和个人回忆方面的内容。威尔逊还考虑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并呼吁展开“第三次启蒙”运动，这样可以把前两次的经验与此后阶段人类积累的创造性方式融合在一起。

威尔逊由此提出了他颇受争议的观点。《经济学人》一篇书评称，在威尔逊看来，今天的人文学科死板且狭隘，是因为未能认识到自己的演化根源。而拯救人文学科要靠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演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这“五大领域”。通过研究这些不同的领域，科学家们才能将美学和文化进化与能解释其原因的深层基因进化联系起来。威尔逊扩展了伟大的遗传学家 Theodosius Dobzhansky 的口号。 Theodosius Dobzhansky 说，“如果不谈演化论，生物学中的一切都无法理解。”威尔逊则说，“如果不谈演化论，科学和人文学中的一切都无法理解。”

《自然》的一篇书评则认为，威尔逊的文章涉及一些“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内容，并且捍卫他有争议的群体选择观点。他坚信，“整体适应度”理论是有缺陷的，没有亲缘选择，也没有援引它来解释社会行为，当然也没有明确创造力的起源。而作曲家安东尼·勃兰特（Anthony Brandt）和神经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的《失控的物种》（The Runaway Species）一书也许反映了一些内容。作者们通过工程学、科学、产品设计、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实例引领读者探索创造力的来源，并把创造性思维落实到 3 个关键方式上：改造、重组和混合。

具体来说，“改造”通常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来表现某些元素，比如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将建筑的线条和平面弯曲形成波浪和曲线；爱因斯坦利用相对论解释了宇宙的时空弯曲；“重组”涉及碎片化和重新组装，我们在毕加索 1937 年的画《格尔尼卡》以及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混合”即融合各种元素，比如嘻哈音乐中节奏和旋律的混合。但这本书同样没有确认创造力的来源，也没有说明为什么独有人类获得了这种能力的恩赐。我们仍然缺乏一个普适的科学框架来思考人类创造力的认知和演化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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