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今年4月对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专访内容的上篇，点击此处阅读下篇。

去年9月，斯坦福大学知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出版发行，随即收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书中指出了美国政体的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败”的风险。

对此，各界纷纷发出疑问，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自由民主制充满自信的福山，学术思想是否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其中也不乏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认为福山基于20年的观察，对其理论进行了大幅调整，以至于承认相较于民主和法治而言，国家能力对繁荣更为重要，而这恰恰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模式。但在笔者去年11月同福山进行的访谈中，他强调，这种解读误解了他的想法。“我的论点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必须让国家能力与民主和法治相平衡。”他说，“我认为美国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过于强调限制国家权力，以至于把我们逼到了无法做出艰难抉择的处境。但我觉得中国正相反，国家能力与法治、民主之间仍不够平衡，而这也并非是一种良好的情况。”

4月初，福山在其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再次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我们深入探讨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这一问题自1989年初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至今，已经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辩论。福山在文中断言，民主制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这一论述无异于在学界投下了一颗巨石，而随着几个月后柏林墙的骤然倒塌，一石激起千层浪。他随即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删去了原标题的问号，于1992年出版了评述和争议延续至今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所谓的“历史”，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过往事件，而是指“人类活动洪流中体现的有意义的秩序”。他援引了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诠释的黑格尔(Hegel)的见解，即人们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认”(recognition)。

在福山看来 ，自由民主制承认每个公民的尊严和价值，因而他相信民主制具有道德上的基础。就“历史终结”这一问题，福山认为人类终将“接受世界历史‘市场’的判断”——历史相当于一场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当某种政体消除了根本矛盾，人民不再表达极端不满之时，就可以说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赢得了竞争。在福山眼中，自由民主制就是历史市场的上的一个胜利者。

随着福山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深入研究，他逐渐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思考国家能力对政治体制的影响。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和世界秩序》(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一书强调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这一因素传统上常常为研究民主的学者所忽略。随即，福山试图进一步探究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的发展源头，以及这三种关键制度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在2011年问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以及2014年刚刚出版发行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福山综合运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段分析了全球政治发展史。

对于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官僚系统的中国，福山在讨论政治秩序时自然着墨颇多。他结合自己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同笔者探讨了对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见解。以下为访谈的前半部分。访谈内容经过编辑和删节，并经过福山本人的审阅。

曹起曈: 如今想来，你觉不觉得你的论点受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特殊时期里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影响？

福山: 我不这么想。你知道，我最初的那篇《历史的终结》文章写于柏林墙倒塌之前，所以不如说我是在观察（苏东剧变）发生之前就已然涌动的趋势。其实柏林墙倒塌的速度之快，我也吃了一惊。广而言之，我认为我们经历了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的“第三波民主化”，这一过程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其间我们见证了民主国家有35个激增至115个。柏林墙的倒塌仅仅是这一进程的中点，在此之前，拉丁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已经诞生了许多新兴民主政体。

曹起曈: 所以你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的见解？在哪些问题上你的观点改变了？在哪些问题上没有改变？

福山: 有几件事：我觉得现在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许多制度的发展过程是非常偶然而出人意料的。我在撰写《历史的终结》时并未仔细考虑过政治衰败。总的来说，我一开始没有就国家能力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觉得主要区别就是这些。

曹起曈: 你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引述黑格尔的观点称，人类历史的根本驱动力并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心理层面——人们为获得“承认”而斗争。这本书中有整整一章都在探讨这种追求“承认”的斗争。你似乎在说，既然“承认”的问题深植于人类心理，这种追求必然具有普世意义，是这样吗？

福山: 我认为任何政治理论都必须是一种基于人性的理论，因为在某些方面违反人性的政治体制是无法维系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共产主义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对人性的某些方面做了错误的假设——它假设人类本质上趋向于大型集体而非自己或家人，缺乏真正激励个人的机制。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共产主义从未奏效。所以当中国和东欧恢复市场激励体制时，生产力突然之间即得以扩大，其原因在于，在某种层面上，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只愿意为自己工作，而不愿为无法获取个人利益的大型工厂出力。从这点上看，我认为人性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人性的另一些方面的确无助于建立一种现代的政治秩序，对于这一点，我最新的两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及《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谈得很多。人性有趋向朋友与家人的自然倾向，但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必须是不带有个人色彩的——应该基于一个人的优点、技能和（专业）背景选贤举能，而不能仅仅出于亲属关系或利益交换而聘用不称职的人选。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所有的现代政治体制都有与人性不相符的地方，因此必须取得适当的平衡——人性的某些方面不能违背，但也不能让人性完全支配体制。

曹起曈: 但有些人可能会说，人性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的确，演化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人性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通常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表明，人性存在某种确定的模式。因此，你如何回应那些质疑你关于人性的假设本身是否正确的批评人士？

福山:诚然，“人性究竟为何?” 这一基本问题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尚未明确的，因为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模式）极为复杂。所以就这方面而言，文化非常重要，不同的人虽然有相同的基本生物学属性，但由于成长过程中培养方式等其它因素的不同，其表现也不尽相同。所以显然环境可以塑造人。但我觉得，不同文化下的人类行为仍具有诸多共同点。我们已经对人脑的生物学属性及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方式有了很多认识，所以我的确认为，我们现有的经验依据可以支撑“人类普遍享有某些特征”这一说法。

曹起曈: 你刚才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一点很有趣，因为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你对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现代民主制起源于某些地区独有的社会或文化条件”这一论断给予了特别批判……

福山: 这种说法并不尽然。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自己对文化的见解一直是相同的。文化很重要，某些特定的文化习惯有助于成功民主制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不觉得文化是完完全全决定性的。此外，我坚信文化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诸如“阿拉伯世界无法民主化，因为伊斯兰教出于某些原因天生就反民主”，这种论调是未经实践检验的，我并不相信。但如果说伊斯兰教是否滋生了一些对创立自由民主制不利的障碍？嗯，我觉得很有可能。

曹起曈: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许多人声称你对“历史终结”的描述是基于历史决定论的。就我所知，你首次对此予以直接回应是在数年后《历史的终结》再版时的一篇跋文中——你提到自己的观点“只是弱决定论的”。能详细谈一谈吗？你怎么看强决定论和弱决定论之间的差别？

福山: 我认为人类活动的作用和其它更为宽泛的社会力量都应该纳入考量。因此，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论点——当然，这些论点并非由我所创——就是政治形式会随着经济体的发展而变化。所以工业化的过程创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理，人们的教育水平改变之时，其期望要求也相应改变，特别是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几乎总是会提高，我认为这是一种普世的情况，不随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许多政体都尝试过对压制或阻止这种趋势，但如你所知，他们终归无能为力。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社会）力量本身并无法决定社会的形态。我在最新的一本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指出，意大利和希腊，以及德国和英国都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富裕民主国家，但希腊和意大利的腐败和侍从主义(clientelism)现象远比德国和英国严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某些特定的偶发历史事件中不同领袖做出的不同决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意大利历史的关键节点上，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恰恰处于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是某种重大的悲剧，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假使那时是一个更有远见也更为廉洁的领导人执掌政权，意大利原本将得以彻底转变——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曹起曈: 所以你也认为历史上的意外和偶发事件也是重要因素……

福山: 对的，完全正确。

曹起曈: 不过《历史的终结》对民主普世性的整体基调还是高度乐观的。你明确反对了当时存在的悲观见解，但的确提到了两种担忧——左派认为，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民主无法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承认，而右派则基于人们有意追求优势地位的前提，担心平等承认会弱化社会的激励机制。你当时说，来自右派的挑战比来自左派的挑战更为严肃。但从这25年的发展上看，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增长。所以左派的挑战如今似乎比过去紧要了许多？

福山: 我尚不清楚不平等的问题普遍上将如何解决。当然，人们渴望民主的原因之一在于，如果存在这样一种贫富差距，尤其如果这种贫富差距是由于菁英阶层为一己之利操纵政治体制所导致的，那可以想见，绝大多数人不会希望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以行使投票权的方式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和体制顽疾恶化。而这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情形，当时的罗斯福新政和许多福利项目都旨在使得收入趋于平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此之后，美国就没有再实行过类似的项目，个中原因相当复杂，但我并不觉得这个过程已经完结了。并且我认为，长期而言，民主制的确具有自我纠正的机制，这使得我们可以修正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有时候自我纠正的过程缓慢而耗时。

曹起曈: 在同一篇跋文中，你提到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这在当时对于你来说可谓是非常新颖的论点，因为在《历史的终结》的第二章中，你明确列举了强大国家的诸多弊端，将其总结为“强国的弱点”。但随后你反思了之前的想法，用一本书（《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和世界秩序》）的篇幅探讨了国家构建的问题。你为什么对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产生了兴趣呢？

福山: 我认为这其实是源于我对发展中国家所做的所有研究，因为我发现放眼全球，非洲、中东，以及其它地区的国家为何会愈发贫穷，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能力不足导致的负面效应，它比政治发展中其它任何成分的缺乏所造成的影响都更严重。而写作《历史的终结》之时，我尚未仔细考虑过这一问题。我是说，在我看来，自己同许多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一样，有时候会把国家能力当做理所当然之事——嗯，对啊，反正国家能力就摆在那里，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其加以限制。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扪心自问，如何发展国家能力。

所以如你所知，伊拉克和阿富汗面临着国家崩溃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起新的国家，而这不是一个我们习惯于处理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似乎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国家自然而然就是存在的。

曹起曈: 既然你提到了伊拉克问题，你对伊拉克战争的个人态度在这些年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那场战争有没有影响到你对国家构建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

福山: 嗯，有段时间我不禁开始怀疑，如果我们在2003年之前就入侵了伊拉克，如今的结果将会怎样。但总之我觉得伊战的情形对我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我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重大的错误，它反映了我们对国家构建的过程知之甚少，也折射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具备有助于在这些地区构建强大国家的手段。

另外，理解我所说的“强大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依然认为，“强国的弱点”是《历史的终结》第二章恰当的标题，因为当你考虑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时，它的强大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压迫性，这样的国家有许多警察，有强大的军队来镇压异议者，如此种种。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却无法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俄罗斯人的寿命预期一直在下降。国家也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或公共服务，其司法体系也是高度腐败，缺乏公正良好的法律。总而言之，它尽管在压迫能力方面很强大，但就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而言，却非常羸弱。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看似强大，实则有着很多很大程度的弱点的国家，前苏联亦是如此。